这两天气温下降，都不知道怎么给孩子穿衣服了。套了一件觉得不保险，又套一件。生怕孩子着凉感冒。疫情防控之下，看病开药上学都会有额外的麻烦。更主要的是对孩子们对寒冷的抵抗能力心里没数，穿衣往往过犹不及了。
来北京这些年，每年冬天感到严寒的日子并不多，没有特别深刻的记忆。毕业那会独自租了间阴暗逼仄的平房，入冬后，房东用煤气烧暖，聊胜于无，大约只能起安慰作用。人懒，夏天铺的凉席也不换下来，睡觉用薄被一裹，成筒状，一个冬季就这样过来。颇应了那句话：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其实呢，是对这种程度的寒冷不感到畏惧。相比之下，往昔在老家的那种寒冷深深地刻在脑海中，也深入身体记忆。 从温度上看，老家最冷的时候不过零下几度，绝不会到十几度。但那种湿冷侵入到骨髓和肺腑，全方位的侵入，简直是无可逃避的。村里的房屋密闭性极差，屋顶和墙檐之间有很大的缝隙，屋顶又高，冷空气呼呼往里灌进来；窗户大是用塑料薄膜蒙的，容易破损。除了遮风挡雨，屋里的潮冷与屋外并未不同。夜里睡觉，脸露在沉重的被子外被冷空气浸得生疼。起夜出捂热的被子，人便不由自主的打冷颤，大人孩子都憋尿不愿起来，直到实在忍不住了。
天寒地冻的，外面黑咕隆咚，孩子们便爬起来赶去上学啦。那会村里只有一二两个年级，三年级开始就得到隔壁的荷塘小学，五六里的路程。男孩子们大都穿着旧而厚的棉服，鼓鼓囊囊的，穿三匹单裤，半旧解放鞋，头无帽手无套，出门手脚冰凉，经常暴露在外的脸和手冻得像红苹果一样。严重一点，面皮皴了；手背红肿龟裂，生冻疮。北风如割，冷得喘不上去来，手指不听使唤。解放鞋既不保暖又不透气，汗腻成一层污泥，走起来滑腻腻的，停下来脚湿了，很快被冻得麻木。到教室一节课坐着不动，各个瑟瑟发抖，牙关打颤。
教室里有两三个家里得宠的孩子提了小火笼来烤手烤脚，让其他同学眼热得不行，课间都想凑上前伸手前烤下，关系一般的人还不让。后来，有大一点的孩子用家里掉瓷的铝皮碗，边沿上打两个孔，用一根铁丝弯好，两边勾进孔内，做了一个简易的火笼，背了书包出门前，先提了火笼到灶边央老子娘从灶内铲一些柴火，有的烧成块，有的毕毕剥剥地燃着，黑烟突突的，熏得眼泪汪汪的；出门，抡圆胳膊甩动起来，呼呼地转圈，如同耍一个火球；路上又捡了干湿柴火添里面。到教室烧得旺旺的，手冷烤手，脚冷烤脚，于是，猴儿们都跟着学起来，几乎人手一只。
清早天色朦胧，村口远远望去，田野间火球翻滚，如同一对杂耍队伍。脆亮的笑声刺破了山野的沉寂。有时到了教室，湿树枝还没燃尽，一股黑烟从桌子底下突突冒出来，讲台上的老师环顾下面，大喝一声，出去！
自制的火笼也如衣服一般，家里是大的传给小的，大的上初中要住校，就得留给弟弟。 到我们下一代，衣服、鞋袜、校舍环境都好多了，自制的火笼也就用不着了。
每当我记忆起那种彻骨的寒冷，也记起抡动自制火笼的兴奋和乐趣，心里泛起一股回忆的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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