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县市区域的报纸，
一个爱讲故事的小记者，
勾画一组真实的新闻界群像。
1 打分的副总编
我是来自十八线城市的主流媒体的时政线记者。
呃，是党报。
2015年的我，一定没想过我能在这个不伦不类的单位待满三年。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事业改革，领导和老同志有一部分是事业编制，之后进去的都是企业编制。这种不伦不类并不正规，比如我刚进报社那年，实习期过后，要转正了，竟然没人让我们去签个劳动合同，我和同批进的同事一起去总编办主任那询问，她说：
“你们不是已经签过了吗？”
“我们签的是实习合同啊！”
“那个一样的。”
“......”
“那这样吧，你们去找XX，去她那签劳动合同”
当时我就懵逼了，要不是还有点法律常识，真是连劳动权益都无法保障。
这几天，新招进来一个小伙子，叫小飞，他很有意思，一个心里住着清宫娘娘的小伙子，之后我会单独来聊他。
他跟我们吐槽，“报社不是企业么？企业只要200多的体检套餐，为什么报社给我们订了事业单位、公务员的套餐，要查什么艾滋病，300多，自费！”
在我的认知里，似乎入职体检一般都会由单位报销，但是我们报社不是。前几天，在整理东西时，还在旧包里翻出了当年的体检发票，藏了那么多年，死心了，果断揉碎扔掉。
小飞的实习期比我幸福，因为T副总因为一次生病，不值班了。
在T副总值班的日子里，所有实习记者都拿不到工资。
报社的值班总编有三人，负责对日常的稿件和编辑的版面打分，1分就是100元。
他们打分各有特色。
X副总负责唱“白脸”，值班期间给稿子打的分数特别高，大家斗志昂扬，挽起袖子加油干，都希望在他值班的时候赚上满满的一桶金；
Y副总负责唱“红脸”，同样的稿子，在X副总那能拿100元的，在他那只有60元，可想而知，他值班期间，士气低落，编辑叫苦连天，天天说“没稿子，没稿子”，让记者写稿子，记者说开车去乡下采访，拿到的稿费还没去的成本高。
T副总面相和善，大大的鼻子，光得发亮的脑门，虽然快60了，但总是运动裤配一双豆豆鞋，或者一双黑色AJ。他打分标准还算可以，就是拖延症很厉害，老是让总编办催着打分，有时候发工资的时间到了，他还拖着没打，结果就是工资发不出了。他有个不好的习惯，或许是他根本不喜欢打分吧，把记者的工分打了后，给通讯员和实习记者的稿费单基本不开。
实习记者不拿工分，开的是一张稿费单，稿费较工分而言相对低点，但苍蝇虽小也是肉啊。我实习的三个月，干活很卖力，有一个月是他值班，结果一分钱没有，损失人民币2000！
大家会问，欠薪讨薪，天经地义。
回答是，我们做过。
我记得那是一个欠薪的六月，到了十月，我们找齐整个六月的报纸，想递交给T副总，结果这一叠报纸送进去后，就再也没出来，能让人一度怀疑，难道我送进去的不是一叠报纸？是肉包子？
新人被剥夺一些权力，能理解，也忍了。只能说，不容易，我竟然入职快三年了。
这四年里，遇到的“妖魔鬼怪”有不少。
2 年轻人要多讲奉献
昨天，路过一家大型足浴店，门口张贴着招聘启事。
足浴技师，3000—5000元。
迎宾，2500—3000元。
总监，3500—5000元。
……
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记者，这个听起来社会地位还蛮高的群体，其实获得感挺低的。无冕之王只属于曾经的时代。
每个月，若每天能发表一篇稿件，一个月也只能做到足浴店迎宾的工资，甚至更少。按月薪来看，我们和环卫工人、服务员、事业单位合同工没差，这给了我们极大的失落感，脑力劳动加上压力劳动，工资薪酬与劳动强度形成了强烈反差。
业内不少同行，自嘲为“新闻民工”，因为不仅杯水车薪，为了深入采访，往往是日晒雨淋，与采访对象同甘共苦。
作为十八线城市的党媒，体制不能与大报相提并论，管理混乱是常有的事。我们总编常常感叹，为什么如今的年轻人少了拼搏精神，甚至连副主任都没人去竞聘？
最终，他把原因归根到年轻人家境优越，谈薄名利。
“年轻人要多奉献。”这是他在党课上常提到的一句话。
但年轻人却有着自己的想法，开完会，大家散回各自部室，我的一位同事燕子，她把会议记录本拍在桌上，自己嘀咕了起来。
“一个拿着40w年薪的人，要求拿6w年薪的人讲奉献？”
对，我们淡泊名利，却也关心生计。
3 偶遇的妖魔鬼怪
这四年里，遇到的“妖魔鬼怪”有不少。
先说一个乡镇的特约记者，叫马平（化名）。
他50岁上下，白白瘦瘦，穿着一白色土西装，一双桃花眼，扑闪扑闪。
刚进报社那年，要去那个乡镇采访，马平开着一辆桑塔纳来接我，初次见面，就勾肩搭背，让我很不舒服。
车上，他话很多，问东问西。到了一半路程，他话锋一转，问：
“如果被领导潜规则，你会怎么做？”
“现在这种情况应该蛮少的吧。”我答道，当时我有点震惊，又有点好奇，难道他要曝出点什么惊为天人的八卦？
“不少的，乡镇里不少女干部都被领导潜。”
我还没八卦是哪个乡镇的领导，哪个乡镇的女干部。他就自己曝了出来，似乎在他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如果被领导潜规则，你会怎么做？”他又重复了一遍。
做记者，见过不少形形色色的人，其中不乏有权有势之人，作为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虽然采访科学家、企业家时会紧张，但也知道要无论面对何人，都要不卑不亢。
和采访对象的所有联系都在于一纸文稿，稿件发布，就啥都断了，管你是什么天王老子，一概成为联系人里的“僵尸粉”。如此我们，因为涉世未深，因为职业性质，往往正义感爆棚，在面对此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就是：
我连天王老子都懒得理，还会理要潜规则的领导？我炒了他鱿鱼，又怎么了呢？
“难道不能辞职吗？”单纯的我有点义愤填膺。
我的答案，顺利结束了这波油腻腻的对话。
后来，随着各类传言的集合，我才知道，何平这人不简单。让我不再奇怪，他能对初次见面的人聊上这类话题。
事情有点雷人，坐稳，要开车了。
坊间传言，那是若干年前，有两件事。
一件是猥亵了一个10岁的少女。东窗事发后，被送进了派出所，但被领导保了出来。这个领导就是他之前跟我说的潜规则女干部的领导。不知是一条船上的蚂蚱，还是同道中人心心相惜，那位领导尽己之力，力保马平。
另一件是他和一个中年女子搞了婚外情，但剧情远不止于此。我们这个小县城就三家主流媒体，报纸、电视、广播，几家媒体的记者相互都认识，有些还是很好的朋友，或许出于记者本能的好奇心和猎奇心理，很多县城里的故事掩不住，一传十，十传百，就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关于马平的这出戏码，不仅仅是一场婚外情那么简单，而是有三个主角。
“他和那个中年女子的女儿也有关系。”电视台的哥们在说这事的时候，眯着眼睛，压低了声音，把食指抵在嘴唇上，故作神秘。
马平和这母女俩都发生了精神及肉体上的关系，具体怎么发生的，无从知晓，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成了大家茶余饭后最好玩的聊天话题。
可能因为他发生的这些事情，他在乡镇里混得并不好，同期工作的人不是升职就是调离乡镇，而他在乡镇只负责宣传，既没有上升空间，也不在重要岗位任职。
前段时间，听说他被新领导调到了一个边缘乡镇，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吧！
4、报题会
每周星期二是我们开报题会的日子，这天的上午，理论上不得请假、采访。
报题会，就是所有编辑记者坐在一起，把手头的题材说出来，大家听一听。
这些围着值班总编坐的记者们，来自多个部门，有时政线、社会线、摄影线，还有经营线。每个人报完了题，就会不自觉地拿起手机，开始刷淘宝、玩消消乐，一排排，头都是低着的样子。
如果这场报题会，总编来旁听了，那出现上面这种情况，他总是会黑着脸，在会议的最后把大家教育一下：
“开会没有纪律意识。”
“题太小了，太琐碎。”
“来的每个人都要说点东西，不要来坐一下就行了。”
……
当然，没有总编参加的报题会相对轻松一些，因为大家又可以肆无忌惮地掏出手机，光明正大地低着头。
这星期的报题会，出现了一个“造反头子”。
由于种种原因，这次会议总编没来开会，副总编也没来开会，主持开会的是总编助理。
题报了一圈，轮到经营线的主任讲话，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30多岁男青年，做事有魄力，做人有亲和力。他刚进报社时，已经是前任社长的女婿，十年不到，他因为能力和人力双血槽，加入了主任队伍。
他吐槽着微信公众号调高价格后，生意惨淡的现状。突然，他说：
“今天领导反正都不在，我也想听听年轻人们的建议，经营难做，我们要去看问题出在了哪？领导没有意识到问题，我也没办法，说难听点，我辞职了也不是没地方去。这个企业化的事业单位真的是不伦不类……”
说完，他转身朝向一众小姑娘，继续说：
“你们都不用担心的，合同工大不了就走。”
他说出了大家一直想说的，正中人心，我似乎还在大家的大笑和讨论声中听到了稀落的掌声。
最近单位里正在闹一件事，能阐明有多不伦不类。
我们这个县，事业单位领导不能单独一个办公室，办公桌有尺寸要求，这些改革其实在2014年就在做了，但报社作为企业，幸免于难。
这几天，似乎是因为有人要来查这件事，主任们纷纷搬离独自一人的“小天地”，和普罗大众们“蜗居”了起来，副总编们原本一人一间大办公室，这办公室里还有床和厕所，听说也要搬到主任级的小办公室了。
严格地执行事业单位的制度也就算了，但发钱却又很不及时。去年的市政府奖金，其他事业单位已在过年前就都发放到户了，我们单位到现在连个钱沫子都没看到，说是还没打到账户上。钱没到账的也罢，但原本订报纸发的提成今年也说被扣押在了上级传媒集团，不知何年何月能发。
另外，今天我续签了一份劳动合同，全社续签，原因是，里面加了一条霸王条款。
鉴于人员流动性较大，人才流失严重，因此在合同中加上了一条：
未满五年因个人原因离职的员工，需根据人才培养成本支付一定赔偿款，同年年终奖全部扣发。
嘴上说着mmp，大家还是含泪签下了这份劳动合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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