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邱长安在一起的日子

和邱长安在一起的日子

      每当打开泛黄的相册，映入眼帘那张五十二年前的旧照，总会勾起我对同窗好友邱长安同学的思念。从1999年的同学聚会，到2017年的同学聚会，一次次期盼的相聚，总是一次次的失落，再也无处寻觅他的踪迹。而今，传来的却是他早已逝去的噩耗。

      带着茫然而伤感的心情坐在电脑前，笨拙地敲开尘封的键盘，那一幕幕随着时光流逝而淡去的往事，又渐渐浮现在眼前。

      那是文革初期的1966年10月，我接到了去南京串联的通知，我们这支串联队伍有30多人，有高三年级的大哥大姐，也有初一年级的弟弟妹妹，而与我同行的同班同学只有一位，那就是邱长安同学。

      动身的那天傍晚，看到汽车站的大客车前车来学校接我们，长安同学像是去执行一项光荣而又神圣的使命，激动得满脸通红。对于我们这些从未走出校门和家门的山区小孩来说，要去的是我们向往的大城市，心中不知该有多高兴，汽车在通往福州的公路上颠簸了一个晚上，我们一路激情把歌唱到了福州。

      第一次到省城，看到什么都新鲜，长长的蒸汽火车，高耸的东街口邮电大楼，宽敞的“五一”大马路，在我们的心中，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不几天，我们便领到了前往南京的火车票，那张印着红红大字的《革命师生乘火车证》，直到现在我还小心保存着。

和邱长安在一起的日子

      在南京的日子里，我和邱长安同学到过中山陵，虽然是文化大革命，但那里的一切还是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孙中山先生仍安详地躺在陵墓中，尽管有人贴他的大字报，但前来瞻仰参观的人流不绝。

      我们俩一起去过南京烈士陵园——雨花台。解放前夕，很多革命志士牺牲在那里，漫山遍野露忠骨。听说山上有很多小花石，遇到下雨，那些小石子上的红花纹显得加更艳丽，就像是革命先烈洒下的鲜血，故称“雨花石”，雨花台也因此而出名。当我们爬上山岗，见到漫山遍野的红卫兵在寻找雨花石。邱长安同学说，他很想拾些雨花石留作纪念，可是我们山上找了半天也没找着一颗，只好作罢。

      在雨花台，我们俩参观了革命烈士纪念馆，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革命志士临刑前写给妻儿的遗书，那种还不完全看懂的文言文，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妻儿的亲情难舍和对革命的忠贞不渝，至今令我难忘。后来我们一起到过南京大学，那里正在批斗“走资派”，看到了南京市市长彭冲被红卫兵包围着，人群不断地振臂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彭冲”。这时，我不由想起雨花台上的那位烈士，如果他有幸活到今天，也许也站在台上挨批挨斗，心中不由一片茫然，咽喉像被什么噎住似的，喊不出口号。当时，我一把拽着长安的衣袖，把他拉出人群。我把自己的感受悄悄告诉邱长安同学，他说，他也有同感。那年月，真有许多让我们这些学生娃想不明白的事。

      在南京呆了几天后，大家喊着要去北京，可是我们串联队没有去北京的介绍信，拿不到乘车证能行吗？长安同学说，我们可以先去天津，再从天津步行进北京，大家都赞成这一建议。终于我们一队人马挤入了北上的火车，这时，已不要乘车证了，火车每靠一站，就有红卫兵从窗口爬进来，车厢内拥挤不堪，外面已是寒冬，车内却臭汗淋漓。经过了两天两夜的艰难行程，火车进了天津站，没有人赶我们下车，庆幸之中，火车继续前行，我们来到了日思梦想的首都北京。

      一位热心的老大娘把我们领进了街道居委会接待站，那是一间大平房，地上铺着草垫、草席，屋角立着一个从未见过的大柜，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黑白电视机。我们白天外出串联，夜里很晚才回接待站，接待站每天三餐供给每人两个馒头，一碗白菜汤，早饭后，我们带上午餐的两个馒头就出发了。有一天，我不小心把装在大衣里的馒头弄丢了，中午还是邱长安同学把自己的馒头分给我充饥。

      在北京，我和邱长安同学一起去过北大、清华，在那里看到了无数的大字报，但没留下什么印象；我们去了天坛，可惜只见到一个空空的祭坛；我们路过颐和园，但没走进去，因为还不知道那是赫赫有名的皇家园林；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军事博物馆，那里摆放着各个时代的武器，向人们展示着中国革命的历史。 

      到北京十几天后，接待站通知我们要进行队列操练，准备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得到消息的人们高兴得一个劲地欢呼“毛主席万岁！”。那几天，我们被编成连、排、班，接受解放军的队列训练。在临近接见的那几天，我们被告知，晚上不要外出，因为毛主席接见的时间是保密的，随时可能接到通知，要是外出，就失去机会。一天晚上八点整我们接到紧急集合的通知，队伍从小路绕道穿过西单到达西长安街，一路上有许多队伍加入，西长安街上聚集了无数的红卫兵。我们被告知进行接见演习，按每18人一排，每18排组成一个方块队伍，八列队伍平行通过华灯齐放的天安门广场，人们臂挽着臂，手挥语录本，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当我们回到驻地时已经是下半夜了。

      就在我们参加接见演习的第三天，11月29日凌晨两点，我们被紧急集合的哨声叫醒，人们不慌不忙地集合，红卫兵队伍从四面八方有序地向东长安街汇集，到达那里时已是黎明，十里长街上飘荡着《东方红》乐曲，我们望着冉冉升起的红日，静静地盼着那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八时整，高音喇叭响起了乐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人流向天安门广场涌动。按照接见演习的队列，我们手挽着手，挥动毛主席语录，高呼万岁，浩浩荡荡走向天安门，我们看到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中间，红光满面，不断向人们挥手。那天下午，我和邱长安同学一起挤进北京电报大楼，把见到毛主席的喜讯传回了家乡，传给了家人。

和邱长安在一起的日子

    在北京的这段日子里，邱长安同学就像我的大哥（至今我不知道是他年长还是我年长），北京的初冬寒风凛冽，他看到我只穿一件单薄的裤子，就把他的裤子借给我。我们一队人马在北京足足呆了二十多天，天气越来越冷，出来已整整一个多月了，大家都十分想家，看到我发呆时，他总是不时地安慰我。那时在北京的红卫兵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从要求回家到安排火车，整整等了一个星期。北京到福州的列车被挤得满满的，我们挤上车时，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从北京到福州的三天两夜，我和长安同学一直是背靠背地站在车厢尾部的厕所门边，现在想起来，也不知当时是怎么熬过的。

      其实，我们俩在班上都算是沉默寡言的内向小男生，基本上老死不相往来，是这段文革串联让我们相识相知而结下了友情。但回校之后，由于“停课闹革命”和派别武斗，我们不再有来往，直到匆忙毕业各奔东西，来不及道一声再见的分手竟成永别，但他那腼腆的笑容、瘦弱的身影，随同他那大哥般的真情，永远刻印在我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