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在去西安的飞机上，我在美国，爸爸在北京。三个人，三个点。
姥姥刚刚从湖南老家回来，老家的表姐姐阿慧结婚了，她去看她，顺便也看望老家的亲人和老同学。我不敢相信阿慧结婚了。
我感觉我和我最亲的人，也像宇宙里穿行的行星一样是永不相交的遥远。
我觉得我最近荒唐极了，什么都做不好。
写在本上事一件都顾不过来，作业忘记交，老师的问题答不上来，故事找不到主题，连和人说话都紧张，我好像越是上学越退化，像我在高中时觉得的那样，不同的是，我现在不能退出。
我知道我不能再退学了。大学一年级的那个寒假回来，我坐在寝室里整理好我的东西，没有什么理由或是理想的退了学。
这回我不想让爸爸难过和惊慌，也不想让妈妈一直的辛苦白费，但是我似乎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连睡觉的想法都要靠一件别的什么事情来培育，不然就一个人直直的盯着天花板或者空白的某处一直的盯着，大脑还是紧张的。
上上礼拜的音乐课我没去，视频没有剪完，第二天一早就要截止了，晚上我就独自在机房剪完我的故事。六点一刻早到了，音乐课开始了，我看着表，一肚子心情讲不出来——早该知道没有多少精力可以给的，为什么要报呢？想的是平衡平衡专业课上的压力，实际上更是偏离。
音乐课老师是个三十左右的研究生，一边教课一边上课。是很热情大方的人，很用心的备课，也有很多要求，一周要我们练五天声，每次要记录，练了什么，哪里做得好，哪里需要努力。
第一次上课七个人，后面就五个人来。三个男两个女，一个男的是一个老爷爷，已经六七十的光景，却并没有老态，上课总是很积极的讲话，问不懂的问题。
“你说什么？”
“哪里要动？”（老师有时会要我们关注自己的发声方式和呼吸方式，观察声道的震动，丹田和肚子的运动。）
“这个我可不太会。”
“你知道我们年轻的那个时候也像你们一样是听流行音乐的，但我们那个时候的歌词可不一样，写得有意思，现在的歌词我听不大懂了，讲的是什么？”
上上周的课上每个人唱了一首自己选的歌，大家都唱了，我没在，没唱，也没听，遗憾极了。还特意早一周去老师办公室合了调子，但是结果连课都没去成。
上周的课上我没讲话，下课以后道了别就走了。慢慢悠悠走到一楼的拐角，一转身同课的另一个男生坐在那里像是在等人。
他是我所在的报社的前主编，说来巧得很，报了一节音乐课就又碰到他，上个学期初阶视频课里我的最后一个故事采访的就是他，讲他们在报社出版报纸的故事，那个时候既没想到一个暑假后我会进报社，也没想到会在秋季和这个人会变成同课的同学，还要唱歌让对方听到，真有点不可思议呢。
我和他打了招呼，一个念头来了，就张口问他，“你原来在报社的工作怎么样？”我的问题硬硬直直、没头没脑地抛给了他，说出来就把自己吓了一跳，人家又没有欠你的，你的紧张要抛给他来回答？
我们课下并没有什么交流，除了一起唱歌外，我们根本不聊什么，也没什么交集。
他倒也回答奇怪的问题回答的很习惯了似的，一个从高中就开始写报纸的“老记者”，“怎么，你在忙的就是这个？”
我说是啊，好像被马追一样的在忙啊。
“嗯，怎么样？在报社的工作让你讨厌自己、讨厌生活了？”他竟然一语道破我的心事，“我完全感同身受。”
这学期他已经离开了报社，这是他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学期，也是第一个不写报纸的学期，还上着唱歌这样怡然无所图的课，看来俨然退休状态。
我坐下来和他聊起来，听他讲他以前的事，糗事和好事都有。问我说现在的工作里具体是什么事情让我烦恼，我说我找不到故事讲，以为是很容易的事，结果自己做起来蛮不是那么一回事，他说他以前也是一样，最难的就是找想法，这个老老编辑竟然也有没故事讲的时候，我听着既惊讶又安慰——嗯，应该不是我脑袋有什么问题，大家都有这样的时候。
一会聊着聊着我的好友保罗走来，他原是音乐学院的学生，现在已经毕业开始打工，在一家艺术馆里做巡馆。竟然突然见到他，觉得神奇极了。他回系里来参加音乐节。什么音乐节？我问。
保罗是弹钢琴的一把好手，但是还并没有所用，他现在就像我所恐惧的那样站在毕业和下一步打算的中间慢慢前行着。我很喜欢他，因此觉得他会有很好的以后，只是还不知道是什么样。
正聊着新闻的当，他又要看音乐节的表演，要是一般我一定会追上去粘着他一起，但今晚我很理智，我说我晚些时候会打给他。
老编辑开始列书单了，我问他有什么方法写得好、有什么书好读，他就一一的想来说给我，我打开手机开始记下。
他说不要把每一次的采访都从头到尾的写成文字，太浪费时间了又不讨好。
他说他最多的纪录是一周写了六篇还是八篇报道，说写东西不要太纠结。新闻看起来复杂，实际上就是把听到的、别人说了什么，写下来，印出来，就没有别的了。
他说事情做起来要有方法，不要死干，要找对人。自己要有清楚的想法，因为写故事的人，比起讲故事的人来更知道故事的里重要的是什么，记者、创作者、拿着笔的人，要做这部车的驾驶员，而不要被受访者想讲的、他所觉得重要的点带跑偏了。
我听得很起劲，又害怕这又只是被人好好地教了一通在实际要上手的时候却还是什么都没学会的车祸现场。我看见自己飞出车窗一百米还在空中没落地。
“反正这些只是我的想法，你现在的感觉我深有体会。记者是份很艰苦的工作，要做起来不容易，但是很多人很爱它，我就很爱它。”他说。
”真的？“我有点难以想象，因我原也以为自己是爱的，但是做到现在的地步就很难说我有什么资格谈爱了似的。
“是啊，不管怎样，这是值得去做的，虽然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做这工作了。”他说。
毕业后他要去做广告类的撰稿。他的本行是历史和政治，本也就不是新闻，但报社的工作他足足做了三年，我这专业户呆了不到一个学期就坚持不住了，可见他有多爱写。
“我希望你整个工作下来非常特别的好，这怎么样？”这老同志似乎知道光是给我建议和忠告改变不了我的烦躁情绪、像要治好我全部的坏心情一样的对我说。我眼前一瞬间闪过睡美人出生的时候三个圣母为她永远幸运发愿时的景象，我说可谢了你的美意。
就这样我的心情被老编辑说得有了好转，好像什么东西踏实了下来，又可以落在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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