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二）往事不如烟
1.两位老师游街示众
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家乡也同全国各地一样，轰轰烈烈地进入到白热化程度，白天高音喇叭不断播送中央文件精神，晚上在大队部对那些“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进行批斗。
一天早晨，从马路上传来一阵稀稀落落铿铿锵锵的锣钹声和人群的嘈杂声。无所事事的我便好奇地出了家门朝马路上走去。
远远就看见一群人吆五喝六地簇拥着胸前挂着木牌子的两个人向公社走来。原来是在教学上小有名气的两位年轻的男教师在游街示众。
一块牌子上写着“打倒特务分子！”，另一块木牌上则写着“打倒地主的孝子贤孙！”上面都加一个大红叉。一根粗铁线穿过木牌上的两个小孔悬挂在脖子上，随着人的走动，木板哐哴哐哴地摇来晃去，脖子上勒出一道血痕。
两老师的头顶上都被理发师犁成一个“十字架”，两道明白无误的寸指宽的交叉线犹如两条交汇的河道，旗帜鲜明地把原先黑黝黝的满头乌发平均分成四块领地，四撮蓬松的黑发像四座小山迎风矗立，看上去就像两名滑稽的跳梁小丑，不少人见了忍俊不禁抿嘴发笑；
每走一步，一位老师就高举棒槌重重地朝锣盘上“哐……”一声敲击，另一位老师则两手用力地击打两片铜钹，便发出“锵……”一声长鸣，两人一路上你敲锣我打钹，“哐……锵……哐……锵……”一呼一应，铿锵有力，响彻天空，吸引了不少过往行人驻足观看。
袖子上戴着红袖章的几个民兵和红卫兵耀武扬威地不时推搡着两位老师。他们站不稳脚跟，踉踉跄跄，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耍猴似的耍着，或许是由于紧张、疲累、羞涩，一头大汗，满脸通红，虽然是12月的寒冷天气，衣服领子还是被汗水濡湿了。
我因为有去学校代课，对他俩很熟悉，知道他们都是孩子们敬重的好老师。想自己出身也不好，如果是一名正式的教员，兴许今天也会跟他们俩一样，在此出丑。也许是同病相怜的缘故，对于他们的遭遇我深表同情，因此不忍卒看，心里紧张得如同十五只吊桶在七上八下，噗通噗通直跳，赶紧转身一溜小跑回家去。
后来听说他们回学校后把头发全理光，还好是寒冬腊月天，两位男的老教师把自己的帽子借给他们戴。要是炎热的夏天，该怎么办？那只好顶着一个葫芦瓢似的光秃秃的和尚头了。那时年轻人很少剃光头，不像现在这么普遍。
2.破四旧，砸烂封资修
没多久，中央就提出了“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砸烂封资修”的口号。全国人民纷纷行动起来，把所有属于封资修的“糟粕”东西统统被砸烂，拆寺庙砸古董烧古籍……
我们大厝里的各家各户也积极响应号召，争先恐后地把神龛里的祖宗十八代的灵位、逢年过节装着米饭祭祀用的红漆“斗星”、装蜡烛的“烛斗”、贴在门框上的门联等所谓封资修的东西统统拆掉撕下来搬到大厅来，大家七上八下地纷纷举着柴刀斧头乒呤乓哴地把它们砸个粉碎；
此番“破四旧”声势浩大，我们家砸碎的东西还不少。
首先是两块大牌匾，一块是父亲当乡长时因剿匪有功授勋的那块，另一块则是曾祖母守寡63年的贞洁牌匾；
被我毁掉的还有武士曾祖父的一个如同蒸饭的大饭桶一样的两层尖顶帽盒，和装在里面的黑白两顶清朝带翎帽子，由于年代久远，这帽盒和帽子都已被阳光空气腐蚀得只剩下支离破碎、形同虚设的躯壳，手一碰就纷纷扬扬地解体；
读军校的三叔多才多艺，八、九岁时就在大屋大厅墙壁上画花鸟树木，保留许多年，至文革开始才被粉刷掉；
最为惋惜的是被我付之一炬的三叔画的已经裱褙好的四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国画。八仙分别为:汉钟离、张果老、韩湘子、铁拐李、吕洞宾、何仙姑、蓝采、曹国舅；他们两两一图，人物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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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两位老师被游街示众一幕，我回家对母亲说了（那时兄弟俩在外打工），胆小怕事的母亲跟我一样，整日忧心忡忡，忐忑不安，深怕哪天红卫兵上门来抄家，要是被抄出什么违禁品，被抓去批斗，那可就惨了。
为了不让家中留下一星半点的“封资修”东西给人以把柄，我跟母亲一起翻箱倒柜，仔仔细细检查犄角旮旯。结果在一个暗屉中找到三叔的那本黄埔军校同学录，我反复地摩挲着那精装版宝蓝色的封面，沉吟良久最终还是把它、一床绿军毯和一个隽刻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十期”字样的锡制脸盆主动交到大队部去；
二十多年后（1995年9月），三叔带着妻女回大陆探亲。他得知留在家中的所有东西在文革中都被我毁于一旦，有点不高兴，颇有微词，说“别人为什么都没有毁掉？就你……”他回来有去拜见一些老同学。有的村庄运动开展得没有我们家乡激烈，所以那些东西能逃过一劫。
我低着头不敢回答，真想说“叔叔，你不知道那时的紧张局势，这些东西要是被查到会是什么结果呀”，话到嘴边我又咽了下去，只是红着脸一再表示对不起。
被我砸烂的还有母亲陪嫁的那些景德镇烧制的洁白精美的三尊瓷器，有“滴水观音菩萨”、“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牧童骑牛吹横笛”。我一尊一尊地把它们抱到大厅，高高地举起来“嘭，嘭，嘭”地往地上扔，一下，两下，三下，四平八稳的老水牛除了头颅手脚一砸就碎外，溜光圆滑的便便大腹却纹丝不动，为了砸得彻底，我又高高地举起斧头朝着大肚子重重地敲，“砰，砰，砰！”直到粉身碎骨才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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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革命运动一知半解，不知所措的母亲跟我一样也不懂得这些东西到底算不算“封资修”？只是茫然地认为这些东西都是从旧社会带过来的，应该算是吧，还是砸了为妥。
最令我怀念与惋惜的是那本“作文辞典”，淡黄色的硬壳封面，跟砖头一样大一样厚，以前不知落在何处角落，尘封了十几年，我们居然都没发现，要不也会学到不少知识，这次是因为彻底搜索才把它跟淘宝似的给淘出来。
翻开扉页，看见里面有丁玲、郭沫若、鲁迅等名作家的精妙话语摘录。此时被“革命热情”冲昏头脑的我，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发现背面印有“上海商务印书馆”字样，出版时间是解放前，也不敢继续仔细阅读，偏激地认为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东西应该都属于“封资修”的“黄色毒草”吧，为了免生枝节惹上麻烦，也不敢寄放在别人家里，虽然百般不舍抚摸不已，可最终我还是狠了狠心，忍痛割爱，上交了。
这些上交的东西后来怎么处理不知所云，被谁拿走了还是被烧毁也不敢去问，结果石沉大海。
其实破四旧，我们家还不是第一次。我记得刚解放那会儿，识字不是很多整日胆战心惊头脑却很清醒的母亲，认为父亲在国民党政府做事，叔叔在国民党部队任职，他们都走了，留下的那些旧书报旧杂志应该都不是好东西，要把它们清理掉。
母亲经过筛选，除了留下一套蓝色硬壳包装的《康熙字典》、几本什么《薛仁贵征东》、《穆桂英挂帅》、《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一本作文辞典、几本教科书和两本芥子园绘画本外，其它的都被她一摞一摞地搬到院子里烧掉。
那时我们仨孩都还没上学，根本不懂得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说，更不懂得如何去拯救那些书本的命运，还觉得很有趣，傻乎乎地蹲在火堆旁边看，也手忙脚乱地学着母亲那样，把完好无损的一本本书先是掰成两半，然后再窸窸窣窣地一页一页扯下来扔进熊熊燃烧的火焰里。
焱焱的火苗吐着舌头呼呼上窜，缕缕青烟袅袅上升。
才几个月大的弟弟坐在一把竹椅里手舞足蹈地咿咿呀呀，看着热闹。
六岁的哥哥不时地用一根小树叉捅着火堆，一阵风刮来，一片片薄如蝉翼般的黑色纸符纷纷飘飏到空中，然后又缓缓地旋转飘落在冰凉的地板上，如同耷头折翅跌落的黑蝴蝶；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呛鼻的印刷油烟气和纸张的焦糊味，氤氲不散，呛得我们涕泪恣流，咳咳地嗽个不停。
几个小时的烟熏火燎，我兄妹俩被炫得面红耳赤，脏兮兮的小手就像那黑不溜秋的猴爪子。
烧了大半天，院子里留下一堆忽明忽暗奄奄一息的纸灰。
谨小慎微的母亲怕风卷残云引起火灾，从水缸里舀出一大瓢水对着那堆纸灰当头浇下去，随着几声滋滋的响，几缕烟灰扑棱着冲将起来，很快又沉寂下去，一堆小山似的灰烬终于停锣熄鼓。
母亲说她自从嫁到黄家，整日做家务带小孩忙得像陀螺，根本没时间去翻看那一堆书，那些大部头的书也看不懂，总觉得留着它们有点不对劲，到底哪不对劲又说不出来，模模糊糊的似懂非懂，又没人给她指点迷津，只好鱼龙混珠，搬出去烧掉。虽然也觉得很可惜，但她无可奈何。母亲说着不停地摇头和叹息。
留下的那些旧课本，母亲有的用来夹鞋样花样，有的卖给挑货郎换回针头线脑或是敲几片薄薄的麦芽糖给我们小孩解解馋。
经过我们数次的清查与烧毁，后来接连两次造反派来抄家都一无所获，家里因此平安地度过那段政治气氛十分紧张的时期。我想这与我之前“心狠手辣”的彻底清除与打砸不无关系。
那时，“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每天晚上都要到大队部办学习班，有的还被批斗。幸运的是，勤劳善良，忠厚老实的母亲一次也没有参加学习班学习，当然更没有挨批斗，一家人小心翼翼平平安安地侥幸度过这十年浩劫。
3.武斗，家乡死了个年轻人
文革开始后，我们家乡同全国一样，许多年轻人都积极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整日不是忙忙碌碌地打砸抢，就是批斗“黑五类”、“封资修”、“走资派”，搞得热火朝天；
有一次，县上两派搞武斗，我们村里还死了一个年轻人。因为他长得胖，脂肪储存的肚子圆鼓鼓的，人家都叫他“阿肚”，他兄弟姐妹好几个，父亲身体不好脾气又坏，他妈不堪重负，在“阿肚”八九岁时就跳河自杀了。
那时候我还是小屁孩，一天傍晚，听说某某老婆跳河了，也跟着人们去看热闹，她浑身湿漉漉的被人捞起来放在岸边，几个孩子围在母亲身边大呼小叫，哭得很伤心……
俗话说“一寒草一滴露”，后来，缺失母爱的几个孩子互相拉扯着都相继长大。阿肚排行老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长得胖墩墩的，虎头虎脑，没念什么书，人家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天，他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自告奋勇地跟着别人到县城去，在离县城三十多里路的地方糊里糊涂地上了“战场”一一观点不同的两派人要决一死战！
哇，那仗打得好可怕哦！哒哒哒，机关枪都用上了。在一阵密集的枪林弹雨中阿肚吓得抱头鼠窜，别人叫他趴下！趴下！他傻乎乎地还站起来东张西望，结果一颗不长眼的子弹不偏不倚射中他的左胸心脏，只听砰一声响，顷刻血流如注，身子噗通一声向前扑去，像只被人拍得半死不活的青蛙似的匍匐在地，四肢抽搐，口里嗷嗷叫着直吐血。
因为当时火力很猛烈，没有人去救他，等到双方都退出阵地打扫战场时，才发现他因流血过多已一命呜呼。可惜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轻易地结束了！
第二天午后，他被人用车运回来放在马路边。一位跟他一起去的同伴手舞足蹈地跟周围的人诉说着事情的经过。
那是一个大热天，我随着潮水般的人流去了马路边。只见五短身材的阿肚，光着膀子鼓着肚皮，一张苍白的圆脸侧向一边，一头乱蓬蓬的头发夹杂着枯黄的稻杆草叶，打着赤脚，浑身粘满一坨坨黄泥巴，七窍及身上的黑色血污都已结疤，脸颊上似乎还挂着一串清涕，上面爬满了不停地摆着头摇动着触角的小蚂蚁，四周有几只苍蝇在嗡嗡嗡地上下飞舞；
我们这里有个习俗，凡是死在外边的人，都叫“半路死”，就像死猪死狗一样，遗体是不能进大厅，只能在厝边或路旁搭个简陋的棚子供他们暂且安放。闻讯赶来的兄弟姐妹把他团团围住，呼天抢地，嚎啕大哭……他或许到死都不明白，自己到底是为谁死的，到底死的值不值。
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我也感到很茫然，原来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好端端的一个人，强壮的身体，早上出去，中午糊里糊涂地说没就没了。村里人不禁唏嘘，摇头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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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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