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一）.往事不如烟
1.文艺宣传队
1963年，我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回到家乡，参加公社组织的一支乌兰牧骑式的文艺宣传队，经常上山下乡到二十来个生产大队巡回演出。
宣传队表演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男女声独唱、合唱、小品、舞蹈、多口词……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也宣传农业科普知识，表彰好人好事，深受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与好评。
三十几个男女演员像唐僧取经一样，“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红日，送走晚霞……”从平原到偏远山区，一路跋山涉水。
我们到过七都下庄的高山斜洋村（现在已建成漂亮的“七叠温泉”，海拔400多米，四面环山，林木葱郁，空气清新，风景秀丽，是福建省内已开发的海拔最高的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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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省璜八都桥头、璜洋、谷口、谷阳，到过与永泰县下跋村交界的最高处玉水、柴岭……
（县内赫赫有名的八都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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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演员挑的挑，抬的抬，装着锣鼓钹琴箫等道具的柴木肥皂箱沿途“哐当哐当”地晃晃荡荡；
十几个女孩子虽然来自农村，可一乡山水养一乡人，除了我有上初中因失学有点郁郁寡欢外，其余的个个青春靓丽，嘻嘻哈哈，无忧无虑。
姑娘们背着装有各自服装发饰的小包袱，唱着小曲哼着小调，迈着轻快的步伐奔走在弯弯曲曲细长的乡间小路上；
手拉着手互相搀扶着，卷着裤管，提着鞋子赤脚踩在哗啦啦流水下滑溜溜的“桥芯”——石墩上，战战兢兢地摸着过河；
揪着路旁的枝桠藤蔓踩着绵绵滋生的苔藓拾级而上，来到隐没于深山老林之间的村落；
每到一个地方，群情激昂，热情洋溢，有些地方还杀猪宰羊盛情款待。
有些山村贫穷落后，人烟稀少，盘古开天地以来就没有人来演过戏放过电影，只好临时搭台，滚圆的木头上铺着门板床板，上面再盖几张晒谷子的竹席，台子又窄又小还不牢固；
晚上，寂静的山村一片欢腾，锣鼓喧天，器乐齐鸣；住在附近小山头的群众从四面八方举着火把纷至沓来，或站或坐或蹲，围成一圈……
一阵晚风拂过，四周一簇簇轻柔美丽如绿色的雾一样的凤尾竹在月光下摇曳；房前屋后火红的一束束鸡冠花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烁；路旁山涧泉水叮叮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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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金秋季节，四周枫叶火一样红，层林尽染，落英缤纷，红灯笼似的小柿子挂满枝头，摇摇欲坠，不时会噗通一声掉下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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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们在美好的大自然氛围中，轻歌曼舞，可由于台子的局限，不敢尽情地舒展开美妙的身姿，缩手缩脚，蜻蜓点水般踩着小碎步走在高低不平的台子上，尽管是轻盈地脚尖点地小心翼翼地跳起舞蹈，可拼接成一片的木板还是一颤一颤的；
口里说着唱着手上表演着，心里却像揣着只小兔子砰砰乱跳，深怕脚下拌着竹席的夹缝摔个嘴啃泥闹出大笑话来。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经过省市农科所专家的研究，认定姹紫嫣红的紫云英是一种非常好的绿色草本植物，多在秋季套播于晚稻田中，开花长大后将其耕翻水田中让其腐烂，成为早稻的优质基肥，改良土埌，提高土埌肥力水平，不仅是猪牛羊的精美饲料，还有祛风明目、健脾益气、解毒止痛等药用价值；
据说现在有些地方，因为紫云英天生丽质，色彩鲜艳，花香扑鼻，能美化生态环境，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被人称为“日本的樱花”，又因为它具有很高的营养和药用功效，被人誉为“幸福之花”而大面积地播种；
那时农村比较闭塞，农民文化低见识少思想落后，不大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宣传队的导演老郑是一名农科所技术干部，他跟我哥一起把一些农业谚语或把农业科普知识编成朗朗上口的快板、多口词或三句半在舞台上表演，诸如:
“紫云英，全身都是金……”；
“谷子没粪穂头小，黍子没粪一把草；种田粪肥多，谷子箩搭箩……”；
“草无泥不烂，泥无草不肥……”；
这些口语式的说教通过表演农民们一听就理解，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与那种干部端坐讲台干巴巴地念文件作报告，判若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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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队每到一个地方，就向当地干部社员群众了解情况，有关心群众的，有积极生产的，有孝顺年老父母长辈的，有敦睦妯娌邻里的，有助人为乐的……把这些收集来的好人好事的材料编成歌词谱上曲，在舞台上通过表演来表彰，起到很好的模范推动作用；
接着走街串巷，翻山越岭，换个村庄演出，同样先走访，然后把先进人物的姓名进行改头换面。老郑看见我是一名初中毕业生，且文化素养也不差，就曾交代我如此这般地改编节目。
晚上演出结束，停锣息鼓，乡野山村一片宁静。微微的习习山风和着花草树木的簌簌声响和阵阵的清香味，以及偶尔从树林中传来几声啾啾的鸟叫声（“鸟鸣山更幽”），像一支大自然的催眠曲，大家虽然常常只是睡在小学校的课桌拼成的简陋通铺上，可睡得却是那么的香沉。
在宣传队里我还扮演过歌剧《赤叶河》里一位苦大仇深的母亲；甚至还剪短头发戴上鸭舌帽女扮男装张高谦，他为了保卫集体财产羊群，奋不顾身地与坏蛋作斗争，光荣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在时断时续的宣传队演出中，也隔三差五地到小学校代课，农忙季节参加生产劳动，在不紧不慢的流水样的日子中不知不觉度过了三年时光。
2.文革开始了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全国上下轰轰烈烈，一片欢腾。
我家就在公社对面，每日都可看见公社门口红旗招展，鼓乐喧天，墙上贴满“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标语口号；
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雄伟嘹亮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等革命歌曲……
四里八乡许多根正苗红的年轻人，有男的女的，身穿绿军装，胸戴毛主席纪念章，臂搭红袖章，肩挎黄布包，腰扎黑皮带，有的还头戴军帽，在公社革委会进进出出，抄写张贴大字报，汇报各乡情况，走起路来威风凛凛，飒爽英姿；
有的个个激情澎湃，热血沸腾，三五成群结伴同行，排成队扛着红旗怀揣红宝书身背军用壶，雄赳赳气昂昂，哼哧哼哧，徒步到福州广州上海等地串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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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在闺中的我听说沿途都有接待站，经过大城市的只要登记一下就会安排他们到大酒店旅馆去住宿，小地方的就住到学校去，那时学校都已停课闹革命；
有的人刚开始时兴致勃勃，深怕落人后面，大步流星往前赶，一天下来脚肿起泡，晚上热水泡脚，第二天继续赶路；几天下来，有的终究不敌疲劳，半途而废，回到家中；
也有聪明的人用在指挥部领来的一笔大几十元的不菲费用或把从父母那里要来偷来骗来的钱去扒火车；
他们一路上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令我们这样的“逍遥派”（哪派都不敢要）眼馋得不得了，心里怪痒痒的。那时我们要出门走亲戚，都要先到大队部去办理请假手续。
后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才戴上了羡慕已久来之不易的红袖章和纪念章，心里自然也高兴了一阵子。
所有的孩子们都没读书了，我那因没有继续升学而耿耿于怀的失落情绪也逐渐平静下来。
运动刚开始，我还在宣传队里到各地参加演出。女孩子们经常是这样，剪着齐耳短发，白衬衫蓝裤子，光脚丫，肩搭一条白毛巾，边朗读边表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或身穿藏服手捧洁白的哈达，在一位年轻男教师的引吭高歌下翩翩起舞:“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高举金杯把赞_歌_唱……”；
或载歌载舞:“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优美的旋律回荡在上空……
不时也有从县上相继来几拨不同的造反派组织的宣传队来演出，有什么“革造会”、“八.二九”、“五.二三”……他们大部分都是中学生，热气方刚，节目都很新颖精彩，他们的加盟给穷乡僻壤的山村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
每天公社门口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后来我在八都桥头小学代课时，学校要表演节目，我应邀跟一个归侨女老师陈若晖的小女儿阿勤一起表演京剧《红灯记》，她才12岁，天真活泼，漂亮可爱，从小就会唱京剧；
我这个土包子是赶鸭子上架，每天课余时间听着收音机，不三不四地学了那么几句就稀里糊涂地跟她一起上台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啼笑皆非:普通话都说不准，还唱京剧？那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胆大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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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形象逼真，我叫人在脑后梳个发髻，从额前到脑后再扑上一层薄薄的白色粉笔灰，皱起眉头用毛笔蘸上浓淡相宜的墨水，在额头上画几道皱纹；
蓝衣服黑裤子平底黑布鞋，微微挺着胸，两手握拳搁在腰间，走起路来脚跟先着地迈着八字步；
还别说，相貌平平，脸盘方正，身材并不高挑的我经过这么一打扮，活脱脱的一个有模有样坚强刚毅的李奶奶呼之欲出；还因为有着出类拔萃的“小铁梅”的衬托，演出获得成功，台下掌声雷动；
这个节目正准备参加县上汇演，可有人提出像我这种家庭出生的子女不能扮演英雄人物，因此李奶奶的角色理所当然地被替换下来。
后来是起用一位一点都没有表演基础的小女学生，举手投足都显得很是青涩拘泥，可她出身好，领导干部进行一番权衡利弊，最终还是选择了她。至于到县上演出效果如何，我就不得而知；
其实，我还曾经在上初中一年级时，学校要庆祝校庆组织文娱演出，因为爱看书被语文兼导演的林老师选中（以他的话说爱看书的女孩感情会表达得比较丰富），扮演歌剧《红色母亲》中的女儿角色，一个为掩护受伤的游击队长而随机应变，不惜割破自己的手指头，以流下的鲜血混肴是非，瞒骗过关尾随追寻而来的日本鬼子，是个机智勇敢的冀中平原上抗日的小姑娘。
那行头跟“李铁梅”打扮的差不多，红花上衣翠绿裤子，一条长长的麻花辫子扎着红头绳，垂在胸前；我自己还别出心裁地把一个镶着花边的漂亮枕套的一端两个角往里折一点，在两个顶角上面缝一根带子挂在脖子上，在枕套中部再缝两根带子绑在身后，就成了一条别具一格的围兜；
不足13岁的我，正值豆蔻年华，初生牛犊不怕虎，朝气蓬勃，虽然其貌不扬，可经过一番涂脂抹粉描眉打扮，长辫子向后一甩，居然也显出一副有曲线的健美身材，如同花儿一般美丽；
这出剧其他的演员都是由老师扮演，唯我一个是学生，演出大获好评。以致后来食堂的炊事员见我来了，老远就热情地打招呼:“喂，琴琴来了……”
如此点点滴滴表演生涯，至今记忆犹新。
后来有人贴出大字报说是宣传队伍要“纯洁”，我被当作异己分子清除出了宣传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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