撼山易,识人难,即便是自己的父母、孩子、妻子,也不例外。我们唯一能知晓的是自己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唯一能认知的是自己的心;至于别人的心,只能由此及彼,由自己的心去猜度(不是测度)别人的心。我们有依据、按标准来判断的人只有一个:我。
我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我知道我做过些什么,我决定和支配我的所作所为,我亲身感受着我由心理到行动的全过程。所以,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最清楚;只有我对“我”的判断才是最有依据、最有说服力的判断。
我的所作所为,无外乎如下三条:
(1)我努力追求生活所需(如食物、衣物、房屋、伴侣等),并尽量让生活过得更舒服。简言之,为了生,为了更好地生。
(2)我尽力保护我所拥有的一切(如身心的健康、家庭的和睦、财产的安全、工作的稳定等),并尽量使其更有保障。简言之,为了存,为了更好地存。
(3)我从来没有无缘无故地侵犯他人:别人认为我冒犯了他,多数情况下是我无心地误伤,即便有意,也是他先冒犯我——我只不过是为了生,为了更好地生,他居然阻碍我;我只不过是为了存,为了更好地存,他居然侵犯我——我仅仅是保护所拥有的,追求所需要的,而已。
因此,我绝对不是什么坏人,绝对不是!
虽然,我挖苦、戏弄个别同事,但是,我不是坏人;因为,他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还当我不知道。
虽然,我谩骂、恐吓、威胁欠我钱的债主,但是,我不是坏人;因为,他们总是找各种理由搪塞,欠债不还。
虽然,我……,但是,我不是坏人;因为,……
马加爵如是说:虽然,我用石工锤砸死了四个同学,但是,我不是坏人;因为,我一直视作最好的朋友,竟然说我打牌作弊,竟然极力侮辱我、竟然质疑我的人品,冤枉我还洋洋得意,他们是不讲道理的伪君子,该死。我不是坏人,我虽然家贫,但我不偷不抢,我上大学四年学费全部是我勤工俭学赚来的,我体谅父母的艰辛,我感谢十四叔、十四嫂对我家的帮助,我感谢同学林峰在我生病时为我买饭……我不是坏人。
希特勒如是说:虽然,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起者,我下令灭绝犹太人,但是,我不是坏人;因为《凡尔赛条约》苛刻至极,犹太人小气、自私、奸诈,是劣等人,我是为祖国争取自由,为同胞争取自由,为人类优化人种。我所著《我的奋斗》《第二本书》表达了我的意愿和理想,反映了我的道德人品,我不是坏人!
秦王嬴政如是说,项羽刘邦如是说,白起、铁木真、努尔哈赤、张献忠、黄巢、洪秀全……如是说:“我不是坏人”——我从来没有无原无故地侵犯他人,别人认为我冒犯了他,多数情况是无心地误伤,少数情况虽然是有意的,但是是他先冒犯了我——我只不过是为了生,为了更好地生,他竟然阻碍我;我只不过是为了存,为了更好地存,他竟然妨碍我。
“虽然,我……,但是,我不是坏人;因为,……”。人人都是按照同样的逻辑,人人如是说,人人认同。
这样,由穷举法可以证明“我不是坏人”是所有人的共识,是人人都接受的公理。
由这个公理可推导出至少如下三个结论。
推论一:没有公认的坏人。
无论多么惹人烦,如屡教不改的惯偷、无孔不入的骗子、欠帐是大爷的老赖……
无论多么丧尽天良,如人贩子、毒贩子、幼奸犯……
无论公愤多么大,如贪官污吏、假球黑哨、问题疫苗……
其所作所为的最终归因,要么是上述第一条“为了生,为了更好地生”;要么是第二条“为了存,为了更好地存”。其行为逻辑无外乎上述第三条“我从没有无缘无故地冒犯他人;若有冒犯,要么是无心地误伤,要么是他先冒犯我”。
即使绝大多数人坚信不疑地认定某某为坏人,依公理“我不是坏人”可知:其本人并不认同;其次,其犯罪同伙不认同;其三,其“同行”不认同;其四,其母亲不认同……其N,我不认同。
因此,没有公认的坏人。命题得证。
推论二:坏到极致成好人。
社会认可、正史认定的好人或坏人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
“我不是坏人”,但是“我”只有一个。当把“我的”同伙弄得多多的,那么认同“我”不是坏人的人就越多,相应地,认为“我”是坏人的人就越少。这样被社会认可的好坏人便是:多数人认可,即为社会认可的好人;多数人否定,即为社会认定的坏人。
占住舆论的制高点,则塑造出好人;丧失舆论宣传的话语权,且被反对者把控话语权,则沦落为坏人。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诸如诈骗、偷盗、凶杀、强奸之类单枪匹马的作恶,其危害程度也是有限的;有组织的团伙其能量大增,危害程度大增;更大的恶行往往需要更大的能量,需要组织起更多的人参入。参入的人(同伙)越多,认为其中某人“不是坏人”的人就越多,相应地,认为某人“是坏人”的人就越少。因为人类的总人数在每一个当下都是个有限数。
当以起义、教义、信仰、国仇、族恨等所谓“人民的名义”裹胁成千上万的人参入时,认为其领袖不是坏人的人就更多,相应地,认为其领袖是坏人的人将少之又少。例如“法轮功”的李洪志,认为他不是坏人的人数远远大于认为马加爵不是坏人的人数,虽然李洪志的危害远远大于马加爵。
放在人类历史的大尺度上,可以看到,与人类物质文明史相互伴生、相互捆绑的还有一部人类精神的蒙昧史,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野蛮史,同类相残、血雨腥风的罪恶史。
——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希特勒、日本天皇裕仁、铁木真、朱元璋、皇太极……这些大规模屠杀同类的人间恶魔,把人性之恶以屠城、灭族的方式发挥到想象的极至——没有做不到的杀人手段,只有想到不到的杀人方法——坏到极致。
一个个种族灭绝了,一个个文明消失了,侵略者走上舆论的前台,成为道德的宣判者。他们喷溅的唾沫经由其子民的鼻孔吸入,再呼出,撒落到今天的教科书上;世人所能看到的是一个个人格魅力十足、道德人品高尚,建不世之功的伟人,一个个体恤将士、爱民如子、恩泽后世的恩主、好人——坏到极致成好人。
这便是人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历史。
同样是“二战”的发起者,人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揭露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战争罪行,却对日本天皇裕仁网开一面。因为日本还没有彻底失败,因为还存在裕仁天皇的大量支持者。
——历史是人民写的吗?
即便是,它也是胜利者的子民写的;它不是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写的,它不是美国的印第安人写的,它不是印度南部北森提奈小岛上的居民写的,它不是犹加敦半岛上的玛雅人写的……
——历史哪里是什么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是任尔玩弄的娼妇!
你方唱罢我登场,坏到极致成好人。
推论三:“人性本恶”不成立。
“我不是坏人”,这是有根有据的结论,也是最有资格作出判断的“我”确信不疑的判定。
同时,外人对“我”的评判是没有充分根据的,评判的结果无论好坏都是不可靠的、不足为信的。所以,“我是坏人”这个命题无法成立。相反,“我不是坏人”有“我”的判断根据,由穷举法证明该命题成立。
那么,由“我不是坏人”能否推出“人人都不是坏人”呢?
当然不能。因为,每一个人只能评判自己,却无充分根据来评判别人。“我不是坏人”只是“我”对“我”、张三对张三、李四对李四的自我评价,而不是张三对李四的他人评价,更不是社会评价。自我评价虽然是有根有据的,但并不一定能得到他人的认同,更难获得社会的认同。“人人都不是坏人”中的“人人”是对所有人的全称,是对“人”这个物种的评价,必须具有普遍的认同性。因此,由“我不是坏人”不能推出“人人都不是坏人”。
当然,“我不是坏人”至少是“人人都不是坏人”的一个必要条件,虽然不是充分条件。否则,若我证明“我是坏人”,则“人人都不是坏人”就不能成立。
总之,“我不是坏人”是“人人都不是坏人”的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
按照因果律,没有无因之果;同样,没有无因之恶,恶必有因。任何恶的行为必然有产生这种行为的原因,任何恶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最终递归到:要么(1)“为了生,为了更好地生”;要么(2)“为了存,为了更好地存”;最终归因于“生存”,以及“更好地生存”。
“生存”是所有生命的天赐“生命权”;“谋生求存”是所有动物的天赋禀性,即天性;“谋生求存”的生存之道,是天道。
“天道”若有罪,则是上天或上帝之罪;“天道”若存恶,则是上天或上帝之恶。换言之,若有原罪或本恶,那也是上天或上帝的原罪或本恶,这与被动接纳的对象无关,即与动物本身无关,与动物之一的人无关,与人之一的个人更无关。就像爸妈给予你一个男儿身或女儿身一样,不管本人喜不喜欢,都得被动接纳,不管好不好都不是你的错,与你无关。
这样,每一个人的每一个行为动机最终都递归到“谋生求存”的天道。
反过来讲,“谋生求存”的天道是人性中的天性,或者说不是人性而是天性,是本能;无论其罪也好,恶也罢,皆与天有关,与人无关。
同时“我不是坏人”则证明在“我”这里并不存在所谓原罪或本恶,则“人性本恶”在“我”这里是不存在的,“人性本恶”命题在“我”这里是不成立的。因本恶与上天有关,与人无关。这样,我便知道“人性本恶”在任何人身上皆不成立,人人皆可证明“人性本恶”不成立。
命题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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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有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