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世间小儿女》
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渊源要从汪曾祺在江阴南箐中学读高二的时候说起，当时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危急，汪曾祺当时随祖父、父亲在离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在这避难的半年里，汪曾祺除了带了准备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只带了两本课外书，其中一本是《沈从文小说选》，还有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汪曾祺毫不夸张的说，就是这两本书使他对文学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汪曾祺的写作风格也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1939年，汪曾祺赶到昆明考大学，当时赶到昆明的时候还得了一场恶性的疟疾，还住进了医院，据汪曾祺说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住院，也是唯一的一次，当时高烧超过40度，在那样的情况下汪曾祺还不失去幽默的和护士开玩笑的说“要不要写遗嘱？”，就这样护士给注射了强心针，然后晃晃悠悠的进了考场，发榜后发现居然考到了第一志愿：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也就是当时沈从文任教的学校。汪曾祺之所以考西南联大就是冲着沈从文去的，也许在当时发烧到40度，考试一点都没有信心、缺乏意志力的时候，“沈从文”三个字就是他当时的吸引力。沈从文对汪曾祺吸引到什么地步？当时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开了三门课，分别是：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汪曾祺对沈从文开设的课程全部选了，可见汪曾祺对沈从文的崇拜之情。据汪曾祺说当时沈从文授课的时候，讲话声音很小，湘西口音很重，很不好懂，汪曾祺和沈从文好像“心有灵犀”似的，沈从文在讲课的时候汪曾祺什么都懂，别的学生理解不了的，汪曾祺准能理解得了。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经常去看沈先生(汪曾祺对沈从文的敬称)，还书、借书，陪沈先生上街，逛寄卖行、旧货摊，买火腿月饼，听沈先生和客人谈天。饿了就和沈先生到宿舍对面的小铺吃一碗加鸡蛋的米线。汪曾祺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写过2篇稿子，写出来已经有几年了，当时没有地方可发表，沈先生知道后把汪曾祺的这2篇稿子寄给了上海的《文艺复兴》，因为稿子是用毛笔楷书写在学生作文的绿格本上，据说当时郑振铎打开原稿的时候，发现上面已经叫蠹虫蛀了好些小洞，可见沈先生对汪曾祺的这些原稿已经保存了很长的时间。
1946年汪曾祺离开了昆明，汪曾祺在昆明一待就是7年，7年让汪曾祺对昆明这个城市有了很深刻的感情，特别是昆明的翠湖，翠湖留下了汪曾祺很多的记忆和寄托，在离开昆明翠湖38年后，听说因为搞建设，把翠湖挖断了水脉，翠湖没有水了，汪曾祺觉得很愤怒，因为他觉得翠湖就是昆明这个城市的眼睛，后来又听说翠湖又有水了，汪曾祺又觉得放心了。这一年汪曾祺来到了上海，因为当时汪曾祺没有找到可做的职业，情绪很不好，沈从文得知汪曾祺的状态后，特地写信骂了汪曾祺一顿，沈先生来信中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有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而且沈先生还在信中说了他自己刚到北京所遇到的困难，沈从文对汪曾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恩师，更是汪曾祺人生走向作家的导师。汪曾祺对沈先生的佩服都在字里行间表现出来了，汪曾祺说：“他真的用一支笔打出了一个天下了，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人，竟成了一个大作家，而且积累了那么多的学问，真是一个奇迹。”
1958年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作，汪曾祺和农民在一起生活了四年，对农村、农民有了更深的认识，这四年的积累也为汪曾祺以后写作的道路提供了很多的素材。直到1961年汪曾祺摘掉“右派”的帽子，回到北京。后来有人问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后，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汪曾祺只给了对方四个字的回答：“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逆境，“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能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这是汪曾祺被划为“右派”后对自己的定义，以及对当时所处的环境适应。汪曾祺身上有着我们需要学习的力量和坚持，在逆境中成长和对生活的态度，也正因为当初的不放弃，才有了后来的汪曾祺。
1988年，在沈先生去世的时候，汪曾祺在书中说了这样的话：“沈先生面色如常，很安详的躺着。我走进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了一眼，我哭了。”沈先生很喜欢汪曾祺这个学生，据说有一次汪曾祺晚上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来，以为是一个难民，走进了发现是汪曾祺，沈先生二话不说和两个学生把汪曾祺扶到住处灌了好些浓茶；说还有一回汪曾祺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沈先生一看一句话没说，就跑出去买了几个大橘子抱着回来了。沈先生很欣赏汪曾祺，汪曾祺不但是沈从文的入室弟子，还可以说是沈从文的得意高足，这就是汪曾祺和沈从文的关系。因为一本书而认识了沈先生，后来沈先生就成了汪曾祺的指引，更是人生道路上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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