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笛！笛！……”轮船的汽笛在长鸣。
“呜！呜！呜！……”火车静止在那里狂啸。
一拨拨、一阵阵的人流向村部、向社堂、向各种可供聚集的场所汇集，他们个个满面戚容，有的痛哭失声，有的悲泣饮涕，泪流满面，他们一个个都好似一下子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柱。
工人放下握着的铁锤，农民放下手中的镰刀，学生丢下课本，众多的人膀弯上自动地挽起了黑纱。
国旗降半，哀乐低回，山河共泣，举国同悲。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和九月九日，毛主席、周总理这两位世纪伟人相继去世，共和国相继失去了两根擎天支柱，人人都好似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两番相似的令人憾动的场面，也毫不例外地在总理故乡的黄集公社的礼堂、在康王大队小学兼大队部的操场上显现。
在这举国同悲的日子里，我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触动。为了失去的伟大领袖，也为了失去的慈父，为了消失的恩师和亲爱的伙伴，为了自己无望的升学，我在人头攒动的灵堂里能够有机会连续两次放声痛哭，我哭地比谁都真切，比谁都伤心，两眼哭地象蜜桃。
我痛楚的眼泪唤起了全体师生和领导们的广泛同情，于是我被破例允许升入了初中，在那个推荐升学唯成份论的年代里，这是对四类分子后代少有的优待。
当时我爸爸遗留的政治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按照规定我是不能随随便便地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学校进一步学习的，我的哥哥就为此而辍学过半年多，最后还是因为有了爸爸的老战友，时任淮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钱云清叔叔专门为此事下乡冒险说项，经过一番周折，才看在我烈士爷爷的份上予以优待了。
进了初中门，我自然对自己的学习机会倍加珍惜。初一、初二我是在一所联办的初级中学上的，这所联中由灯塔、倪湖、康王等几个大队联合筹资兴办，校址在灯塔大队。
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我不愿意去打扰瘫痪在床上的妈妈，也不忍心去吵醒劳累了一天的哥哥，我悄悄地为一家人煮好了一锅稀粥，然后自己匆匆地喝上两碗就忙着往学校里赶。
从家里到学校，我要走十几里曲曲折折的土路，没有自行车，又很少有伴儿，我常常是一个人一路小跑着穿过田野，拐过坟堆，心慌神恐地赶到学校。
这所联中既不宏伟，也不宽广，狭窄的校园里仅有初一、初二两口教室。教师也只有四、五个，他们不是民办的，就是临代的。学校无宿舍，无食堂，甚至无办公室，学生也很寥落。
这所初中校址原来是灯塔大队一个姓王的财主家的大杂院，原来的粮仓现在被改造成了两口教室，原来的厢房和客厅现在早已成了几户人家的住房，学校从旁边借用了一户人家的厢房，临时做了校长室兼教师办公室。
那年头，人穷，集体也穷。人一穷，村里人就感到学文化没有什么用，尤其是在这样的农村中学，哪里还能培养出什么人才来？因此，在当时的农村，有不少人家的孩子小学毕业后，会写个字，能算个帐就行啦，家里也不再给他们上初中，而是叫他们去放猪、放牛、割草打工分。
我和哥哥之所以苦撑着要上学，那是因为爸爸在临终时再三嘱咐过我们，他要我们的妈妈再苦再累再难，也要让我们兄弟俩好好上学，那样我们长大后才能够有出息，才能够为国家多作一些贡献，一家人也才能够有出头之日，爸爸坚信日后一定要用到知识，许多现象一定得变。
在这个简陋的校园里，除了老师、校舍、黑板，其他的什么都得靠学生自己去准备，各人要用泥做课桌和坐墩。
用泥做桌凳，我可是一个好手，别看我平时不吱声，可是干起活来，我可是灵巧得很，我在小学时就帮过不少同学做过课桌凳。我用树枝、竹片当钢筋，把它们夹在踩熟了的烂泥里捣结实，制成板块形状，底面铺上化肥袋里的塑料纸，晒干后把它叫土墩上一放，既光滑美观又牢固结实。我还在土墩上趁泥未十足干时，掏出两个方洞来当抽屉用，在里面放上自己精心包装过的课本，放上家里养蚕后自己从竹蓆底面小心翼翼地剥下来的黄粗纸做成的作业本。
学习环境固然简陋，学习条件虽然差，但是我学习仍然很认真。老师上课时常常会挂黑板，因为老师自己也有许多从未学过而弄不懂的地方，然而我每天经过预习思考，不懂的再请教哥哥，我早就能够揣摩出一个八九不离十来，因此我常常能够帮助老师解围。两年下来，我的学习成绩居然跟社办中学的好学生相比毫不逊色。
一九七八年九月，我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全公社初中生的选拔考试，进了公社刚办的全公社唯一的一个初三重点班。进了大学校，各方面的学习条件都比以前好多了，尤其是有那么多的好老师来教我，我对自己的学习更有信心了，我下决心要用自己的勤奋好学争得优异的成绩，去成就家长的心愿，去好好弥补我的种种“过失”，以改变我们一家人那种困苦的家境。
然而，这时的苍天好象还是不改初衷，就在我上初三的第二学期，离中考还有一个多月，我因为住校被别人传染上了一身疥疮，为了不妨碍他人，我被迫辍学回家。
一个多月过去了，我病愈后返校参加了中考，成绩自然大大打了折扣，我的成绩与升“小三类”（中师、中专、中技）、升县中差了一截，分数只够上普通高中的。
中考失利后，命运使我只能走两条路：一条是复读再考，一条是回家养猪放鸭。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上普中是没有出息的。
复读，我不愿意提出来，也不敢奢望。比我大四岁的哥哥上初中时成绩一直门门优秀，在恢复高考后，他如果能够上高中，那么他升大学肯定很有希望。然而，由于我们家里没有劳力，哥哥只能牺牲掉自己的大好前程，回家务农，以勉强去维持我的学业和我们一家三口人的生活，你叫我又怎么有脸去争着多上一年学呢？
尽管我的心里是多么地不甘，尽管我从妈妈的眼神里看得出，她是多么想让我去继续读书，但是爸爸治病留下的债务，妈妈的身体，哥哥没日没夜的劳累，一切状况又都使我深深地懂得家里是多么需要我就此回来，多么需要我去分担一点压得哥哥早已喘不过气来的那一副家庭生活的重担。
又是夏收季节了，我把县二中发来的录取通知书撕地粉碎，我把自己的无奈尽情地发泄在麦子身上，我大遍大遍地割着麦子，承受着与自己年龄极不相称的活计，别人歇我不歇，手磨破了我不叫。哥哥看在眼里，疼在心中，记在心头，泪珠整日里在我们兄弟俩的眼眶眶里转。
麦收后是夏种，夏种后就等着收稻子了。
稻子黄了，哥哥把夏收时还债后留下来的钱，以及工余去窑厂拼死拼活垒砖坯挣来的钱，
小心翼翼地叠在一起，瞒着妈妈，托人替我又找了一所村办联中，让我重新背起了书包。
我是多么珍惜这失而复得的学习机会啊，我时刻铭记着哥哥对我的那一份深情。
这所联中叫陶石初级中学，在汪娘河南岸，位于陶石大队与大孙大队、篆三大队的交界处，由陶石、篆三、张悦、大孙等几个临近的大队联合兴办的。
这所初中占地十亩左右，双轨制，全校共有三个年级，六个班级，三百多个师生。
校园呈长方形，四周是人工开凿的护校河，河的两边都是垂柳。
校舍仅有两幢，面都朝南，南面一幢是较新的红砖瓦房，做了初三年级的教室和办公室，北面一幢是低矮的土垒瓦苫的旧屋，做了初一、初二的教室。
校舍把校园一分为二，北半部是学农田，南半部又由一条外出的路道从中间切开，路东是厕所和菜地，路西是长满杂草的空地，算是操场，路的两旁都是合抱粗的柳树。
两幢校舍之间也有一棵树，那是乱生出来而成材的一棵泡桐，泡桐上架设着一只早已锈坏了的大喇叭，树杆上钉着一根锈迹斑斑的粗铁钉，上面用铁丝箍挂着一张当铃用的破铧犁。
这是当时一所普普通通的乡村联办初级中学，然而它虽然普通，条件虽然简陋，但它同样是一群群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渴求知识的天地，同样是爱的温床、情的摇篮。
它虽然没有宏伟的建筑，没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但它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已经是十分难以奢求的了。
因此，在那以后的日子里，直到如今，我始终觉得那是一块异常美好的天地，它是那么可爱、可恋……
(全篇完，与《梅兰，啊！梅兰》、《沙枣花•红丝中》构或“我的初恋我的痛"长篇小说三部曲。人物、情节有很多虚构，勿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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