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音乐世界里，有这样一个人，他不是神童，却在青年时声名鹊起；他其貌不扬，却目光锐利；他的思想超越时代，也承受时代的排挤。

德国作家兼音乐家霍夫曼评价他“是一个纯粹的浪漫主义者，他的音乐触发了担忧、敬畏、恐惧、痛苦的杠杆，唤醒了那无限的渴望，而这正是浪漫主义的精髓。”

法国作曲家柏辽兹说：“当他完成了（最后）这部作品，环视这个他所建立起来的雄伟的纪念碑时，他一定会对自己说‘让死神现在到来吧，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美国作家房龙说他“摆脱了灰心丧气的深渊，重新又达到了希望的顶点。”

学者巴里·库珀说：“他的目标不仅仅是创造音乐，而是创造出具有最高艺术价值的音乐。”

他就是被后世称为“乐圣”和“交响曲之王”的德国作曲家贝多芬。

在贝多芬的音乐中，他最后的《第九交响曲“合唱”》，无疑又是他所有成就的制高点。

在这本《第九交响曲：贝多芬与1824年的世界》中，就为我们详细记录了当时1824年欧洲世界的概况，与首演时台前幕后的故事。

作者用亲切凝练的语言，围绕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横向对比社会背景和其他人文领域，为我们展现了19世纪末期逐渐向20世纪跨越的文化见闻。

01 为什么是1824年？

本书作者哈维·萨克斯，是美国音乐史学家兼作家，现任教于柯蒂斯音乐学院。曾荣获“意大利之星骑士勋章”。他长期为《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杂志撰稿，出版代表作《托斯卡尼尼：有良知的音乐家》《阿图·鲁宾斯坦传》等。

作者戏称自己是“白日梦者、欣赏者与好奇心旺盛者”，之所以选择以一个音乐史上重要的年份来著作一本书，是源于朋友的建议。

他觉得这个提议不错，于是列举了几个想写的年份。

1830年，有柏辽兹《幻想交响曲》、门德尔松的两部交响曲、帕格尼尼和李斯特正在用高超的技巧征服欧洲大陆。

1876年，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首演，第一届拜罗伊特音乐节举行。

1912年，问世的重要曲目就比较多了，如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勋伯格《乐迷比埃罗》、马勒《第九交响曲》、拉威尔《达芙妮与克罗埃》等等。

但是之所以最终选择了1824年，则因为作者对于贝多芬本人的喜爱与强烈为他倾诉的欲望。

作者孩提时代得到了一个小小的唱片机，贝多芬的音乐从此以后伴随了他大半个世纪。

他9岁第一次乘坐夜班飞机时，被纽约城市夜空的灯光景色震撼，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如果贝多芬看到这样的景象，也会被震撼吧？”

“他创作的音乐在我刚成年时改变了我的生存状态，并且比我在晚年接触到的其他经常被提及的音乐更能继续丰富我的生活。”

经典的作品与精神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流传下来，正是因为它给人以无限的启发和力量。

正如贝多芬之于萨克斯，虽然他得到那个唱片机已经过了50多年，但如今再来聆听贝多芬，他仍然能够得到更多的力量与启示。

也如今天的你我，从孩提到成年再到老年，一定会有一个人，一部作品，或一件事，让你记忆一辈子。当生活美好时，它是充实生活的调味料；当生活惨淡时，它又是黑暗中的力量。它伴随着我们成长，也见证我们思想的成熟。

所以萨克斯选择1824年，这个贝多芬最后一首交响曲首演的年份，来纪念从孩提时代就给予他力量的贝多芬。

02 《第九交响曲》：首演台前幕后的故事

今天，如果说到《第九交响曲》，很多人可能会感到陌生，但如果说起《欢乐颂》那激昂向上的旋律，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听过的。

这部作品就如贝多芬本人一样，拥有众多成就和头衔，也能代表贝多芬音乐的最高成就。

第一次将人声融入交响音乐。

由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的集大成作品。

规模宏大，对乐队指挥、演奏员、歌唱演员的要求极高等等。

当时的交响乐团，还没有建立成熟的声部机制，所以这部超越时代的旷世奇作，在首演时遇到的重重阻碍也可想而知。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1824年，就会看到这部作品以及作曲家本人所承受的痛苦和阻力。

那时的贝多芬，正处于生命的最后三年，精神与经济上的双重压力，让他日渐憔悴，身体健康又被失聪、哮喘所困扰。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首交响曲无论在形式还是思想上，都代表了贝多芬的最高成就，超越时代并开启另一个时代，其传达的博爱、向上的力量，也给予今天的人们巨大的力量。

作者萨克斯在书中提到，准备首演，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抄谱问题，既要抄写指挥用的总谱，也要抄写各声部不同的分谱。抄写员很多都是从事其他工作的人，难免在音符和一些细节标记上出错，致使影响排练进度，为此，贝多芬没少发火。

第二个困难，是当时首演的乐队只有50多人，而这首乐曲需要的双管编制，至少还要增加30-40人。

双管编制对于今天的职业乐团来说是基本配置，甚至在我国很多18线小城市都能集齐，但是在当时的1824年，连音乐最发达的维也纳，也还没有职业乐团，多数是剧院里为歌剧协奏的乐团，所以缺声部缺乐器的现象非常普遍。

这样的情况就需要向社会招募乐手，而水平参差不齐，对于排演的困难是非常大的，贝多芬的要求又非常高，所以据说直到演出前，负责乐队指挥的音乐家也不能确定，排练效果到底能不能达到贝多芬的要求？

第三个困难，是独唱乐手。因为这部作品史无前例加入了人声部分，既有独唱又有合唱，贝多芬给独唱部分很多高音，排练中途就有女高音因为唱不上去而放弃，而且给合唱团排练，是比交响乐队难度更大的，因为合唱部分本身就超越当时歌手所能演唱的难度，再加上临时加入的业余选手，所以排练的情况一直都是混乱的。

第四个困难，就是贝多芬本人，当时双耳已失聪。在演出时，乐队指挥既要顾全乐队，又要照顾贝多芬本人的感受，据首演当晚的情况，乐曲结束时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是贝多芬却还在背对着观众翻看总谱，经人提醒才知道乐曲已结束，随后转过身来向观众致意。

第五个困难，是关于票价收益和演出曲目审批环节。贝多芬一方面担心首演售出的门票除了支付乐队的费用、抄写的费用，最后可能没有更多收益；一方面还要亲自写信给当时的有关部门，报备审批演出曲目。

如果放在今天，这些琐碎而耗费精力的事情自然有专门工作人员去协调，但当时却只能由作曲家亲力亲为，他一方面没有得力的助手，一方面也为生计发愁，这一系列的困扰，对首演和贝多芬个人也是一次次的阻碍和打击。

但是，我们虽然看到这么多困难，这首旷世巨著却在1824年5月7日的首演大获成功，不仅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其影响直到今天还是音乐史上的一座丰碑。

俄罗斯革命家巴枯宁这样评价《第九交响曲》：“如果所有曾被创作出来的音乐在未来一场遍及全世界的大火中丢失，我们必须发誓救出这部交响曲，即使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03 自我探索的尽头，是站在时代眺望未来

无论是身处战乱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时代的追求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怎样创造更好的生活。

就像《三国演义》中说的一样：“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分裂中寻求统一，统一中又寻求改变。

远在贝多芬生活的19世纪末期，也是一样。

作者萨克斯在书中为我们展现了19世纪末的欧洲文化界。不只是贝多芬，面对巨大的变革，时代青年们也都在自己的领域进行更深探索，寻求创新。想要冲破局限，推动时代更好地发展。

为自由而战的英国诗人拜伦，年幼时和贝多芬境遇差不多：家庭贫困，父亲脾气暴虐。

但他的厄运在10岁时戛然而止，像天生掉下个馅饼一样，继承了一笔巨大的财产，从此走上贵族挥霍无度的生活。

虽然拜伦身处贵族，生活也不怎么值得学习，但他却如屠格涅夫一样，对工人阶层生出了同情，开始反思自己的阶层，从而开始走上批判自己阶层的路。

正如他的诗歌中说的那样：“尽管我不能为人所爱，我还要寄情于人！”

在《第九交响曲》首演的1824年5月7日，已逝世两周多的拜伦，正被从希腊运回祖国，他的去世，也为1824年在历史上划下了重要一笔。

虽然拜伦与贝多芬性格迥异，外表、经济、私生活、待人态度都相差悬殊，但他们对自我的探索，对自由的向往，在同一个时代中，却惊人地相似。

也让我们知道，是时代造就英雄，也是英雄造就时代。

萨克斯在书中谈到的另一位俄国作家普希金，从作品中所表达的，也与贝多芬那种打破常规的精神所契合。

1824年，25岁的普希金虽然还处于青年时期，却已经历过漫长的流放岁月，其心智和心理上的成熟，远超同龄人。

“强烈的个人痛苦是在全人类的受难和争取自由的背景下表达出来的——在普希金的作品中是无望的斗争，而在贝多芬的作品中是理想化的斗争。”

可以说，如果一个人遭遇不幸，只要不把这个情绪排解出去，他的不幸就会伴随一生。

普希金在最绝望的流放时期，写下了著名的《鲍里斯·戈东诺夫》，他在流放时期的孤立无援，其实和贝多芬失聪后的孤立无援是类似的。

他们都用了自己的方式，把痛苦排解出去。

《第九交响曲》首演那年，普希金开始创作《鲍里斯·戈东诺夫》，这难道是巧合吗？我们站在今天回看，其实并不是巧合，而是时代的洪流推动这些伟大的人，将人类精神领域最深的理想都挖掘了出来。

19世纪末期，是欧洲大陆浪漫主义开始风靡的时期，那种对自由的渴望，对自我的探索和倾诉欲望，致使更多人开始发声，也涌现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伟人。

正是这些声音，推动了时代的前进，也正是这些声音，让人们可以站在当时，对未来的世界自由遐想，充满无限期待。

04 结语

“在把我觉得注定要带来的东西全都创造出来之前，我似乎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因此，我在这悲惨的生活中得过且过。”

这段话是贝多芬在发现自己失聪后，写给弟弟的信中说的。

初看这句话，除了心疼还是心疼。

虽然贝多芬这个人，在很多的故事和资料里，不是那么好相处的人。

但他的坏脾气，却恰恰是身体与心灵上找不到同伴的悲哀。他最看重的是音乐，却得了最致命的耳聋；他最看重的自由主义英雄，却重蹈覆辙，让他的理想破灭；他最引以为豪的作品，却因为超越时代，而不被人理解。

不过这又如何呢？贝多芬仍然是贝多芬，他的精神放在今天，也仍能为人们指明道路，他的作品，即便过去了几百年，仍然可以代表最自由的精神。

庆幸我们这个时代仍有贝多芬，也庆幸读完了《第九交响曲：贝多芬与1924年的世界》，让我不仅更加了解贝多芬这一最后的作品，也了解了同时代其他艺术家们为之奋斗的理想。

明古喻今，也正是我们需要做的：在前人的脚印里，探索出超越自我，超越时代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