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 《自题金山画像》
此诗为苏东坡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以自嘲的口吻，贴切真实的概括了自己坎坷曲折的一生，叫人读罢神伤。不过，诗中寓庄于谐，自我调侃的韵味，又令人看到了那历经磨难，几多沉浮，但永远不失豪放诙谐快乐的苏东坡，这位宋文化孕育而出的旷世奇才，到底是无所畏惧，秉性难改的乐天派。苏轼为人善良正直，为文自然奔放，为诗清新豪健，为词则豪放旷达。这让他深受世人喜爱，当然，其纵横才气也招致了一众小人的嫉妒恨，他们一次次将苏轼拉入政治漩涡，恨不能除之后快。对此，生性豁达的苏轼也只是一笑置之，而后依旧故我的吟诗作诗，唱着“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大有光风霁月之胸襟。苏轼诗词文俱佳，是杰出的诗人、作家，但细读《苏东坡传》发现东坡居士除吟诗作赋外，还有许多绝活，像烹饪、酿酒、瑜伽、炼丹.....，而其中不少正是他在流放地或贬所创制的。君看，无论境况如何，无论身在何处，苏东坡永远是苏东坡，永远善于发现生活的乐趣。《苏东坡传》出自国学大师林语堂之手，此经典传记与《李鸿章传》、《张居正传》、《朱元璋传》并称为中文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书中作者以轻松的文笔将苏东坡的人生轨迹、价值观、哲学态度娓娓道来，再现了有血有肉，多才多艺的苏东坡，同时，讲苏东坡那超脱于蝇营狗苟之上，自看光风霁月的襟怀展现于读者眼前。
苏东坡传
1.上万言书，惹怒王安石，出任杭州通判
提起王安石，绕不过“王安石变法”，变法本意为富国利民，却因用人不当，举措不当以失败告终，变法虽然失败，但因变法带来的党争却笼罩着整个北宋王朝，也笼罩了苏轼的一生。苏轼与王安石可谓是狭路相逢，二人政见不合，王安石热衷变法，苏轼则坚决反对。变法后给老百姓带来的弊端，苏轼看在眼中，不吐不快，故此给神宗皇帝上了万言书，直言变法之弊，如此激怒了王安石及小小之辈，小人们开始兴风作浪，诬告苏氏兄弟滥用管家卫兵，偷运私盐，对御史的弹劾，苏轼置之不理，上书自请出京就职。不久，携家眷就任杭州通判。“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杭州之美赢取了苏轼的芳心，在杭州，办公之余，他常常泛舟西湖，吟诗作赋，与歌妓高僧为友，玩得不亦乐乎。此外，在杭州的苏轼也结识了不少佛门高僧，像佛印、惠勤等，与佛门结缘，不过此时他尚未潜心研究佛学，直到黄州后才真正钻研。2.“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苏东坡以执笔为文为乐，但也是忧国忧民的好官。杭州时，他并未沉浸在湖光山色中，变法带来的负面影响，老百姓更加糟糕的生活，让他忧心忡忡，故而将不满之情抒发与诗句中，有挖苦权贵的，有蔑视官场的，这却给他招来横祸，小人们将其诗作收集整理，从中断章取义，诬陷他“蔑视朝廷”。最终苏轼被“传唤进京”，送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因皇帝惜才，亲友搭救，小人愿望落空，案子以将苏东坡贬为黄州团练告终。“乌台诗案”后，苏东坡死里逃生，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他为诗为人的风格在悄然转变。为诗由原来的豪健清雄转为平淡自然，为人则由不吐不快转变为对内心的追寻，寻求安宁，他转向佛教，这让他其后期带有佛教思想的色彩。黄州小镇，苏轼不但亲自务农，还擅长做菜，兴趣来朝时自制菜谱，他发明了东坡肉，东坡汤，虽是被贬，但生活却是自在惬意，像极了东晋时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因为钻研佛道，苏轼又对瑜伽和炼丹术产生兴趣。在《苏东坡传》里，作者提到苏轼修炼瑜伽术的心得体会，他追求的是内心的真理，而非感官体验，同时也排除了瑜伽中弯腰曲背的一些特技动作，增添了吞咽唾液，还将此法推荐给好友张方平。此外，苏轼研习炼丹，不过对于追求长生不老，他并未着迷，个人看来只是寻求内心安慰的一种方式吧。3.新党当政，章惇迫害，被贬惠州有道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苏东坡躲避政治，政治偏要找他，他躲避小人，小人却日夜纠缠。哲宗当政时，起用章惇为相，恢复神宗时期的新政—王安石变法，新党当政，那些曾经反对变法的文臣自然受到清算，甚至连已经入土的司马光、吕公著也不放过。章惇是苏东坡的“老朋友”，二人交好时，苏轼曾预言，此人做事果断狠毒，得势后定包容他人。如今章惇果然得势，鉴于曾被旧党压制的经历，他岂有不报复之心，他贬低四朝元老文彦博、流放吕大防，连梁焘的尸身都不准运回故里安葬，歹毒之心可想而知。章惇为相后，先开刀的第一人竟是自己的“老友”苏东坡，或是嫉妒其才华，或因苏是旧党，他毫不留情将苏轼撵到千里之外的岭南。年近花甲的苏轼就这样跋山涉水一千五百里到达惠州贬所，好在此刻他内心一片安静，无忧无惧。到惠州不久便恢复了“自我”的潇洒，岭南的新事物让他好奇，在此他发明了烤羊脊，供农民插秧用的“浮马”，还玩起了酿酒术，自制橘子酒和松酒，不过对酿酒苏大人的确是外行，据传人喝了他酿的酒，会出现腹泻症状，我猜他当年听到此事已定会捧腹大笑吧，这才是可敬可爱的苏东坡啊。4.章惇穷追不舍，苏轼最后被贬儋州
苏轼的自得其乐，让其政敌恼火，为了发泄再次将其贬谪—海南岛。当时海南岛人烟稀少，气候潮湿多雨，对于年老的苏轼可谓是肉体的折磨。面对磨难达观的他，依然苦中作乐，岛上没有食物便自煮苍耳充饥，没有笔墨也可自制，空闲时又到乡野采摘草药，忙的悠哉悠哉，让章惇一群小人看得眼红却又无可无奈。徽宗称帝后，苏东坡被特赦，他又离开儋州北上，途径徐州时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苏东坡是一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性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钩绘出苏东坡的全貌……”《苏东坡传》
苏轼，仕途坎坷，屡遭贬降，但他却活得快乐，活的无所畏惧，活得充实富足，他尽情享受人生，享受生活，决不允许自己丢失快乐。他虽已去，但留下的不仅仅是名字、诗作，还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达观的人生哲学，亦如作者在《苏东坡传》所言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才是万古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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