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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弟同学姓张,也有大号,由于家中排行最小,所以熟悉的人,都叫他小弟。说来走了有十年了。有天他打电话给我,正是北京奥运的时候,他说他对中国与法国的这场男篮很期待。可就在这场比赛开打前几个小时,他熬不下去了,走了。
认识他应该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有一天上课,一个看上去很顽皮的小男孩嘿嘿着就坐在我身后了,不高,但敦敦实实。虽然刚来,却并不认生,没几天,身边便有了一群小哥们。此后几年里,他的身边总不乏一些鸡飞狗跳的事。
现在想来,他大概是从省城清理出来的。他的出身成份很不好,爸爸妈妈家都有问题,好象地主之类。妈妈还时常被人监管着劳动,有时还挂着块大牌子,就在我们学校门口的那片菜地里。小弟应该是常看到的,这更让他原本顽劣的性格,多了份叛逆。
不久后的某天,班上来了个小个子老头,工宣队的队长介绍说,这个学期由这个张老师教我们语文。很快班上就有人起哄,这时我才知道这个张老师就是他的爸爸。他爸爸刚刚结束劳动再教育,一个老学究,工地上扎了两年的钢筋。
这之后他似乎老实了一些,乖了一些,可背地里还照样顽劣。那年代作业不多,下课后四处撒野,而他俨然小伙伴的头,因为他特别仗义,奇奇怪怪的玩法也多,也还讲道理,也敢打架。
但他内心的阴影,他的叛逆,其实一刻也没离去。他是我们班最早偷偷吸烟的男孩。有次我去找他,他一个人蹲在柴棚里,地上一地烟头。他的内心显然并不象看上去的大大咧咧。那时候我们都参加了红卫兵,还有人入了团,可他连申请都没写。很多年以后,他和我谈起过这事,他说主要是怕政审。
但我感觉他爸爸的消极人生观也是给了他负面影响的。他爸爸后来改教我们英语了,课上得并不好,心中多有余悸,讲话哆哆嗦嗦。他有个女儿,也就是小弟的大姐。当时他的大姐和一个臭老九的知识分子恋爱,或许怕女儿走自已的老路,硬要活生生拆散,结果女儿投河了。
几年后我们毕业了,有的就业,有的下乡,有的留城待业。他是留城待业的,我也是。正是那段日子,我和他走得特别近。那时他身边多了好多社会上的人。他们在一起,或者捞鱼,或者抓青蛙,或者半夜出去打狗。由于我腿脚不利索,往往是他们出去,我在某一个地方等。
然后我们便找了个郊外,或空荡荡的老仓库之类的地方,买了些酒,老乡的菜地里偷了些菜,便烧好炒好吃了起来。吃到高兴处,听他们说打狗,特别剌激,或者用绳套,或者用一种叫七步倒的药。
每逢周末,或者过节的日子,从前的同学又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这时我们最爱去的地方便是城西不远处的碉堡山。山脚有座红亭,僻静。记得那时我们总在那谈论各色手抄本,比如《恐怖的脚步声》〈一具蓝色尸体〉《少女之心》,下乡的同学则带来一首〈南京知青之歌〉,“啊~南京,我可爱的故乡,啊~南京,何时才能回到你的身旁,你身旁,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至今想来,只有这个时候,他是放松的,本色的,开心的,他常喝得大醉,还大谈女孩。
这个时候他应该是交过一个女孩的,这个女孩也是我们的同学,两根细长的辫子,长得好看。他甚至还和我们炫耀说他已经亲过她的嘴了。但两个人终于没成,主要是他妈妈坚决不同意,因为他妈妈从前被监管劳动时,监管她劳动的,就是这位女同学妈妈,心上有道坎,过不去。
后来恢复高考了,他好象也考了,但没考上。考上技工学校了,有一阵子在湖南的株州读书。再后来他便被分到了德兴铜矿工作,这之后他娶妻生子,努力工作,也仍然五湖四海广交朋友,后来居然也混到了一个有签字权的小头头。
对于我,他好象始终有一种特别的关怀,由于我的腿不好,他总怕我找不到对象,象买大白菜似地,硬往我怀里塞过十几个。我结婚的时候,他笑得比谁都开心,好象再也不欠我什么了。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大雪天,他骑着摩拖从铜矿赶到人民医院。没有说别的,只问我缺什么,然后便又骑着赶回去上班了。
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只要站在你的面前,你便会感到温暧的人,就这样说没就没了。据说那年冬天特别冷,他自已开车到长沙去接儿子回来过年,路上十几个小时堵车,他在车上被冻坏了。回家的时候,脚迈不动楼梯,年后一查,肺癌,已经晚期了。刚到五十,儿子还没成家,没毕业。
和他的最后一面,是在殡仪馆,他的朋友,各个时代的,一拔一拔地。他静静地躺着,没有了顽劣,没有了叛逆,他只是想和大家一起过好日子,而且正在过着好日子,就这么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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