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篇第二」11
【原文】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译文】
这一句流传千古，太经典了。且朴素易懂，故不译。
【注释】
“温故”有两种含义，一为温习过去所学的知识；二为温习历史、典故。
“知新”也有两种含义，一为于温故中获得新感悟；二为学习新知识。
【评析】
1、何以为师：
孔子在这一章中提出了“为人师”的标准。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先弄清楚“师”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在其《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吾师道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那么，什么又是“道”呢？用现代语言通俗地表述，“道”就是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其方法论。韩愈是儒家人物，韩愈口中之道自然便是儒家的“仁道”。
道是宇宙真理，是人生真谛。对于道的认识和领悟必然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通过“温故而知新”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对于已知之道，要不断温习，加深领悟，以求提升境界；对于未知之道，则要不断虚心向学，要“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新知无穷，事变无尽。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因此，“温故而知新”的最高境界，在于通达“道”之大义。是以不学而为有学、以不变而应万变。
唯有如此，方能有道可传，也才有资格为师。若只是“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则仅为知识贩子，不足以为师也。
2、何以为政：
为师需要温故而知新，为政亦需如此。
首先，为政者乃社会精英，身负引领社会向善的重任，堪为民众之师。既为民众之师，己身先需有道。无道不足以为师，亦不堪为政。因此，为政者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要为民众率先垂范。如此方有资格为民众之师，方能以道引领和教育民众。
其次，世事变迁，事易时移。过去的“仁政”，现在可能成为“弊政”。这就要求为政者不能顽固保守、固步自封。而要“温故而知新”，要面对新问题，发现新办法；要把握仁道精神，创设仁道新政。以使政治制度能够不断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需要。
3、仁政之道：
中国在宋代之前，君臣共治是有传统的。因此，当遇到能自律的盛德天子时，便会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今日民主政治的客观治理效果，从而天下大治。比如，之前我们提到的汉文帝时代和宋仁宗时代。但那种盛世总是难以长久，因为有德的为政者毕竟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尤其自明太祖朱元璋废弃相权之后，君臣共治成为历史，独裁专制愈演愈烈。因此，中国历代王朝总是盛衰治乱，动荡不绝。最终必然在某个暴君或者昏君的统治中陷入灾难。
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而权力的腐败又必然导致民心流失，直至社会动荡、改朝换代。而权力转换的过程并不像文字叙述的那样轻松，它是以血腥的杀戮和巨大的破坏为代价实现的。这显然不合仁道，但又无可奈何。因为在过去，我们并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有效遏制权力以及使权力和平交接的机制。
通过“温故”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唯有创设一个能够有效遏制权力并使权力能够和平交接的机制，才是解决专制痼疾、实现仁道政治的“君子务本”之道。而这个机制就是“民主和法治”。对此，中国百余年来的仁人志士早已达成共识。
民主和法治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拥有公众认可的权力产生和交接的方式，以确保权力的合法取得和平稳交接。
第二，是法律的地位至高无上。任何个人和组织团体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依法行事，而绝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第三，是公众的监督权力充分且有保障。任何政府行为和官员财产都必须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
民主和法治经过西方数百年的政治实践，已经证明其在遏制绝对权力和实现权力和平交接方面，确实比以往任何制度都更加卓有成效。任何有志于实现仁道政治者，都不能也不应该忽略这一现实选项。
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社会就没有弊端。恰恰相反，西方民主社会在经过初期的高速发展之后，其社会弊端正在逐渐显现并日益加重。对此，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福山已有专文论及。但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源却不在制度，尤其是民主和法治精神本身，而在于西方文化先天不足。对此，笔者在《善读「论语」》的前言中已有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言。
自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一直有人批判儒家是专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孔子讲“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更直言“民贵君轻”。儒家向来以天下为己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非先君之忧而忧，后君之乐而乐。
正因如此，当近代儒家见识了西方民主和法治的魅力后，才会不遗余力地务求变法维新。因为，在儒家眼里，无论是君主还是民主，都不过是一个行仁的手段而已。“则其善者而从之”，可也。
【以史鉴今】
以下部分内容取自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余英时先生的论文《民主、人权与儒家文化》。
1、温故：
谈到近代儒家学者对西方民主的热烈响应，就必须要说说“中国民主思想启蒙之父”——黄宗羲及其《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1610.9.24-1695.8.12），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陕西李颙、直隶容城孙奇逢并称“海内三大鸿儒”；被誉为“中国民主思想启蒙之父”。
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在他54岁时，黄宗羲写下了划时代的著作——《明夷待访录》。该书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总结了秦汉以来，特别是明代的历史教训，批判了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等一系列比前人更进一步的民主观念（此即“温故而知新”——笔者按）。这比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要早大约100年。
《明夷待访录》主要有以下三个观点。
第一，人民是政治权威的终极来源。黄宗羲在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只是人民选择来处理各种公共事物者，君与臣共同分担天下大事。因此，臣也需向人民、而非向君主负责。但是，这一政治原则在2200年前秦统一中国后即被颠倒。从那时起，历代君主就把整个国家据为己有，并将人民当成其奴仆进行奴役。
第二，儒家的学校必须同时发挥政治和教育双重功能。除了培养学者、官员外，学校还应该是一个可以公开发表政见的政治批判场所。当学者们轮流主持对时政的讨论时，君臣应当定期像学生那样坐在太学中认真倾听。因为君主并不总是正确，因此君主应与学校之士共同决策。这一思想源于孔子。在《论语》“季氏篇”中，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意思是说：当皇帝的统治有失误时，即使普通百姓也要有权批评。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尽管其政策在乡校饱受批评，但郑国相国子产仍“拒毁乡校”。子产此举始终被儒家学者高度赞赏。
第三，“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儒家是不认可什么“素质论”的，因为“素质”是制度之果而非制度之因。另外，法律也不是为皇帝利益服务的，而是用来捍卫人民利益的。法律应当代表人民的利益，并与道德律法相一致。亦即孔子所谓的“礼以行义”。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及其理论，为十七世纪儒家知识分子接受并欣赏西方民主理念和价值观做了相当充分思想准备。
2、知新：
王韬，1828年生人，年长康有为30岁，清末杰出的思想家，政论家，是中国早期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儒家学者，也是在中国首先使用“民主”一词者。
王韬17岁即考取秀才。
1849年，21岁的王韬应邀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墨海书馆于1843年由数位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建，是上海最早的一个现代出版社，曾撰写、翻译了许多介绍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墨海书馆也因此培养了王韬等一批通晓西学的学者。
1862年，王韬在香港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布（James Legge）将十三经译为英文。
1867-1870年，王韬陪同理雅各布游历英格兰与欧洲大陆。期间他接触到了西方政治系统的第一手材料，并将欧洲政体分成三种，分别命名为：民主政体、君主政体、君民共治政体（君主立宪政体）。
1870年后，王韬在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影响很大。
由于王韬独特的儒家背景和西方文化经历，使得王韬对于西方民主的观点更具参考价值。
在英国之行目睹了真实的西方政治和司法体系之后，儒家背景的王韬不由得对这一体系大加赞赏。在一篇关于英国政府的文章里，王韬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声气相通，人民与管理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才是英国真正的力量所在……我的观察是，英国的日常政治生活事实上实现了我国传统的三代政治理念（指尧舜禹时代的“天下为公”和“选贤与能”等。笔者按）。从行政角度者看，选举是切实可行的，不过候选者在被选举前必须有相当的知名度、良好的德行和成就……大多数法规的原则是坚持显示公正为目的……”。
王韬由此得出结论：首先，只有在民主制度的政府下，统治者与人民才能发展出良好的关系；其次，我们称之为违反人权的行为，诸如刑讯逼供等，只有在主张法治的制度下才能得到有效禁止。
王韬反复宣称英国的政治和司法实践已将儒家经典中描述的三代最高理想——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化为现实，这一点再清楚不过地宣示了他的儒家背景。在王韬看来，儒学与民主、人权这两者的互相兼容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实行民主、保障人权是典型的仁政。王韬因而认为在中国存在着起源于本土且独立于西方的非常古老的民主理念。这一思考与探究方向，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叶，对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3、变法：
始于1898年6月11日的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是晚清时期维新派人士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1911年10月10日夜，以武昌起义爆发为标志，辛亥革命正式爆发。武昌起义胜利后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
1912年2月12日，清政府发布退位诏书。
至此，2132年的帝制历史宣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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