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历史当口的人难以洞察事件的重大,人们对历史的概念向来是从现在向过去追溯的。若有先知者能够早一步洞悉某一事件在未来的意义,通常是因为他所经历的足够让他注意到细微表象之下的本质,即从庞杂的人生体验中把握到某些规律——历史像凯尔特结一般,相似的事情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总在发生。
1989年的今天,玛利亚站在柏林墙前。从东德往西德狭窄的通道挤满了人,他们与等在这边的亲人或是偶然相逢的陌生人哭泣着相拥相吻。
现场一片混乱,在墙的这边有一小队人挥舞纳粹的旗子抗议,几个年轻人与他们争吵起来随即演变成了肢体冲突。墙的另一边起初是警卫的呵斥,随后很快这声音变成了妥协消失在凿子和锤子的声响中——他们已经等不及排队通过过道,于是动用了一切能破开墙壁的工具。
事件的起源要追溯到1960年,那一年柏林墙建成,而她还叫莫妮卡。当年她恰巧推着车从这里路过,却看见东柏林地界上的警亭被砖墙遮住了一半。人们依旧在哭喊与拥吻,来不及翻墙过来的人被民主德国的警卫拉开,他们的亲人隔着尚未砌完的齐腰高的砖墙拉住他们的手死死不肯松开。
这堵墙砌得又快又高,就像一息之间出现的神迹。砌墙的工人们面色凝重,身后是端着枪监视他们及路人的警卫。这一景象让她想起修建金字塔的奴隶和拿着鞭子的监工,有一瞬间,她错觉这些人打算修葺一座神殿。
当年这个奇妙的念头一闪而过,如今她看着这堵墙被一点点凿开她又闪过了一点灵光——那并不是神殿,是一座塔,一座巨大而又注定要倒塌的塔。
这和她的记忆遥遥对应,恰恰印证了某一年中的某一天,她曾想到或是看到的某句话:“历史是圆形的。”
事实上她并没有亲眼看见巴别塔的修筑过程,但至少在她出生时这座塔还在。
圣经说它接近天堂,于是上帝毁了它。它是否有此高度,玛利亚无法表态,不过她记得塔基非常大,大到什么地步?她眼中所映出与她脑内所感受到的塔基笔直的墙,实际上只是高塔圆周上的一个片段。这其中或许加入了漫长时间构成的夸张,但所有见过它的人都不禁赞叹这是只有神才能创造的杰作。
至于它的毁灭,玛利亚确是一个见证者,只是在究竟谁是毁灭者这点上她倒有自己的看法。
那天她正在羊圈里梳理羊毛,忽然天空暗了下来,她抬头看向太阳时却已寻不见它的踪迹,倏然天际发出了闪光,一颗火球带着巨大的轰鸣从天而降,它在人们还未能反应过来前便撕破黑暗击中了那座宏伟的塔。
剧烈的冲击之后尘埃席卷了城市,人们惊慌失措地接连匍匐在地口中默念太阳神沙马什的名字。当他们再次站起来时太阳重新出现,而高塔已经消失了。
很显然,上帝背不了这个锅,那时的古巴比伦人还没有天堂的概念。活到今天,玛利亚凭借她的知识猜测那是一颗彗星,而巴别塔和那附近的人只是运气太糟。
被击毁的塔变成了废墟,它在燃烧了两天后被一场大雨浇灭。天降之物的灰烬里流出绿色的物质,它们在夜里发出荧光——这让人们更加坚信这场毁灭是个神喻。大雨过后的几个晚上,废墟的亮光逐渐黯淡。示拿城的人们以为白天献上的贡品已经平息了太阳的愤怒却没想到这一切只是漫长诅咒的开始。
科学所难以解释的事情,宗教便力图从另一个角度赋予它意义——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旧约·创世纪11:9)
玛利亚在今天成为语言学者,从修辞学上来说是一种隐喻。她是语言的受难者,将之替换可等同于巴别塔,它又同如今千万种言语所关联。巴别,“神的大门”与“混乱”这一后世文字上的混淆竟巧妙地揭示了示拿城人苦难的开端与被诅咒的命运。
灾后的人们饮用了井水,事情开始变得蹊跷。起先只是出现幻听,其后他们开始听不懂他人所说的话语。没有哪种语言能够凭空出现或消失,所以问题也许并不是他们所使用的语音,而在于他们对语音的听觉上。然而那时他们并未意识到这点,示拿的人只是认为自己受到了神罚。邻近城市必然也知晓巴别塔倒塌之事,他们察觉到示拿的种种异象,主动与这邪恶之地切断了贸易往来。时间一久,示拿成了一块与世隔绝的荒城。它的街道宽阔,房屋还雕刻着巴别塔时代的华丽纹饰,而往它的尽头走去却看见本该最繁华的地方在方圆几百里内都是断壁残垣。更要命的是,它还安静地吓人。人们接受了命运,学会了随身携带泥板上街。男人在地里默默收割麦子,女人们在家门口围成一圈编织毛毯。他们从不开口交流,长久以来的作息让他们养成了日常生活的默契。黄昏时男人归家,他们吃上些羊肉和无花果,入夜后再喝些牛奶便熄灯睡去。这一切也都在心照不宣中完成。
原本这样还是可以接受的,然而随着日夜流逝许久后他们发现自己所背负的诅咒并没有想象中的简单。示拿被时间抛弃了。病榻上的老者在苟延残喘中,活不来也死不去,孩童眼神日益老成却不脱稚气。这座城市的时间凝固了,曾有人寻访过永生者的城市却称之为噩梦,示拿大抵就是这样。它没有来访者,就像一潭死水不断内耗着自身的生气。
长久以来,这里的人出于一种罪的意识而不敢离开,事到如今他们终于意识到这种罪已超出他们所能背负的范围。有人开始出逃,他们认为要离巴别塔的旧址越远越好,仿佛坚信只有这样才能洗刷罪孽,医治好不朽的病症。
某天,玛利亚的丈夫喝了三杯蜂蜜酿的酒后牵上骆驼出了城。他什么都没带,就好像只是去朋友家做个短暂的访问。但那天日落他却没有回来,直到玛利亚离开前都没有。他带走的骆驼还是快一百年前随他一起从西亚回来的那匹。玛利亚记得它咀嚼稻草时非常缓慢,它闭上眼睛时脸上总洋溢着一种哀伤的神情。
关于她的丈夫,巴尔萨泽,玛利亚所记得的事已经不多。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她正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揉着一个石榴。他穿着西亚的长袍牵着骆驼从玛利亚家门前路过。骆驼身上载着两个筐,一个装着青铜的器皿,另一个装着他从西域带来的香料。玛利亚扒开石榴的皮,汁水从她细腻的脸颊上流下时,她或许与他对视了一眼。当巴尔萨泽的骆驼走远后,她将手中只剩籽的石榴皮扔了出去。
第二天,玛利亚被母亲从床上拉起来。待她沐浴后,姐妹们为她编织长发,在颈间和腰腹抹上香油,然后用颜料在她的脸上手上画上纹路。这一切做完后她被牵引到院子里,那里放着一小筐香料还有等待她的巴尔萨泽。20世纪初,玛利亚在美国参加女权运动时想起自己是巴尔萨泽用香料换来的妻子。这件事在这时看来应该是屈辱的,可耻的,但玛利亚却未体会到应有的愤怒。
在他离开很久以后,所剩无几的人们最终组织了一次漫长的迁徙。他们沿着幼发拉底河往北来到安纳托利亚高原。这里的人不信奉马杜克,书写也早已不用泥板。玛利亚和她的同胞们虽然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却能从语音上辨别出这和巴比伦的语言并非同一种。她们保持着沉默的传统,在这里生活了些许时日。但久而久之,她竟能理解这些印欧语单词所对应的含义。
用她的专业术语来说,即在这个时间点上,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建立起了有秩序的联系,而这正是语言习得的一个过程。过去的时间里,示拿人在语音与语义之间联系混乱的情况下选择了抛弃语音。如今这种匪夷所思的疾病在异乡得到了治愈。这像一道闪电划过了示拿人的天空,他们以为终于得到了神的宽恕。可当玛丽亚试图用巴比伦语和同胞沟通时却依然碰了壁——她们忘却了曾经使用过的语言究竟是如何发音。或许确实可以说这是一种天谴,只是针对的并非个人,而是一个王国本身。当最后一个会说巴比伦语的人消失后,巴比伦和它曾经的高塔彻彻底底成为了历史。
示拿的人再次拥有了沟通能力却甩不开隐姓埋名迁移的宿命,因为他们依旧没有老去。战争频繁,人口流动迅速的期间,他们因祸得福瞒住了身份。后来马其顿人的国王斩断了戈尔迪乌姆结,西庇阿在迦太基的废墟上痛哭,又或是很多年以后希特勒在地堡里饮弹自尽。当某一新的希望来临,人们的生活回归平静时总是提醒着示拿人继续流浪的苦难。一起出发的人在战乱中被迫或是主动脱离,最后剩下的寥寥无几。他们活了千年之久,对于前路早已有各自的看法,于是在中世纪的巴黎,他们结成了秘密协会一样的组织,约定每隔一段时间回到这里见一次面,毕竟他们是世界上最后一点的巴比伦人。
但是上一次集会,玛利亚却没有再见到任何一张熟悉的脸。其实她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因为他们的生命是超脱在时间之外的。而她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也并非是自发遵守了时间的约定,只是因为她刚好在巴黎上大学。
玛利亚在语言学的课堂上听到索绪尔说到语言历时研究的重要性,这位伟大学者对语音研究的强调让她重新思考了一下那段她们抛弃了语音的时光。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在不死者的城市里,一切形式都可以化繁为简,他们可以依靠单纯的形象而非意义而生活?当她如此思索时,一个很古老的细节突然从记忆中跳了出来。
巴尔萨泽离开前的一晚上和她做了爱。他的手掌皮肤粗糙,摩擦在她的乳房像是骄阳照裂地表。她在他身体之下听见巴尔萨泽低沉的嗓音,他喃喃了好几遍某个单词。当时她与他已经很久不曾说话,她以为那只是他的呓语,于是并没放在心上。但在冥想之下仔细回想后,她隐约想起这个词是四个音节的,那必定是饶有深意的。他说了什么?
这种带着追忆性质的思索促使她最终踏上语言学的道路。玛利亚试图用这种方式还原有关示拿的记忆,她在研究报告中一本正经地说她力图通过历史语言学与语音学的方法重新构建古巴比伦的语音系统,私下却不时想起那四个音节的词。
她猜想或许他在请求她的宽恕。玛利亚确实怨恨过巴尔萨泽,当他离开时她还只是个逆来顺受的女人成天只会以泪洗面,但到后来她随着同胞迁徙,特别是他们恢复了语言能力的那段时间里,她本已淡薄的情感好像突然间喷薄而出。每当她到一个新的地方被男人用无耻的态度对待时,她都恨巴尔萨泽的懦弱,恨得总想象他们再见时能用刀割开他的喉咙。再后来,她的感情逐渐平息,已经快将他淡忘。唯一一次例外是中世纪时她被当做女巫抓进宗教法庭,在性命攸关的当口她又一次想起来这茬,但是最后法庭并未判她有罪,只是没收了她的财产。
到如今玛利亚念念不忘那个词,但她觉得或许她只是受到沉默的日子里陡然出现的语音的召唤,而非真心想知道那个词的主体或是它所指向的对象。
但如果真是这样,有些事情却解释不通。若这个词就像“啊”,“呀”一样不存在实际的意义,那么为何玛利亚会在任何一些与巴比伦有关的场合想起它?就像她今天早些时在课上解读一块西亚出土的楔形文字泥板,那是一个妻子对商人丈夫的抱怨。为何她会想起这个词呢?
现在她为了驱散一些烦人的念头而来到柏林墙前,却不由自主地关联起两千多年前的那场劫难。她用自身的经历解释历史和记忆和时间一样都是一个圆环,如果巴别塔的倒塌是一个起点,那么如今历史和记忆只是恰恰好都回到了起点,没有理由时间会与众不同。那这应该是一个别有深意的时刻才对,可是它的意义在哪里?
东德的人花了点时间终于将墙砸开了一个洞,他们鼎力呼喊着口号推倒了剩余的残垣。大批大批的人群从东边涌了过来,人群爆发出喝彩。这对他们而言确实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于世界历史的进程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墙被推倒了。但对玛利亚来说却和过去所经历的事情没有多大差别。
她在1960年时已经预知到这堵墙的倒塌,对圆圈上会发生的事,她也丝毫不觉得新奇。只是有件事她并没有察觉——一个圆圈在破损之后便不再是圆圈了。
她已经决定从高喊着自由的人群中撤离。在这些声调和谐的语音中,玛利亚突然听见一个四个音节的单词,它像一句吟唱一样,在四周被她所理解的词汇中突兀地出现,不存在实际意义。开始她以为这是她脑海中的旋律,之后她意识到这个词在呼喊她。
“伊利西亚!伊利西亚!”
他的声音因高亢而显得慌张。
她突然就想起了这是她最初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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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
并不是所有的共鸣都是值得提倡的,尤其是那些不走心的共鸣,纯粹成了对读者的迎合,那简直是堕落。
就你说的勾起读者强烈的认同感这件事,可能反倒是我这几年开始越来越想避免的。我以为作者的文本提供的是一个让人思考的场所,在我能力不够前,我并不想将情感的共鸣作为文章的重心,而期望有读者的质疑和本身的思考。不成熟或说无益的情感共鸣在我看来是危险的。因为作者和读者的成长都是在依赖作者单方提供的信息,价值判断和思考本身缺少读者的介入。所以怎么说呢,我在尽量去除文字中的多余感情色彩也是一种减少对读者情绪影响的尝试。当然,如果能让共鸣和思考结合这当然是最好的,但这属于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非旦暮能把握。最后提一下我很喜欢的博尔赫斯的一句话,我们的无知并没什么分别,只是恰好我成了作者你成了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