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编写完《春秋》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问题来了,孔子为什么把这样一部承载着自己价值判断的史书叫《春秋》呢?因为儒家讲求“中庸”,不偏不倚。南怀瑾先生说中国文化来自天文,一年四季的气候是不平衡的,冬天太冷、夏天太热,讲昼夜,冬天的白昼太短,夏天的白昼太长,也不是中庸。只有春天二月间和秋天八月间,“春分”“秋分”两个节气,白昼黑夜一样长,气候适宜,不冷不热,暗合儒家的治国理政之道,所以称历史为春秋。
走出历史的轮回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第一篇《学而》讲的是个人做学问的内在修养,接下来第二篇《为政》是讲学问的“用”。后世经常把“政”单独拿出来说,类似于现在说的“政治”。但按照南怀瑾先生的说法,孔子很少单独讲“政治”,只说“为政”,他提出“为政”就是教化。教化包含两层意思,教是教育,化是感化。其实孔子认为“学”同“为政”是分不开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就是当官有余力就学习,学习好了就当官实践,二者是知行合一的共同体。
所以这句话可译为:为政要以自己的道德为主,就好比天上的北辰,安居其位,众星围绕在它周围按照各自的轨道运行。
孔子这句话以一个天文学的比喻,构建了儒家社会组织的模型。北辰以其核心引力牵引着众星,众星在这一引力的作用下沿着各自的轨道运行,各自承担自己的命运和角色。一旦引力关系和轨道紊乱,就会让这个体系无法运行。这个维系社会运转的核心力量,儒家认为是“德”。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天为则”,就是向天道学习。儒家这种社会系统的构建,来自于仰望天空这幅宏大壮阔的天象,认为这是天道对人的昭示,是人类社会的最佳样板。
回到孔子所处的时代和一贯的政治主张,“北辰与众星”的关系实质上是周天子分封各诸侯国的封建制,周天子是“北辰”,各诸侯国是“众星”,天子承载天道,为政以德,诸侯国围绕在其周围,受周天子的教育和感化,各行其道,天下大治。道家以“无为而治”来解释这一问题,北辰一动不动,众星各得其所。有人据此也说在这个问题上儒家和道家默契了一回,孔子也提倡“无为而治”。其实未必,孔子提倡的是“为政以德”,通过道德的力量来维系北辰与众星的运行,而不是什么都不做。
这个体系及其所演化出来的以德治国的理念作为主流思想,延续2000多年。李泽厚老师把它归为“泛道德主义”,将宗教性的人格追求、心灵完善与政治性的秩序规范、行为法则合到一块儿,“德”与“法”傻傻分不清楚。从孔孟开端,由汉儒到宋明理学,影响深远。已发展成为非常复杂完备的理论系统、伦理规矩和文化心理,表现为社会、政治的法规体系与“伦理道德”交融在一起,道德的高标准与法律的底线要求分不开,道德问题法律化、法律运用又受道德制约,掰扯不开。
2000多年的历史也同样告诉我们,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治必然是专制政治,而专制政治也必然以道德为基础。孔孟那套政治构想,也必然与专制政治相生相伴,这也是历朝历代不肯脱下儒家外衣的内在逻辑。因为以德治国行王道,只能耐心等待一个不失仁心且能够把仁心推恩到广大百姓的圣明君主,君不见历史上“万民仁主”“青天大老爷”层出不穷,曾几何时各种“大帝”充斥荧屏。直到“五四”之后,以蔡元培、李大钊、胡适之等16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还在提倡“好人政府主义”。这套政治建构和文化缺陷无法经自我修复而成熟。所以,现代中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推行全面依法治国。
同时,也要看到“以德治国”要求上位者要在德上以上率下,无形中对统治者形成约束。这在孟子的思想体系中得到阐发,他就明确赞成诛杀“独夫”,以至于被朱元璋赶出孔庙。这一思想让春秋之后,儒家知识分子虽无力改变皇帝专制统治的现状,却创造出对“天”的信仰,逐渐深入人心,并以“道统”的形式相延续,甚至不以王朝的更替而中断。他们把“天”与“君”、“人”与“位”的关系用“德”联系在一起,而且“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把天变成民的代言人,并赋予知识分子这个代言权,由此形成“道统”对统治者的约束。君要有君的样子,“德不配位”,民众革暴君之命在道义上就是合法的。这两个方面让中国历史在这个矛盾体中遇到了“鬼打墙”,革了暴君期待明主,明主过后出现暴君,再来一次,正可谓兴百姓苦,忘百姓苦。
那么,是不是孔子“德治”的思想就该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了呢?不一定!在今天我们提倡“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对“德”的要求依然迫切。伟大领袖曾说过“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是决定因素”,习总提出干部要修政德,山东曲阜适时建设了“政德”研究机构。因为,好的法律还要有好的人来执行,如果掌握在小人或坏人的手里,终究是会找到变通之术的,国家的兴衰都是“人”与“法”相互作用的结果。
制度与道德也是密不可分的,好的制度促进道德的发展,坏的制度让人伦丧失,例子很多,人人皆知。须知,道德的建设依赖于良好的制度,不可反之。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