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精神与共同底线——舒生读《论语》之三十

南宋至晚清大多数史学家在评论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首要观点都是“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导致北宋亡国”。这一点是宋高宗赵构御笔钦定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民间很快就有话本小说《拗相公》，把王安石说成刚愎自用、不近人心、误国误民的大奸臣，至今这一形象也没有完全扭转。之后宋理宗撤销王安石从祀孔庙的地位，理由是他的“三不足”，殊不知这“三不足”压根就不是王安石说的，而是司马光出的考试题。王安石罢相、司马光还朝后，开启了“司马光砸缸”运动，绕开儒家“三年无改于父道”，硬生生整出个“以母改子”，将所有新法一概废除，从保甲法到方田均税法，从市易法到保马法，最后是核心三法：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特别是关乎国家根本的税法，只给了五天期限，上上下下乱作一团，但他只关注新法速废。接着又废除王安石批注的诗书周礼，不给天下考生任何反应的时间，所有一切回到熙宁之前。王安石痛心疾首，在家里屏风上写了数百个司马光的名字，苏轼在与司马光辩论后，大呼“司马牛，司马牛……”。“打翻在地，踏上一脚”，司马牛同志竟然查封了王安石撰写的一本无关政治的著作《字说》。王安石抑郁而终。这还不算，甚至连大宋军民费尽心血从吐鲁番手中夺得的河西走廊都悉数奉还，北宋边防回到无比软弱的“贡银”时期。

新旧两党之争本属常态，但无论如何争斗，都不能以国家利益为代价，不能突破人性的底线。

宽容精神与共同底线——舒生读《论语》之三十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第一句话是中学课本的内容，上过义务教育的都能明白。其实，学习与思考本来就是孪生兄弟，不思考的学习不是真学习。学习的内容只有通过思考，才能积淀为自己的思想。但学习仅仅止于思考还难免肤浅，应当“学、思、践、悟” 一条龙，学习并思考，思考后实践，实践再总结，如此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闭合回路。

第二句话是《论语》的难点之一。古往今来莫衷一是。有代表性的是，杨伯峻先生翻译成：“批判那些不正确的议论，祸害就可以消灭了。”对这一“新奇”解释李泽厚先生不能同意，认为应译作：“攻击不同于你的异端学说，那反而是有危险的。”李炳南翻译是：偏执一端，而不能执两用中，则皆有害。钱穆翻译为：专向反对的一方用力，那就有害了。

从字面意思理解和《论语》的整体意蕴，舒生更赞成李炳南和钱穆二位先生的说法，春秋时期并没有儒道之分，也没有谁将圣人之言当成绝对不容质疑的金科玉律，所以异端邪说根本与孔子风马牛不相及。联系《论语·子罕篇》：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可知夫子说的是事物的两个方面，全面看待问题，不能只看一面。

但舒生更欣赏李泽厚先生的翻译，他由此引出“这可以表现儒学的宽容精神：主张求同存异，不搞排斥异己”。承认其他观念存在的天然权利，说得很好，儒学的确有此性质。梁武帝至隋唐佛教大兴，经常把佛祖摆在孔子之上；现代讲究革命，孙中山、马恩列斯毛的画像摆到天安门，孔子收进了博物馆；现在的很多农民家中客堂，时常同时挂着领袖画像和“天地君亲师”牌位，儒家对此并不反对。

这种宽容由来已久，一直存在于文化基因中。孟子骂杨墨，却仍认“生之谓性”的告子做门徒，韩愈辟佛老，却以为“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苏轼以儒学而出入佛老，苏澈用《中庸》讲老子，净空法师也讲《论语》，国人大都“三教合一”。中国人对“礼”和“理”的要求更高，没有炽热的宗教狂热，只有唯理是从，“谁有道理听谁的”，包括近代中国较快接受西方科技、文化、政治和哲学，改变了几千年来的思想观念、服饰习惯以及生活方式等，这都与文化基因中的宽容分不开。

同时，这种“谁有道理听谁的”也容易生长为“谁有用听谁的”，宽容就变成了重经验、重实用主义。都信也就是都不信。所有没有那个民族的信仰像我们这个一样那么随便，随便到压根就没啥可信的。对我有用的就信，没有用的就不信。太上老君和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甚至耶稣基督都坐在了同一个庙里，中国人都不以为忤，毫无违和感。求神拜佛简直变成了市场买菜，烧纸供奉，就是为了有求必应。许的愿望没有实现，就可以呵佛骂祖，毫无禁忌。当然，这是宽容精神的另一面。

夫子要宽容“异端”，就必然有个不言而喻的前提，那就是大家都有大致的方向和大体的标准，有一个同时代人所共同承认的底线，“异端”当然也不能违背这个底线。比如，我们倡导基督教、儒家理念和伊斯兰教应当和平共存，不要相互诋毁和争斗。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信仰宗教自由的原则，如果信仰宗教不自由，谈信仰多元就成了笑话。那么这个时候，信仰宗教自由就是共同的底线。如果你搞异端审判，不让人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那就是突破了底线，非攻不可了。再比如，汉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连其他的学说都不让存在，你谈什么百家争鸣，这时候百花齐放就是共同的底线。所以有汉一朝唯儒独尊，不能容忍其他言论，就是突破了底线，也不得人心。

近而观之，中西文化碰撞一百多年，如今文化中不论中西，最基本的做人道理竟然成为“稀缺资源”。百年来的文化交锋，加上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论助兴，高潮迭起，得到的却是新的没有完全建立而传统责任伦理尽失的尴尬局面。“西方的德赛二先生”与儒家的传统道义同归于尽，在西、儒皆灭的土地上，秦政与痞风却尘嚣而上、变本加厉。这背后就是共同底线的还没有整体形成。

今天，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试图划出社会共同遵守的底线，可谓找到了病根、开出了药方。当然，关键看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