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眠

我母亲去世了。
医生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在家里，漫不经心地等着锅里的汤。母亲住院以后，我就慢慢开始习惯了每天带着一保温壶的各色浓汤去医院看她。医生说你们别这样做了，老人如今只能通过鼻胃管摄取一些流质食物和配方奶，不可能去喝汤。并且以她目前的情况，不论你们做什么她都不会记得，你们这又是何必。
妻子不听。
她习惯了每天在灶上架一口锅，打水，切肉，最后盛进保温壶塞进我手里。她不想去医院，只愿意在家里煮汤，所以我就只能每天提着一壶热羹，对着母亲病榻上那一张枯木风干成的脸，一个人静静地一口一口喝完。再把壶原样封好带回去让她洗。
煮汤，喝汤，探望完全没了意识的母亲，生活就这样活出了仪式感，日复一日，直到那个电话的到来打破这一切。
电话响的时候，我坐在沙发的这一头看些什么东西。听见了铃声，但不知为什么我一时不想去接。然后妻子起身，走过来对着电话简单讲了几句，放下，有点没反应过来似的，对着对面的墙怔了几秒，随后走进厨房把火关了。
你妈死了。她走出来说。

葬礼过后我草草收拾了一点母亲的东西，她不是喜欢留东西的人，有什么一时用不上的，她就要想办法说服自己扔出去。我们一起住的时候，她每隔一段时间总要走进我的房间，问我，你有没有什么要扔的，有的话赶紧收拾好的给我，我等下出门扔垃圾。
然后我就下意识地提起桌角或者衣柜边上已经堆好的旧杂志和草纸之类的交到她手里。有时她会掂量掂量轻重，若是重一点，就露出几份满意的神色；有时她根本看都懒得看，就直接扭头把东西提出去，紧接着开门声传来，走廊上响起丁零当啷的声音。
少年的时候我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母亲究竟是热爱丢弃这一行为，所以这么执着，还是她根本就不在意这些，她只是嫌多余的东西碍眼。这个问题注定是没有答案的，一来是我永远不会问，二来是问了她也永远不会说。
她病了以后，这长年的习惯在几个月间变本加厉：开始的四个月间她一直一副焦虑的样子，不停地给自己找事做，一天要清理五六遍屋子。我怀疑如果时间足够，她怕不是会拿着显微镜把房间里每一个细菌都清除出去。家里处理完了她会去街上瞎转，然后开始义务扫落叶，捡垃圾，把她们小区那一片打扫得一尘不染。那段时间我每次去她家，附近认识我的邻居见了我就夸，说你母亲最近可勤快啦。但时间一长，后来我再去的时候，他们话语间就多了种微妙的情绪，用词也开始有点吞吐，言辞间流露出一种“你妈没什么问题吧”的深层含义。
我妈当然没什么问题，至少我当时一直这么认为，虽然那时候她把家里清理得跟没人住过的新房一样，只留下几样大家具，但我依旧没觉得母亲有什么问题。她一直这个样子，这么多年了她一直这样，只是更严重一点而已。
然后就到了那天。那天我进门，把一袋橘子放到地上。正打算从卧室喊她出来的时候，她自己听见了开门声从屋子里转出来，一脸平淡地告诉我，她见着了我父亲，就在刚才。
这不可能，我说，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我不知道他是谁。母亲还是一脸平淡，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见着他了。就在刚才，他的脸映在镜子里，而我的脸映不出来。
我有点被她的淡定吓着了，就让她先别想太多，坐下来吃个橘子再好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她说不用了。我之前还存着侥幸，以为不是那么回事，直到我这两天开始能看见你父亲——我不知道他是谁，但他的脸出现在每一个能反光的地方，模糊不清，但我就是知道他是你父亲。我没有开玩笑，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说我的这里——她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出问题了。你得把我送走，送到脑子有问题的人该呆的地方去。
我说不行，我不能把自己的母亲送到那种地方。你要是有什么忧虑，你可以和我说，你可以搬过来和我们住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孩子，房间里再住一个人没有问题的。
没用的。她摆摆手，仿佛在打消什么。我知道自己怎么回事，这和你外公一样，一模一样。你外公死前常说能见到他的弟弟，可你外公没有弟弟。我告诉他他得了癔病，他不信，他要出门去找他弟弟团聚，然后就淹死在了河里。你外公看见他弟弟之前，整夜整夜地不睡觉，我也整夜整夜地不睡觉，我上次睡觉还是礼拜三，今天礼拜六了。
我低头沉默。半晌，我说，我得回去和你儿媳谈谈，但我估计你行李都打好了。
母亲走过来坐下，慢慢地扒开一个橘子，精细地撕成一瓣一瓣，然后并不吃，放下，慢慢开口：我找了个信得过的医院，预约了住院手续，只差你签字。
我抬头看着她：不用我签字，你是不是就已经在医院里躺着了？
她不说话，安静地剥着橘子。
我长大了嘴，却感觉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那么看着她。半晌，我说：
“好。”

当你有了这么一个别致的妈，你就得学会当一个顺从而沉默的儿子。这就是这几十年来生活教给我的道理。
然后顺从而沉默的儿子就亲手把母亲送进了她要去的地方，一个关押那些脑子有问题的人的地方。我一直觉得这种地方和我的人生不会有交集，直到那天我一个稀松平常的签名替我的母亲在这里定下了一个床位。
我说我每天都会来看你。
她说也好，反正你闲。
我说我不闲我也会每天来看你。
她说等你不闲了再说吧。
然后妻子就开始了她每天的煲汤生涯。家里气氛异常宁静，我在这边码字，她在那边翻菜谱，全是些汤的做法。她不愿意去那地方，就每天让自己辛勤起来变着法地做汤让我带去。实际上母亲喝得并不多，但她总要一做就做一大壶，并且不给家里留，做多少就给母亲送去多少。一开始我会带回来大半壶剩下的汤，结果她眼睛都不眨地全倒了。于是我开始试着喝一点，再喝一点，最后本来食量不大的我也开始能喝下一保温壶的汤了，还要再加块面包。
但是母亲的食量一直在减少，尤其是医生检查出了她脑子里的朊蛋白，把她送到专门的医院之后，她的食量呈指数减少。最后干脆只靠输液和电视维持生存。
你看过《霍乱时期的爱情》。她有一天说。
我说嗯，你让我看的。
她说里面有个人你记不记得，在六十岁那天自杀的那一个。
我说嗯，我记得。
我一直想在六十岁那天自杀来着。可那天见了太多人，没人给我空闲自杀。等人散了，我也累的不成样子，一转眼就睡下了，终究没自杀成。第二天醒过来我说，唉不是当天自杀也就没什么意义了，索性留到七十岁……但转念一想，以我的性格，真想自杀自然会提前做准备，怎么会就这么错过了呢……
她开始喋喋不休，像是在对我说，也像是在对自己说。
我像每一个被自己的母亲倾诉自杀失败的过往的儿子那样，长大了嘴，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她，一时找不到话可以讲。
“可我活不到七十岁了。”她突然转过头来，对我说。
我说不会，你长命百岁，过一阵就可以出院了。到时候我陪你去看公园里的树，很绿很绿的青翠的树，一排排地站着，跟你的生命力一样旺盛。
母亲转过头去，不再说话。

当天晚上母亲失去了意识，不是昏晕，只是她的神经突然间不足以再支撑她继续对外界做出反应了。医生向我宣布了这个事实之后拿出一个小的医用手电筒，撑开她的眼皮对着瞳孔照了照，转过头来对我说：你看，没反应的。
我说，你出去吧。我和我母亲有话说。
他看了看我，点点头，带着护士一起走了出去，还没忘把门带上。我坐下来打开保温壶，一个字都没说，只是喝汤。
我和我母亲没什么话说。

我好像从来都没理解过我的母亲。而我觉得，她一直是了解我的，包括了解我对她的不了解。她的意识被病毒扯碎之前她试着最后一次和我建立沟通的桥梁，但是失败了，我终究无法理解她，她也终究无法说通我。
我知道她知道这一切都没用的，几十年的面对面而心无灵犀，不可能一朝一夕间通过几句话化解，但她却还是想尝试。我不知道她是出于母爱，是出于依恋，还是出于无聊。但是没用的挣扎，终究还是没派上什么用场。
然后她走了，直到今天我在这里面对她的遗物，我们都没再有什么交集。除了我每天在她的床前咽下一口一口热汤，但那实在不算什么连结，哪怕拿来说服我自己都不够。

母亲的遗物不多，只有几件很新的东西。在她的生活里永远只有新的东西，因为新的东西还来不及被丢掉。想到这个我突然有些失落：我恐怕是她生活里唯一一件旧物，像是一件拖行了几十年的大型垃圾。

我把母亲的东西都扔了。这些没来得及丢掉的东西对她来说没什么意义，我也没办法强行说服自己这是贵重的，来自她的赠礼。当时正好旁边有个垃圾桶，我就把东西打包扔了进去。然后把屋子里其余的好几个垃圾桶和这个套在一起，把母亲扔垃圾的地方和她最后的垃圾一起扔了出去。

把最后一点负担甩出手去之后，我走到车旁，打算回到妻子身边去。开车门之前我下意识看了眼茶色的车窗，我看到窗上映出的不是我的脸，而是一张更为年轻的，带着一丝朝气和一丝稚气的脸，用一种小雄鸡特有的，带着斗志的目光紧紧盯着我。不知为何，我知道，那是我的儿子。
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我茫然无措。短暂地失神之后，我用一种消沉的，和此刻斜暮的夕阳极为相称的目光开始回望着他。
“你好，儿子。”
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