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朝圣山纵火的真相
有一天早上，我坐在公寓楼里吃早饭。周六，因此不慌不忙。时针指向九点，厨房与走廊里，只有我一个活人。我在玻璃杯里泡了一盏茶，吃报纸里包的新鲜面包，盘子里盛着煮蛋和哈密瓜。
餐桌靠窗，一尘不染，旁边依次是两张塑料椅，和冰箱，以及食品储藏柜。窗台上有一只蓝花瓶，花瓶里只有一只玫瑰——不知道是谁放在那儿。但我想，八成是苏菲的。她是个乌克兰人，在读博士。
在这间有幽深走廊的公寓里，我有三个室友。尽管外貌上差异巨大，但对于卫生的态度是一模一样：每个人都应把自己的所有物整理进橱柜。
我们共享一个宽阔的饭厅。但与之相反——厨房的空间却往往难以同时让三个人自由地移动。
因此，每个人都需要保持足够的整洁。否则，整个厨房就会像一只塞满沙丁鱼的集装箱，令人只想跳出罐子
因此，那个我得以悠闲享受周六时光的早晨——因为我不用去学校。我的手还放在茶杯的把上，视线却放在桌上的一本旅游杂志上。显而易见，那是帕勒莫的一处近港，有数不清的白色桅杆，局促的小船。不过是些刷成白色的渔船，东方人却艳羡地称之为“游艇”。
有时，也许会在某个早晨发现桌上的杂物，或是水槽里有待清洗的餐盘与锅。但往往——最迟到下午，一切又会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回到原样。——厨房和餐室的桌上照旧一尘不染，空寂、荒芜。
同住的一位女博士曾解释说，不这样做，当朋友来家时，我们都将蒙羞。
下午，我开始打扫卫生。窗外飘起一阵白烟。得亏住在此处的每个人都有良好的卫生习惯。除了每周都会从墙壁四周抖落的白色墙灰，几乎扫无可扫。
“我要生活！我要悲哀，抛却恋爱和幸福的情怀。”
我做了个索然无味的梦，醒来额头冒着冷汗。有人在窗外大声唱歌。墙上，指针已指向下午四点。
我从床上向窗外看，能看见教堂瘦削的穹顶在夕阳下，有海一样的瑰丽。
我去厨房吃饼干。室友们仍是不见踪影。窗台上的蓝花瓶，玫瑰在昏暗的光线下黯淡。桌上那本晨间的杂志，已经失去了踪迹。我忽然想起早上的面包还放在桌上，此时外面的报纸已经重新卷好。面包安静地躺在我的橱柜中。窗户那边斜照进来的光，映得我的脸变成西洋画里的晚景。
五点，教堂的钟声，从窗外传来。窗户外的巷子空空荡荡，只有一个卖烤栗子的。
我等了一会儿。室友依旧没有出现。墙壁上一扇扇的房门，像教堂的忏悔室一样紧闭。我往餐桌上放了一个盘子。向盘子里加满了黏着番茄酱的面条。
正在此时，一阵摩托车引擎的轰鸣，伴随音乐的巨响。
“我要生活！我要悲哀，抛却恋爱和幸福的情怀。”
我跑到窗口，挥舞着叉子。已经找不到那个唱歌的人。巷子里一个人都没有。
“混蛋！”楼下的人骂骂咧咧。声音洪亮。
我看了看走廊，室友的房间依旧紧闭。像撬不开的蚌壳。
我出门。穿过层层霓虹灯的照耀。大约走了一刻钟，或者更久。路过一处住宅，那里升腾起温暖的灯光和炒菜的香味。阳台外的一处角落，一个隐秘的地方，我曾亲手在那里系过一个中国结。楼上，还有一个小女孩探头，不断地打招呼：“你好，你好啊！中国人！”
楼下有一双眼睛盯过来。是个眼熟的人，有一双利比亚眼睛。他想走过来。
我撇开视线，匆匆走开了。
“你好！”过了几天我又见到那人。守在一个筒状火炉旁。
“买栗子？”他了无生气地问。
“先生，我们是不是见过？”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不感兴趣，又问了一遍同样的问题：
“买栗子？”
我走开了。他的视线索然地落脚边的布袋上，那里除了盐，什么也没有。
“你买栗子了？”我那个长着一副聪明面孔的室友问我。
“没有。”我无精打采。
“你要当心那个人！”
这天，我端着盘子站在窗边吃饭。巷子里，那个利比亚人把烟筒的火熄灭，骑着摩托车离开了。
我离开窗户，坐回餐桌旁。
“你看什么？”
“孩子。”我对盘子里剩余的面条失去了兴趣。
“我的兄弟被抓走了。”
“我们是不是见过？”我指了指远处的一幢楼。“当时，在那里。楼上有个小女孩在喊我。你见过我，是吗？”
他顺着那个方向瞥了一眼，摇头。接着，他问：“买栗子？”
他仿佛。我摇摇头，失望地走了。
那个利比亚人依旧看着某处，这次他看着墙角，可是，同上一次一样——那里什么也没有。除了枯枝败叶。
“蔚蓝的海面雾霭茫茫，
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
……
到遥远的异地它寻找什么？
它把什么抛别在故乡？”
这一天，在学校里，女博士念了莱蒙托夫的诗。
我想这位早死的俄罗斯诗人，我开始想念所有被战争拖累的人。
周六早上，餐桌上有一份晨报。罗伊-曼肯佐正在煮咖啡。
“那个纵火犯抓到了。”她说。
我于是打开报纸。仔细阅读头版。当读到此人常常在港口出没时，我的手心开始冒汗。
我快速浏览更多信息。看不多时，便丢开了。
几个月后，我在学校见到那个利比亚人时，我感到大吃一惊。
我问他是否还记得我。
这一次，他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我们总是碰见。”
“那次，你的兄弟怎么样了？”
他的嘴角慢慢耷拉下来，又变得索然无味。不过他还是回答了：“哦，你见过他？”他说了他兄弟的名字。
我没有记住。我们又聊了会天。我于是获悉，他有个老婆，三个孩子。
可是当我问起他的孪生兄弟，他总是显得有些厌烦。
这种糟糕的心情致使他的脸，彻底地耷拉下来。“那次之后，他们把他送回家去了。”
“那里正在打仗？”
“那没有办法！”他耷拉着嘴角，闷闷不乐。
晚上，我做了一个梦。从梦里惊醒：或许，我是说或许——那个卖栗子的兄弟被人押上了船。而他的孪生兄弟却留了下来。
我于是又去他跟前百般试探。“我们以前见过？”
每一次，他总耷拉着脸，仿佛我在反复询问一个无聊的问题：“是的，我们总是碰见。”
事实似乎确实如此。可是倘若他是无辜的，无需和他那个可怜的兄长交换身份。他大可以无需每次给出一模一样的答案。
“我们总是碰见。”他总是随意地如此作答。眼睛看向墙角。我顺着他的视线追去，除了墙灰，那里什么也没有。
不久之后的一天，他与我们渐渐熟悉。也曾受邀来我们公寓吃俄罗斯苹果蛋糕和中国饺子。我疑心他会偷窃，并且，随着请客吃饭的日子愈发靠近，我的心就越来越惴惴不安。假如他偷窃……
对此，我倒不是怀疑这位这位朋友的品行。毕竟当他卖栗子的时候，整条街上的居民都称赞他城市的品性。可是，倘若这一对兄弟没有交换彼此身份的话……忠厚的哥哥被遣返回国，不幸地当了替罪羊；而狡猾的弟弟却留了下来，这是个窃贼，偷了他兄弟的身份，偷了他的家庭——尽管我相信，他们的这个诡计，卡特琳娜和孩子们一定全知道。即使长得一模一样，妻子也能不费吹灰之力地认出丈夫；孩子们也难以把叔叔认成爸爸。那么这一家子都是骗子。
然而我不怪罪无辜的女人和稚童。他们无计可施。
尽管这一切只是我的怀疑。可是我认为
于是，我不可避免地陷入焦灼。聚餐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我好几次在厨房喝水都差点打翻杯子。
假如这个表面上的好人——他的伪装是如此天衣无缝，来到我们家进行了巧妙的偷窃。那么，他已经盯上了我。这一点我实在确定。这个家里，除了我一个熟人，他不做别想。
我把我的猜想和女博士透露。当然，是那个纵火犯的猜想。不是偷窃的猜想。她听后，惊讶地笑着说：“你怎么会这样想，亲爱的。”
不过，她到底还保持着六个月前的警惕。毕竟六个月前是她和我说的，“小心那个利比亚人”。
她于是补充说：“移民署有他们的指纹。” 据她这样说，警察局会根据指纹来确认身份。像是要我宽心。又像是安慰她自己。于是她就这句话又重复了多次。最终，当我那个晚上上床睡觉时，厨房里的铁锅似乎还在唱：“他们有指纹！”
女博士的话终于起了作用。之后的一天里，我像得到了保证。——连我们家的锅铲躺在碗橱里唱那首铁锅教给它的歌曲。所有这一切都是如此有保证。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可是这一天的傍晚。当我看到宪兵，对一些怪异的吉普赛人路过跟前视而不见时。我又对警察感到担心起来，这些训练有素又过分宽容的公职人员究竟会不会被两张同样的脸，这种老套的把戏欺骗？
聚餐那一天，我盯着他。一整晚，我什么也没吃。
有一日，当我读到《法律大全》，看到了对纵火犯的处罚：纵火犯不会被立刻遣返回国，而是要去。我于是感到放心。
可是又过了一天，我读共和国日报的社会版，一篇报道声称：“意大利监狱……目前已经人满为患，每人每日的花费和三星级宾馆所花的钱一样……”我的视线掠过这些无关紧要的话，接着读了起来：“xx协会建议实施如在家服刑等更多的服刑手段。”
我想到了更加可怕的可能，并且浑身发抖。“建议……实施……在家服刑……”我艰难地把那行字又读了几遍。
最后，我放弃了。
他毫无破绽。无辜得像一只绵羊。我撬不开他的嘴。我只好后退一步，不再对他步步紧逼。尽管让一个罪犯披着他哥哥的身份
但我侥幸地想，只要他还愿意假装下去，那也是一桩不错的买卖。我如此乐观地反复催眠自己，尽量忽视，由于我缺乏行动，而使这个社会陷入怎样的危机执中！
天哪，玛丽亚，请原谅我。我向你保证，至少在他的谎言未被人戳穿之前——
朝圣者山总不会被烧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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