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让刺杀赵襄子，这是历史上最诡异的一幕，读历史的人不能不察。
第一次刺杀，豫让埋伏在赵襄子宫内的厕所中，结果赵襄子上着厕所突然“心动”，然后就命人搜查刺客，结果就从化妆为杂役的豫让身上搜出匕首，就这样，豫让的第一次刺杀行动莫名其妙的就失败了。
我就搞不懂了，赵襄子好端端地上着厕所，你“心动”个什么呀！莫非是对粑粑情有独钟？
“心动”这个词，现在一般理解为心慌、心悸、心跳加速、心率失调，或者是心情突然很压抑。如果说赵襄子蹲的时间太长了，加上自身可能有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所以导致心脏不适，这个话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为什么“心动”能和刺客联系到一起呢？这玩意丝毫没有科学依据，完全是唯心主义。当然如果硬要解释的话也可以，我们可以认为是赵襄子从先人或者是古籍上得到了这个说法——“心动”意味着危险或者是刺客。
这符合早期“天人合一”的思想，就像“旗杆折断主亡上将军一样”，赵襄子在蹲坑的过程中，突然觉得“心动”，他就一下子想起了这个说法，所以就下令搜查刺客，结果就把豫让给搜出来了......
这样一个低概率的巧合，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毕竟，历史本来就充满了各种巧合和机遇。
但问题是，人突然“心动”也就罢了，这回竟然连马也“心动”了。
豫让第二次刺杀活动，他躲在了桥底下，赵襄子骑马路过桥上，马突然毫无征兆地惊了，赵襄子说：“此必豫让也”，接着又让人开始搜刺客，结果果然搜出了豫让，然后豫让就被杀了。
这整个事情实在是太诡异了，这样的刺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样的刺杀实在是有些儿戏，老天爷好像突然睁开了眼，死死地盯住了豫让，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变成什么样子，都能在最关键的时刻把他找出来。如果说赵襄子是天之骄子，那么，豫让就是老天爷的弃子。
如果说第一次刺杀时，赵襄子突然觉得“心动”，然后凑巧就搜出了豫让这个刺客。那第二次马“心动”了，又搜出了刺客豫让，这就很难让我们相信这两次都是巧合。借用《神探狄仁杰》里的一句话来说：“这种巧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这实在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可让我感到更奇怪的是，两千年来的读书人、各路名家，读到这里的时候竟然都习以为常，没有人给出一个符合现实的注解。
这种“心动”，到刘邦之时遂成惯例，《高祖本纪》：“赵相贯高等谋弑高祖，高祖心动，因不留”，这种“心动”显然就是从赵襄子这里学来的。
不过，宋朝的司马光对这种情节似乎也不以为然，他没有证据证明这件事情的虚假，但是他在写到豫让之事的时候，放弃《史记》和《战国策》中的“此必豫让也”一语不录，算是表示了自己的一点质疑。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不管多可靠地文字记载，都没有办法还原真实的历史，更何况是豫让这种“非常规历史”。《史记》和《战国策》记载，智伯死后，豫让逃到深山中说了一番“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话，可是既然是在深山里说的，这番话又是被谁给记载下来的呢？
豫让第一次刺杀失败以后，跟朋友说了一番“智伯以国士待我，我则以国士报之”的话，对于这番话，各种书中记载的大意相仿，但是具体的说法却不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如果这些事情都不可靠的话，我们又凭什么认为所谓“心动”是可靠的呢？
其实就这件事情来说，我们从历史记载中能够确认可靠的信息有这么几点：
第一，豫让曾经两次刺杀赵襄子，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第二，豫让第一次刺杀失败后被捕，曾被赵襄子放走；
第三，豫让为了刺杀赵襄子，把自己折磨得不成人形；
第四，豫让刺杀赵襄子一事，并不是绝对保密的，相反他公然地跟他的朋友宣扬此事，他说的内容包括为什么刺杀、怎样刺杀、刺杀理念......
在后人追记这件事情的时候，整个事情的经过应该是清楚的，不过其中的细节，比如豫让在山里说的话，或者是豫让跟朋友说的话，或者是“心动”拿贼这些玄幻的情节，应该是出于记录着的主观编纂，或者是历史的讹传。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刺杀的方法有千万种，为什么豫让要选择最难的一种。有一句话叫作“大隐隐于市”，赵襄子不见得认识豫让，豫让如果要完成刺杀，只需要在赵襄子必经之地埋伏也就可以了，或者是埋伏之前画一下妆，为什么非要把自己折磨的不成人形？
如果说这是豫让的策略，是为了万无一失，可是他又为什么到处去宣扬自己的刺杀呢？一方面要把自己搞得连妻子都认不出，另一方面在街上遇到了朋友，被朋友认出之后不但大方承认，而且大谈自己的刺杀计划，这难道不是很矛盾吗？
如果你理解了豫让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报仇的真实目的，你应该可以理解这种矛盾，你也许会发现这种矛盾正是豫让所需要的。
首先我们来说历史背景，人类从很早以前就开始思索生命的意义，后来他们得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名垂青史”，千里做官只为名，他们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财富地位，到头来终将是一场空，只有“名垂青史”才能做到真正的永垂不朽，才能使自己以另一种形式永远的“活”下去。
这是一种君子价值观，当然这句话后来变成了“千里做官只为财”，在战国时期，这种追求财富权力的社会现象就非常普遍了，但在豫让生活时期的春秋末年，“千里做官只为名”还是一种君子风尚。
豫让是自诩为“国士”的，所以他说“士为知己者死”，用佛家的话说这是一种执念，他并不仅仅是“为知己者死”而已，他还要让别人知道他“为知己者死”，因为他的所有行为动机都是“求名”。
这样就能解释，他为什么看似“低调”却又很“高调”，明明是想让所有人都认不出来他，却大大方方的跟朋友、跟赵襄子承认自己是豫让，并且跟别人宣扬自己的刺杀计划和刺杀理念。明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在最后的时刻偏还要求刺三下赵襄子的衣服，还要“跃起”“大呼天“.......
他的行为实在是太花哨了，实在不像一个严肃的刺客，这一点跟后来的聂政比起来天壤之别，同样是“为知己者死”，聂政一不求名，二不求利，不问是非，干净利落替知己解决问题。
相比之下，豫让的刺杀实在是有些儿戏，多了许多煽情，却少了刺客的紧张感。这是因为，他的目的只是为了“求名”而已，他既不能像聂政那样干净利落，又不能像聂政那样不问是非。
谁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为了自己的信仰，豫让可以忍受非人的痛苦，为了自己的信仰，豫让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
注意，我说的是放弃，而不是“献出”，豫让是一个“国士”，他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刺客”，所以他不能不问是非。如果他像聂政一样，对赵襄子一击毙命， 那么，他的名字会被历史渐渐地淡化，甚至不会出现在《刺客列传》当中。
因为，在历史的定义中，赵襄子代表的是正义的一方，而智伯代表的是非正义、侵略的一方，如果豫让真的将赵襄子一刀致命，在历史上给他留下可能是恶名，而且这种事情也很难被他自己的“国士信念”所容忍。
所以，刺杀是一定要有的，悲烈是也是必要的元素，但是人却不见得真的要杀，如果真杀了就不是“国士”而是“刺客”，甚至是“恐怖分子”，这就有悖初衷了。所以，从一开始，豫让的刺杀就注定是一去不回，因为他一心求死，以这样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信念，以这样的一种“殉死”的方式来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
如果这样来看，整个事情就可以解释清楚了，所谓的“心动”，我们不能说是豫让故意让赵襄子发现，但至少我们能预见到豫让刺杀行为中的逡巡，而这种逡巡才是赵襄子所谓“心动”的原因，才是马惊的原因。
至于这种逡巡到底会有什么表现，也就无关紧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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