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晚年定论》01:写给三女婿的信
为学直是先要立本。文义却可且与说出正意,令其宽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异,研究纤密,恐其意思促迫,难得长进。将来见得大意,略举一二节目,渐次理会,盖未晚也。此是向来定本之误,今幸见得,却烦勇革。不可苟避讥笑,却误人也。
这封书信的原标题为《答黄直卿书》,黄直卿,姓黄名干,字直卿,号勉斋,死后谥号文肃,福州闽县人。据说朱熹晚年曾写信直言“吾道益孤矣,所望于贤者不轻”,当时朱熹的几个得力弟子相继故去,老先生意识到自己所传之道越来越没有合适人的光大它,便写信向黄直卿抛橄榄枝,称自己对之寄予厚望。没多久,便把自己的第三个女儿嫁给了这位黄直卿。
当然,这位黄直卿的人品、学养也不是白给的。当初求学时,有人推荐他找朱熹讨教学问,这家伙到朱熹那里时,正赶上朱熹先生外出,于是就自己临时搭了张“行军床”,生生等了先生两个月。等到朱熹回来后,更是连“行军床”也撤了,醒来就钻研讨论先生的学问,困了就坐着眯一会。整个求学期间,压根没有上床睡过囫囵,在做学问方面,绝对算是个狠人。
朱熹先生何尝不会个狠人?他为了自己的思想薪火相传,也是下了“血本”的,直接把女儿嫁给了黄直卿,不是谁都愿意把自己的女儿乱嫁人的。由此向上追溯,这方面朱熹也不是头一个。尧为了自己的思想后继有人,让自己的几个儿子找舜学习做人、做事,把自己的两个女儿直接嫁给舜,甚至后来,干脆废掉了自己不成器的儿子丹朱。孔子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南容,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公治长,这两位弟子的价值观,都与孔子相和。被后人称为“王门颜回”的徐爱,作为阳明先生门下弟子中的佼佼者,直接娶走了阳明先生的妹妹。真正了不起的人,哪一个不是“狠人”?
我们再来看这封书信。写这封信时,朱熹先生已入暮年,他患有严重的眼疾,近乎是失明的状态。这封信显然是一封家信——是岳父大人写给女婿的信。我们从中能看到一丝一毫的儿女情长、柴米油盐吗?老先生心心念念言及的无外乎是自己的学养,无外乎是自己最终留给后世的那个“背影”。
为学第一位的是要先确立根本。文义却可以待根本确立后基于根本去展开印证,待人慢慢体会玩味;不能上来直接叫人考证校对其中的异同,做深入细致的研究,这样恐怕会让人生出急于求成之心,反而难以从容长进。将来如果能从根本上明白大意,稍微就其中的一两个细节展开考证、论说,也为时不晚。这是我以前著述、解说儒家经典时犯下的错误,幸好今天有所觉见,却苦于没有精力和勇气改正了。不能为了避免讥笑,就去耽误后来人。
人,说到底还是环境的产物——不免因为适应了某种环境或方式,而选择待在那个“舒适区”。大凡能克服环境影响,主动个选择从舒适区跳出来的人,个个都是人中龙凤,个个都是了不起的佼佼者。
已入人生暮年,双目近乎失明的朱熹,丝毫不去顾及所谓“晚节不保”的问题,老先生“义不逃责”——为了不误苍生,不误后人。勇敢直面自己年轻时犯下的错误——过于注重穿求文义,以至于忽略了圣人立言的根本宗旨。
认真想一想,穿求文义去理解圣人立言宗旨,又能差到哪里去呢?《大学》讲“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朱熹先生从考证校对文字入手,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大道,至少也到了“近道”的程度。唯一遗憾的是,此时的他已经近乎失明,再也没有精力将年轻时写就的《四书集注》《大学或问》等著作推倒重来、重新写过了。所以,他讲“今幸见得,却烦勇革”——再也没有勇气和精力格正了。
这一点上,王阳明应该感同身受。他自己评价自己年轻时和同伴“格竹子”的往事,幸亏当时年轻气盛、精力旺盛,做了那样的事情。倘若是步入老年,那里还有那样的精力和勇气!
子贡当年讲“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客观来讲,朱熹先生算得上这样的人,老人家敢于跳出自己的“舒适区”,敢于直面自己年轻时的错误,可惜,他失去了格正的精力和勇气。即便如此,阳明先生也对他仰视有加。一定程度上,阳明先生也是从朱熹的这段文字之中,真正获得“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的勇气和信心的。
其中滋味,能与谁共?说给自己的接班人兼三女婿听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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