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西方民主因不能适应21世纪科技和社会发展的变迁已经陷入困境。曾经是人类制度文明象征的西方民主制度现在已经逐渐僵化、腐化，成为西方前进的障碍，以至于福山不得不感叹“无路可走”。
（一）西方民主困境的关键在于价值观
福山将美国当今的问题归结为“法治过了头、民主过了头，而国家能力没跟上”。其实，行文至此，所谓的“国家能力”究竟是什么早已经呼之欲出了。那就是，真正的“国家能力”乃是“价值观”，而国家治理结构和人民行为方式等，只是价值观在不同主体上的体现。因此，善的价值观，就产生善的国家治理结构和人民行为方式；恶的价值观，就产生恶的国家治理结构和人民行为方式。
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专制下的中国虽然发展了2000多年，但民主化的列强仅用了200年左右，就在政治、经济、军事、民生、民权等方面完成了对专制中国的全面超越。所以，民主相较于专制肯定是一种更“善”的体制，因此产生民主的价值观也肯定要比产生专制的价值观更“善”。但还不能因此说民主就是一个“善”的制度。曾在二战中领导英国抵抗纳粹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说：“民主不是一个好制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制度，所以我们还是不得不用它”，“民主虽不是一个最好的制度，却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
套用上面的逻辑，我们就能很容易地判断出，产生了民主制度的西方文化要比产生了专制制度的文化良善。这里需要特别澄清的一点是，产生中国专制的文化是法家而不是儒家。法家主张“性恶”，并以“法”——严刑峻法、“术”——权谋政治、“势”——威权统治来协助君主进行专制统治，这与主张“性善”、倡导“仁义”和“天下为公”的儒家实在是大相径庭。所以以后但凡吐槽中国传统为专制愚民的，一定要看准了“申韩”法家，瞄准了再放炮，不要在“韩家店”吃坏了肚子却跑去猛黑“孔家店”，做人要厚道。
那么西方文化和儒家文化相比，究竟孰优孰劣呢？
（二）西方文化无法引领人类未来的文明
西方文化的核心是个人主义，提倡以利己的形式达成客观上可能利他的效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每个人，只要他不违背正义的法律，就应允许他去按照他的方式去追求他的利益”。但是，从社会学角度看，人不但有个体属性，也有社会属性。因此个体利益有时候也会以公共利益的形式呈现。当群体范围较小、公共利益近乎是个体利益的简单加和时，对个人利益的争取在客观效果上确实几乎等同于对公共利益的争取，这也是西方在向近现代文明转型及其发展初期，个人主义得以发挥积极作用的原因所在。因为彼时西方的社会结构相对还比较松散，社会协作的需求程度不高，整个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也较低，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水平还不足以使个体对公共利益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这些都是个人主义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
但是在世界日趋全球化、世界被称为“地球村”的现代，情况已经大不相同。随着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结构日趋紧密，社会的分工使得对于协作的需求日益高涨，治理手段的进步也使得整个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大幅提高，科技的发展对于公共利益的影响也越来越重大且不可预测，以至于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对于科技的发展忧心忡忡。这些都使得公共利益的形成机制和实现效果越来越复杂，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显然难以适应未来世界的这种变化，因而也越来越显示出其僵化和腐化的一面，逐渐成为西方前进的障碍。
此外，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激励下迅猛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正在对整个世界发挥着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但是，当科学成为实现人们不受抑制的欲望的工具时，人类也就自己制造了自己的末日。在此危机之下，惟有信仰能够带来道德和远见，惟有信仰能够节制欲望的泛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哈耶克认为：“人们享有公民自由的资格，应当与他们对自己的秉性施以道德约束的愿望成正比，与他们把热爱正义置于个人贪婪之上成正比”。作为天主教徒的哈耶克显然对基督教作为信仰在平衡自由主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寄予厚望，但若考虑到西方教会在历史上对科学和异见人士曾长期施以残酷迫害的暗黑历史，以及基督教在科学的进攻中不断地从世俗世界的思想阵地上节节败退的现实，那么哈耶克的愿望就颇显不切实际和一厢情愿了。
除了个人主义，亨廷顿认为，西方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源泉就是基督教及其分支。同基督教一样，中华文化的源泉之一——大乘佛教也是广为普及的宗教，但是，这两种宗教在传播时所采用的手段及其所施加的影响却截然不同。
佛教是以完全和平的方式传播的，而且在其传播过程中，也总能毫不勉强地与当地的宗教和哲学和平共处。比如佛家与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就能够协调共存并进而形成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相反，基督教和其姊妹宗教伊斯兰教一样，都是排他性的，在多数情况下是靠暴力强制推广的。比如，基督教在中国就曾引发荼毒中华文明的太平天国运动，并导致甚为惨烈的结果；其后又引发了著名的义和团运动。再如，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大多数居民，对欧洲大陆的撒克逊人，甚至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的墨西哥和秘鲁的土著民族，都是采用武力传教的。基于基督教历史上的这些阴暗面，身为基督徒的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人认为，即使是一个基督徒，也会对其和平完成社会大变革的可能性抱有深深的怀疑。
行文至此，对西方文化难以从根本上适应人类文明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应当基本可以达成共识了。
（三）展望二十一世纪
面向历史，展望未来，人类究竟需要怎样的精神引领？很多东西方学者对此都有深刻的思考和探索。而在西方文明正处于举世瞩目以及鼎盛强势的当代，能够挣脱西方思维的定见，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为全人类探寻未来的出路，并独具慧眼地发现中华文化在人类面向未来时所独有的宝贵价值者，恐怕非汤因比博士莫属。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英国人，是“近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伟大的智者。汤因比对历史有独到的眼光，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
在汤因比博士去世前两年的1972和1973年，日本宗教文化界著名人士、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前往伦敦，与汤因比博士分别进行了两次会谈。这两次谈话被记录整理成书，并以多种文字出版发行，其中文版名字叫《展望二十一世纪》。该书探讨了人类社会在历史和当代的诸多问题以及如何面对21世纪的未来。
池田大作在该书的序中说，“在西方，像汤因比博士如此期待中国对世界和平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学者，实在寥若晨星”。汤恩比博士在书中说：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到了最危机的时代，而且还是人类咎由自取的结果。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是1972年，这在当时怕是要被世人批为危言耸听、杞人忧天了。而在今天，这种担忧则已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汤恩比博士认为，拯救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
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崛起策》的作者刘涛在一篇题为《汤因比的预言：中国文明将照亮21世纪》的文章中，对该书做了很好的概括和总结。下面有对该文的引用，为方便读者阅读，就不一一指明了，请原作者见谅。
汤因比博士认为，西方无法引领人类的未来文明。作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东亚，而中国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这一看法不仅令大多数西方学者意外，就连作为东方学者的池田也略感失望。因为令汤因比心仪的东方文明，并非在当时经济蒸蒸日上、技术高度发达的日本，而是依然在“文革”中徘徊、物质生活仍相当贫乏的中国。尽管面对一位日本文化界的顶级名人，汤因比也直言不讳未来最有资格和最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开路的是中国，而不是日本等国。
今天，全球化浪潮正席卷世界，世界也常被以“地球村”相称。但是在四十多年前，汤因比博士就坚信未来的人类应当走向一个“世界国家”，因为只有这样，人类才可能避免为追求狭隘的民族和国家利益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灭亡。而人类社会如果要过渡到这样一个“世界国家”，就必须要有一个能适应大一统的文化价值体系作为整个社会的“稳定剂”，而西方文化显然是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的。因为西方在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就再也没有形成一个“天下主义”的国家来统一西方世界，而西方的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恰恰是在此之后的历史发展主线。虽然西方文明在过去的几百年通过武力征伐将世界带入到一个统一的经济市场，并且西方文明在经济和科技上的领先优势也影响了世界，但西方文明却无法为世界提供永久和平的整合模式，甚至连西方内部本身都无法统一。
汤因比很欣赏中国长久保持国家统一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并认为在全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案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汤因比赞成中国的专制体制，除了他认为“独裁制毫无疑问地是一种灾难”的立场，还因为他很清楚，维持中国大一统的关键在于中国独有的文化价值体系。汤因比有理由相信，如果在更为恶劣的专制环境下，中国都能依靠独有的文化维持大一统的局面长达两千年之久，那么在世界政治环境不断进步的今天，还有什么理由怀疑中国文化不能为“世界国家”的整合模式发挥更加行之有效的作用呢？
作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中国充满了期待，非常盼望并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在未来对世界在政治和精神上的统一做出主要贡献。汤因比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而中国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汤因比也直言不讳地预言：未来最有资格和最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开创新文明的是中国，中国文明将一统世界。在汤因比看来，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当然，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汤因比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主要是指中国文化，汤因比尤其认为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将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走向和平安定的康庄大道。
在阐述中华文化对人类未来文明重大意义的同时，汤因比博士也肯定了西方文化中的积极部分对达成人类这一伟大共同目标的不可或缺的意义。他认为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永恒的新文化。
汤因比的观点特别值得我们在后美国时代和后西方时代深思。西方式的民主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的变迁，曾经是人类制度文明象征的西方民主制度现在已经逐渐僵化和腐化，成为西方前进的障碍，以至于西方的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到“后民主时代”不可避免地到来。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已经让人们看到，在福山所谓现代社会“法治过了头、民主过了头”的西方民主模式下，100多个民族国家一旦发生利益分歧，任何一个微小的协调都是多么困难！更遑论要建立一个世界政体和世界国家了。
（四）人类的出路在于中国文明
与西方文化倡导“利己”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华文化无论儒释道，均强调“利他”精神。比如儒家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比如道家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至于在汉地广为流传的大乘佛法更是以利益众生、慈悲喜舍、众善奉行为己任。
因而对于“利己”和“利他”的价值判断，实际上是中西方文化最大的分野，也使得中华文化天然地更适应于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需要。
汤因比博士
除此之外，在和池田的对话里，汤因比博士还总结了另外八点原因：
1、中国在漫长的21个世纪里，尽管也多次经历过混乱和解体，但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完整地守护了一个超级文明，长时间生活在一个文明帝国的稳定秩序中，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区域的世界主义模式可以为今天的人类提供宝贵的经验。
2、中国人在其漫长的历史中都保持着人类社会中可贵的天下主义的精神，恰恰中国文化是距离狭隘的民族主义最远的。
3、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使得中国文明符合了新时代人类社会整合的需求。
4、在儒家和佛教思想中都存在合理主义思想，使得中国人在漫长的时代中有分寸地建立和坚守着自己的文明。
5、道家思想对宇宙和人类之间奥义的认识，以及对人类社会试图主宰宇宙的不以为然。恰恰是中国的道家为人类文明提供了节制性与合理性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6、东方宗教和哲学思想中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以及反对针对自然和环境世界的统治和征伐欲望。
7、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民族已经显示了，东亚人同样可以在西方人领先的领域赶上和超越西方人，例如在经济和技术领域日本人所显示的卓越超越能力那样（那时候在1970年代，中国崛起的序幕还远远没有拉开）。
8、日本人和越南人在西方人的优势和霸权面前，展示了勇气和信心，日本人在经济领域，越南人在军事领域都展示了巨大的勇气（汤因比这里指的是越南战争）。因此这再次证明了东亚人未来是可以领导世界的，关键是要将这样的勇气和信心转移到人类新文明的和平建设上来。
（五）中国应对人类文明尽更大责任
汤因比早在四十多年前就预见了今日的全球化进程，可见其作为“伟大的智者”的先见之明。汤因比坚定地认为，西方世界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发展出的是工业主义、技术主义，在政治上则是民族主义，因此西方征服世界的后果是各个非西方国家都模仿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主义模式，因此全球越来越有政治统一的需求。因为通过工业和技术的全球扩散，人类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地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而下一步的关键就要看中国了。
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证明了依靠文化和文明的力量可以将亿万人民根据文化情感纽带的联系而组织在一个以“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为文明基准的国家。
汤因比告诫说，西方在经济和技术上影响和征服了全球，但是却留下了政治上的民族国家林立世界的超级难题，这个政治真空将由中华文明来补足。而只有中华文明，才能真正给予世界永久的和平。因此汤因比对未来人类社会开出的药方不是武力和军事，不是民主和选举，不是西方的霸权，而是文化引领世界，这个文化就是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汤因比最终的论点是，一个历史上一直是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也将在21世纪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
在21世纪，中国经济将创造奇迹，“中国精神”和“中国文化”也将担当起在后西方时代提升人类文明的伟大责任。中国并不排斥学习西方，相反还要加大学习西方的力度，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明的成果，努力革除弊政，修正本身文化中不符合现代化的因素，同时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不断发掘、研究、建构、阐释和再阐释中华文明中能够提升当代人类文明的重要因子。一个文明高阶段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复古主义，更不是盲目崇拜古代的一切，而是一种在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结合现代因素的文明复兴运动。因此中华文明必定是要联结现代性的因素才能在更高的阶段更好地促进人类社会的世界大同。中华文明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改革精神，中华文明中“和而不同”的文明多元共生理论，中华文明的“天人合一”中的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的和谐精神，以及中华文明和平世界主义的天下世界观，中华文明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注定将照亮整个21世纪，促进人类世界向更高层次的价值理性方向发展。
公正地说，西方在崛起的阶段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但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宪政体制、公民社会和福利国家等现代思想资源，西方的成就是巨大的，对世界影响是深远的，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和生生不息正好就体现在善于根据时代而不断吸取先进思想，而在学习和容纳的过程中又不迷失本位自我，最终将外来的先进思想转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积极吸收了西方个体思想、个体公民权、法治思想和功能分化的中国，可以在整体思维、多线思维、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等多方面运用中国文化的智慧创造出中西合璧的崭新人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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