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认为：“当人们对制度的认知固化时，或当得势精英用权力阻挡变革、维护自身地位时，制度便会跟不上外部环境的变化，走向政治衰败。任何类型的政治体制——专制或民主——都无法免疫于这种政治衰败。虽然在理论上，民主政治体制有利于改革的自我纠正机制，但它也让强大的利益集团能够钻空子，以合法的方式阻挡迫切需要的变革，最终导致整个体制的衰朽”。
如果福山的这一论断正确，那么革除任何政治体制弊端的根本就不在于制度改良本身，而在于如何让个人和团体从肆意钻空子的“无良”转变为自觉不钻空子的“有良”。这大概就是孔子的“有教无类”所期望达成的效果吧，即道德建设可以消弭国家治理形式上的差异。这个实际很好理解，也就是从理论上说，对于由道德高尚的人组成的社会，国家治理以何种形式呈现已经不再重要。
正如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资深研究员拉里·西登托普对十九世纪著名的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评价的那样：“托克维尔关注的不只是权力，他有自己的道德远景——这一远景征服了众多读者——在托克维尔看来，真正自治的民主社会是一个崇高的理想，这样的理想可以让我们超越看似无可逃脱的现代生活的商业主义”。
当然这并不是说制度和制度改良本身就没有意义。毕竟在现实环境中，人们距离普遍道德高尚的标准仍相去甚远。事实上，以孔子“礼以行义”的观点而言，良好的制度无疑有助于上述“有教无类”目标的实现，因此应当两者并重，不可偏废。尽管这一过程可以想见地困难重重，而且路途遥远，但毕竟舍此之外并无他途。
因此，美国政治弊端乃至现代民主困境的根源，主要并不在于制度架构层面，而在于西方文化本身。
（一）西方文明的主要特点及其核心
福山的老师，著名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把西方文明概括为八个特征，实际上可进一步概括为以下六点：
1、古典遗产。西方从其古典文明遗产中得到了很多重要的遗产，包括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系语言和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编者按：亨廷顿所谓的“古典遗产”，实际上就是对价值观的传承）
2、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和一再出现的冲突，在其它文明中并不存在。政教这两种权威的分裂极大地有利于西方自由的发展。
（编者按，与西方教会强行干预世俗生活、觊觎世俗权力甚至勾结专制君主残酷迫害异见人士的历史不同，以出世为目的的汉地佛教从来都无意于获取世俗权力和物质利益，否则，悉达多王子也就不必出家了；同样，汉地佛教也从无强行干预世俗生活的历史。佛教讲究随缘度化。虽然佛教也有戒律，但教徒受戒都必须是自觉自愿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只有三武一宗的灭佛，而从没有所谓的“政教冲突”。因为“灭”是单向的，而“冲突”是双向的，即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亨廷顿说“在中国和日本，皇帝即上帝”。我们不谈日本，只谈中国。中国皇帝在过去确实被称为“真龙天子”，但别说是“龙”，即便是“龙王”，在中国版的天堂里，也还是要服从于“玉皇大帝”的。所以，真不知道大师亨廷顿的“在中国皇帝即上帝”的说法从何谈起。不过这也给了我们一个经验，那就是，对于所谓的西方大师们有关中国的那些论断，绝不可迷信盲从。因为实在不知道有哪些论断源于对中国完全不靠谱的认知。因此，还是应以儒家的经典治学方法待之，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
3、法治。法治的传统为宪政和人权保护奠定了基础。
4、社会多元主义。历史上，西方社会一直是多元化的。大多数西欧社会包括相对强大和自主的贵族、大量的农民和虽然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商贾阶级。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封建贵族的力量在限制君主权力方面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5、代议机构。社会的多元性最初导致了议会和其他代表贵族、教士、商人等集团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演变为现代民主体制的代议制形式。
（编者按：也许有人看到这里会为我们没有产生民主制度的这些传统而感到气馁，但事实上大可不必。亨廷顿的学生，同样大名鼎鼎的福山说：“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论点，说某个国家之所以无法民主化，是因为这个国家此前没有民主传统。如果这后一点是必要条件，那么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成为民主国家，因为包括西欧在内，没有哪个民族和文化不是始于强有力的威权传统的”。）
6、个人主义。上述特征促进了文明社会中所独有的个人主义意识以及个人权利传统和自由传统的出现。20世纪的各文明中，个人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显著标志。
与上述亨廷顿对西方文明的概括一致，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也注意到，个人主义构成了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我们不能将西方的个人主义简单地理解为自私自利，因为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主张也是个人主义的要义，但实际上，它们之间的界限在人类的很多行为中并不容易区分。
（二）西方文明的弊端
作为西方文明核心的个人主义最早是缘起于11世纪欧洲人对世俗人生乐趣的追求。之后历经西欧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即14-17世纪的文艺复兴、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终于确立了个人自由、平等、解放欲望、人性至上、竞争、科学和民主等西方文化的组成要素。这其中既不乏进步、积极的思想，当然也不乏与西方文化所倡导的“理性主义”背道而驰的元素。比如：
1、重利轻义：
托克维尔在其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里写到：美国社会将赚取金钱视为是一种最主要的道德。因为初期的美国地广人稀，所有美国新移民都可以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只要勤劳肯干，迈向富裕的机会实在多多。到18世纪末期，崇尚赚钱、勤劳工作、以及个人主义的民主价值已经支配美国北部。
由于生活独立、富足，一般百姓也从不服从精英的权威。托克维尔对美国的这种“暴发户心态”做了婉转的批评，托克维尔认为：在这样快速民主化的社会里，人们往往没有什么特别“杰出”的道德观念，而只是希望透过勤劳工作来累积巨额财富。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这种“独特”的民族特质已经与欧洲的传统截然不同。在欧洲，没有人对赚钱有太大的兴趣，底层阶级对于赚取温饱以外的财富并无奢望，而上层阶级则认为赚钱是粗鲁、下流的，而且与他们的贵族身分不相匹配。托克维尔所指出的这些欧美文化上的差异也被后来许多思想家和学者所采纳。
美国人“崇尚赚钱”的行为，在美国创立之初，确实对美国人民勤劳致富，进而享有人类史上空前的自尊和自由功不可没。但是，当“崇尚赚钱”成为一种最主要的道德时，重利轻义的风气就会逐渐蔓延。福山所言的美国利益集团对制度漏洞的利用以及金权政治等弊端，正是以损害公义来谋求私利的样本，是重利轻义思想在现实政治中的具体体现。
西方重利轻义的思想还经常体现在市场环境中。
比如竞争者在市场中相互倾轧、恶性竞争，甚至不惜罗织罪名令对手破产、入狱；再比如为了获利而刻意增加产品粘性，甚至在产品中故意设置消费陷阱，诱使用户甚至未成年人沉迷其中，吞噬了用户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并导致很多连带的社会问题，如网瘾、偷窃、甚至恶性犯罪。这一点在网络游戏和手机游戏运营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这是典型的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行为。甚至说他们图财害命也毫不为过。
正是由于看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在演进中所产生的越来越严重的“重利轻义”的倾向，“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以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新兴交叉学科，才得以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创立，并确立了在美国和欧洲商学院管理教育课程中的地位。当然这种学术努力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所能发挥的作用还相当有限。
今天，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和良心企业已经在尝试平衡“利”和“义”的关系。比如，谷歌早在多年前就有“产品伦理设计师”的职位，任务就是帮助用户减少刷手机的次数，不被技术绑架；今年初，苹果两大股东也发出公开信，敦促苹果等手机厂商采取措施，解决年轻人日益严重的手机沉迷问题。
2、重法轻德
亨廷顿在概括西方文明的特征时，将“法治”列为其中之一。西方文化高度重视法治，人民普遍奉行“法不禁止即自由，法无授权不可为”。这句话源自西方十八世纪的一个法律谚语，是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相关思想的概括。
其中“法无授权不可为”是对公权力而言的，我们在此不作讨论。而“法不禁止即自由”是针对私权利主体而言，指法律没有明确禁止公民去做的事就应该视为允许，政府就不应干预。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每个人，只要他不违背正义的法律，就应允许他去按照他的方式去追求他的利益”。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法律只是一种底线性规范，法律再正义也不可能是万能的。因此，任何一个欲保持自我良性演进的社会，在推进法治建设的同时，都不应忽视道德体系的建设。在福山剖析的美国弊端中，某些精英和利益集团正是在“正义法律”的底线之上，“自由”地做着摧毁美国民主精神的事情。
3、共识难得
虽然亨廷顿认为西方从其古典文明遗产中得到了很多包括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罗马法和基督教等在内的重要遗产，但由于其同时也倡导多元化和个人主义，过度强调言论自由，导致社会上各种思潮泛滥。由于秉持不同的价值观，人们因此很难就一些公共事务达成共识。这使得人们很多时候看似成功地捍卫了个人权利，但实际上却不得不在公共利益上让全社会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而这正是福山所剖析的另一个美国政治弊端。
由于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的共同土壤，因此，不仅是美国，其它西方国家也或多或少地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比如，2017年，英国曾屡遭恐怖袭击。但实际上，发动袭击的极端分子早就被英国安全部门列为重点监控对象。那些人一直在从事伊斯兰极端宗教思想的传播，并且有明确证据表明他们接受了极端组织的有关培训。但是，在所谓“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这类“正义法律”的庇护下，潜在的恐怖分子们肆无忌惮地将社会规则玩弄于股掌之中，最后终于堂而皇之地发动了武装袭击。针对恐怖袭击的教训，英国首相梅姨给出了“监控网络信息传播与采取更严厉的举措控制监控对象”的建议。但话音未落，立刻就有人权组织给她扣上了“有意对抗英国人权法案”的帽子。难道保护公民不受恐怖袭击的威胁不是“保护人权”？
有时候，在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间做出取舍确实很难，因为这既需要相关各方的信任和共识，更需要智慧。而这些都只能从“正义的法律”和制度架构之外去寻找。
福山在对美国的政治弊端进行剖析后承认：“美国当今的问题是法治过了头、民主过了头，而国家能力没跟上”。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国家能力”呢？我们明天接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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