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水在她黑而清澈的眼睛里成了两个闪光的环，转过来，转过去。”
透过眼前那层白纸黑字，我仿佛看到了多鹤眼里转着的光环，一闪一闪的，把这个让人心疼的瘦弱黑影闪进了薄薄的书页里。
严歌苓借《小姨多鹤》再次展开了一段另类的革命历史叙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运动、大炼钢、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每一个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懂。
然而，最令人兴奋的并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夹在大时代褶缝中的小人物，小事件，小风波，小吵小闹……它们在自然而然无意识的流露中，给读者带来了一份沉甸甸的思考。
故事从日本战败开始。战争能无端端地滋生恨，这怪不得人。要是没了这种仇恨的转移，大多数人都会精神崩溃，正如代浪村那些集体自杀的日本人，正如逃亡中那些狠心杀婴的日本母亲，正如拼命追杀这些日本人的士兵、土匪……这就是发疯。
但也有一些较为坚强而冷静的人，他们看到眼前更为紧要的生存问题，暂时把仇恨硬生生地吞进肚子里，暂时先凑合地选择活下去。
16岁的日本女子“竹内多鹤”正是其中一个还没有发疯的人。
朋友说非常心疼多鹤，因为在她身上看到了从小到大心疼他，爱护他的奶奶。在朋友眼里，多鹤代表着一个完美的女性形象。
在我眼里，多鹤，近乎完美。
先说“完美”。
严歌苓笔下的竹内多鹤重现了我对日本女人的固有印象：谦逊礼貌、沉默低调、刻苦勤劳、宽厚善良、坚韧不拔、无私奉献……
我并不是说中国女人没有这些美德，正如书中代表中国女性的小环，她乐观开朗、勇敢坚强，承担起抚养三个孩子的沉重责任，还自带一种农村妇女宠辱不惊的处事态度——平常心。
回到多鹤的“完美”，在其众多的美德中，最让我敬佩的莫过于她的礼貌和整洁。
在那个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多鹤作为被卖到中国家庭的“生育工具”，仍旧一天不剩地坚持她那套日本作风：鞠躬行礼、进屋脱鞋、擦地板、烫衣服……家里处处干净得亮眼、扎眼。
前不久，我被几个年纪很小的晚辈“教育”了一番，说这里不行，那里不好，要怎样怎样改进，要如何如何调整。
教育本身没有问题，但晚辈们趾高气扬的姿态，目空一切的眼神，傲慢无礼的语气，难以入耳的词藻，让我觉得这并不是一番教育，而是一顿“教训”。
当今社会是进步了，人的思想也开放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也更为平等了。
我和你或许已没有了年长年幼之分，那没问题。但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礼貌和尊重，我希望能在你的眼神里找得到，或者你只需要装一装礼貌，我也是能够包容且接受的。
再看看多鹤，一个在家庭中，在社会中没有任何地位，没有任何存在感的女人，逢人见着就90度鞠躬行礼，再迎上一个大大的笑脸，虽然看着是有点过分了，但我还是由衷地敬佩这种出自本能一样的礼貌。
再说“近乎”。
“近乎”，是因为多鹤的执拗。
多鹤用她的完美成功扮演着很多角色：小姨多鹤、母亲多鹤、妻子多鹤、妹妹多鹤……但多鹤永远也扮演不了“中国人多鹤”。
虽然礼多人不怪，但多鹤的鞠躬礼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就是怪，甚至是诡异。
多鹤一直执拗地保持着作为日本人的自我，当初狠心吞下肚子里的恨一直没有消融，那并不是对战争或对敌人的仇恨，那是对自己的命的恨。
乃至于她多次萌生自杀的念头也不难理解，那股崇尚自杀的民族血液一直在她体内潜伏，只需要稍微一点燃，便能沸腾起来，要不是靠着小环“凑合过”的乐观思想支撑，我不知道她能把自己杀死多少遍。
多鹤的执拗还在于她对男人的死心塌地。
严歌苓写道：“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有了肌肤之亲，就把自己的命化在男人的命里。何况不止肌肤之亲，还生了一窝他的孩子，她不承认她把命给了男人也没用，那是她自己哄自己。”
被男人当成生育工具，多鹤选择发掘男人美好的一面。
被男人丢在野外，历经艰辛回到家拳打脚踢后，多鹤选择了原谅。
男人进劳改营，多鹤选择隔着时空与男人相约相思相见。
男人患病，多鹤选择再次回到中国接走男人治病。
一生只爱一个人的执拗，给多鹤的近乎完美再添加一点近乎。相比现今“下一个会更好”的爱情观，一生只爱一个人似乎已成为小说里头的历史了。
“近乎”，更是因为多鹤只想着爱别人，而没有好好爱自己。
如果说是因为那个特别的年代，那段特定的命运之途，那个怪异却温暖的家庭让多鹤这么一名平凡女子走向近乎完美，那么请允许我自私地认为，在如今年代，很难很难很难再找到如多鹤一般的女子了。
或者，怕是再也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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