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冒了,每年一次,习以为常。
我也不太想去医馆看病,前几天城里的军队走了,征走了一大票医生,在欢送军队离城的采访里,将军曾经和我说,这趟北上,也不知道几日才能回。当然,将军的军队自是满怀信心的。
军队走了,城里少了许多新闻材料,每日里我依然东奔西走,但也无非只能写些无聊的稿子,城东地下排水又堵塞了、城北老洋楼里几十年没人住却在近日夜里发出异常的声响、将军府邸往南两条街的菜市场关门了等等,诸如此类。
当下正是风起云涌,英雄和小丑共生的年代。可谁成想等待我的却是堆积如山的市井材料,这个浪潮涌动的年代,分解到最细小的碎片,竟然是如此无聊。
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这样想着,一想便是十年。
这日下班早,回家的路上路过一家小医馆,门口排着队,许多病人都在往里张望,看来这家的医生还没被调走。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去看看吧,开点药早点把这头疼治好,也省的每日写完稿子还要头疼好久。
排了许久的队,天色也逐渐暗了才轮到我。医生是个十分年轻的小伙子,看上去比我还要年轻上五六岁,戴着一副圆形的金丝眼镜,看上去是近两年在汉口、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流行的款式;医生的大褂有些不合身,似乎比医生的身材大上一圈,兜里揣着一副听诊器的头,但医生似乎并没有要用它的打算。
我坐下来,把头疼和感冒的症状说给医生听了,我没有说每天夜里头疼都会持续好久,因为我只希望医生简单给我开点治感冒头疼的药就完事了,我不愿意看到那种看绝症的眼神,也不大愿意听医生问东问西的。
但医生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似乎并不认为我得的只是感冒而已。
随即,他拿起了那副听诊器,在我胸口捣鼓了一番,又让我张嘴,仔细看了看我的舌头,我张着嘴抬着头,余光里医生的眼神,似乎带着点担忧。过了一会儿,医生让我闭上嘴,又兀自在他桌上的小本上写了点什么,但并没有要同我说些什么的意思。我瞧瞧他手边大部头的书,那书的封面上尽是英文字母,我想他怕是在把我这感冒的症状往他这大书里套吧,不知道要给我整出个什么古怪的病来。
那医生写了一会儿,又把小本子合上,另拿了一张纸,写了个药方给我,嘱咐我去隔壁拿药,我正起身欲走,他却拦住我,要我一周后一定要来复查,语气严肃笃定,似乎我真得了什么不得了的病。
我诺诺的应着,一边看着手里的药方一边走出医生的房间。那药方我自是看不懂的,去隔壁药房交钱、拿药,药房的伙计拿着方子忙上忙下好一会儿,把一大堆纸包交到我手里。我还是头一次知道感冒发烧要拿这么多种药,仔细隔着纸包摸上去,有一些是小药片,还有一些似乎是细碎的中药粉末,药房的伙计仔细嘱咐我让我每天按时煎服。
我没多说什么,回到家,把那粉末拿出来煎了喝掉,味道很苦。看看那些小药片,又拿起几粒顺着药汤喝了。想到明天还要上班,又有无数无聊的稿子要写,头又开始隐隐作痛了。
转眼一周过去,头疼依然没见好转,略微有些低烧,也没见要退的样子。
其实我本不想去复查,但看那医生洋洋洒洒给我开了这么多药,而且这药吃了也没见好转。我想,还是再去医馆问问,这医生也许真是看走了眼,给我开了些莫名其妙的药,毕竟是药三分毒,这怕是给我吃坏了。这么想着,又看这天天气不错,凉爽宜人,我随便找了个理由提前下了班,踱着步,悠闲的从报馆走到了医馆,丝毫不像一个病人,反倒像是来医馆串门的伙计。
进了门一看,依然是当日那个医生,年纪轻轻的,看上去还是不太可信。我坐下来,有些轻蔑的告诉医生吃了他的药,一周了情况还不见好,正想正色质问,那医生却又戴起了听诊器,不由分说的就在我胸前一阵听,话到一半被噎住的感觉有些难受。我只好安静的坐着,想着来医馆时坐的黄包车又比上次贵了几块大洋。
医生这次听的时间有些久,半晌才把听诊器摘下来,看了我一眼。我认得这个眼神,这就是那种看绝症病人的眼神。我有些厌恶,那医生开口了,声音稚嫩的让人不愿相信:
“你还是等我老师从军队里回来吧,你这个病需要住院观察。”
住院?我简直不敢相信,感冒发烧还要住院观察?我自是不愿意的,摇了摇头,又发出几声干笑,想说点什么,但看那医生稚嫩的眼神里带着些不由分说的坚定,也就不想再同他多费口舌,这种人我知道,刚从学校里毕业,看谁都像绝症。
我起身准备走,那医生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你不愿住院也不打紧,但药还要按时吃,上次我给你开了两周的药。”
我把头扭回一半去点点头,那医生又说:
“我老师下周三会回来,但不一定刚回来就会上班。如果可以的话,你最好下周三下午去火车站接他,我也会在那儿,你的病很严重,下周三一定要到火车站来找我。”
我没有点头,也没说话。这孩子不知道又在拿什么唬我呢,也许我这病下周一就好了,还等什么周三呢?
我回到家,看看日历上的日期,今天是周六,距离周三还有四天。但随即就觉得有些可笑,我周三难道真会去火车站陪那个傻小子接他老师来看我这个感冒吗?
对了,那小子说是上午还是下午来着?我有些记不清了,算了,反正我也不去,上午还是下午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摇摇头,翻了几页书便去睡了。这晚睡的不怎么踏实,头还是隐隐作痛。
第二天,我照例睡了个周末懒觉,到了中午才起床,我给自己弄了点东西吃,又回到床上,拿起书准备翻上几页。刚躺下,却听见外面响起了敲门声,我跑到门口去开门,正想着谁这么不识趣大周末的来敲门,打开门却看见这片的邮差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份有些折皱的报纸。
邮差看着我点头哈腰的说了一长串话,我听的不是很真切,但看他那个样子应该是在道歉,说完把报纸递到我手里。我接过来,这时应该友好的微笑道别吧,我心说着,于是冲他笑了笑,又随便说了些寒暄的话,关上了门。
不知道这邮差为何要道歉,我也懒得去想了,拿起报纸翻看起来,这是周一的报纸,上面还有我的稿子呢。刚做记者这行的时候,看到自己的稿子被印出来,变成黑墨,还挺兴奋,到了现在甚至不愿多看自己的稿子一眼。
我想着有些烦闷,把报纸丢在一旁,喝了口早晨刚泡的咖啡,坐在窗前,听了会儿鸟叫。
第二天起床,想着今天又要上班了,不禁有些难过,这样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头疼依然没有好转,离开家的时候我瞟了一眼日历,原来今天周三了啊。我仿佛记得周三好像要去火车站有什么事情,但却又想不起来是什么事儿,我看看表,离上班的时间不远了,还是赶紧出门,也许只是去火车站做个什么特别采访,接什么半大不大的大人物吧,这事儿到下午再去也不迟,再说了,这样的事情往往去了报馆其他同事也会提醒我的。
来到报馆,却被上司直接叫到了办公室,我盘算着肯定又有什么大新闻了,不禁有些兴奋。拿了自己的小本和笔过去,刚一坐下,却被上司一顿臭骂。
具体骂的什么我也没太听清,好像是说我两天没来上班,上司好像又问我原因来着,但我并没有要回答他的意思,因为我也不太记得自己上次上班是什么时候,反正每天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写着同样无聊的稿子,我也着实分不清哪天是哪天。只是他突然这么一问,我反倒有些莫名了。不过这也没什么要紧的,毕竟将军走了,报业不景气,领导自是要找些说法来训斥下面人嘛。
也不知道我的上午是怎么过的,令我意外的是,并没有人来提醒我下午去火车站有什么事,我有些犹豫要不要去,但想着上午被上司一顿臭骂,这下午别又误了采访,去了自然知道。
本来想在报馆边的小面馆吃个午饭,但转念一想车站边似乎有一家餐馆,经常被同事们提到,说那的小笼包美味无比,再配上碗老鸭汤,那更是绝品。想着有些馋了,于是直奔车站而去。
我叫了个黄包车,看着周围路上行人来来往往,有的手上还拿着包子馒头,不禁为自己已经吃过饭的肚子感到庆幸,只是今天这报馆边餐馆的饭菜似乎有点咸了。
午后的阳光很刺眼,我在车站巨大的字牌下,等待着那个大人物的到来。我抬头看看,天上似乎飞着些什么东西。我伸出手挡住阳光看去,只见一列绿皮火车在白云间飞驰而过,上面有好多人,他们在车厢里向外招着手,我看看身后,广场上的人稀稀拉拉,他们却好像是冲我这边招手。我也抬起手挥了挥,毕竟要保持礼貌嘛。
那列火车开的很快,转眼又有一列火车从云彩里驶来,这次的方向似乎是从云朵里直奔车站而去,看上去好似下坠一般。我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火车从哪边来不是来呢?
但奇怪的是,这列火车上却好似空无一人,再仔细看去,那火车逐渐慢了下来,我看到车厢里有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车头到车尾,缓慢的走动着,我有些不敢信,揉了揉眼睛再看时,却更不敢信了。
那分明是年少的我。
那个我戴着一顶帆布的贝雷帽,身上穿着西装短裤,上身是一件灰色的小马甲,白衬衣在阳光下映出极亮的光,身影在车窗间时隐若现,那个我走的很快,身影也逐渐高大起来,我看见他蹦蹦跳跳的身影走过了前几节车厢,步子渐渐慢下来,笔直着腰走过了中间几节车厢,逐渐的,步子又更慢了一些,腰也渐渐弯了下去,最终竟变得和站在地上的我一模一样,走到最后一节车厢时,他坐了下来,从窗户里望向我,眼神带着说不出的疲惫。
他没有同我招手。
火车驶进了车站,我也跑了进去,我想看看那个像我的人到底是谁。
可进了车站我却傻了眼,这车站里竟只有寥寥两人,我逐一看去,一个站在车站门口,穿着长长的白大褂,直拖到地上,脸上带着青涩的表情,我看他眼熟,但想不起来这是谁,但我应该认识他;还有一个,刚从火车上下来,便是那个和我长的一样的人,他从火车上连滚带爬的下来,非常狼狈,一抬头看见那个年轻的白大褂,疲惫的眼里仿佛燃出火一样的希望来,忙从地上爬起来,跑到白大褂面前,一下跪在地上,仿佛在央求着什么。
年轻的白大褂没理他,只是死死的盯着火车的方向。这辆车不一会儿就开走了,他又把头偏到右边去,看着空空的铁轨发呆。
我忽然想起了什么,但并不真切,只觉得我知道那个人在央求些什么,我想过去叫他起来,我想告诉他他要找的人不是这个年轻人,而应该等一个老人,但我最终没有过去。
即使我告诉了他,又能怎样呢?整个车站,哪还有第四个人呢?何况那老人我也不认识,我也不知道他最终会不会来。
我们三个就这样在月台上等着,但再没有一列列车驶来。天很快便黑了,最后,我只听见一声明亮的汽笛声传来,然后在黑暗中消失,飘的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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