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豫南平原贾宋镇附近的宋小庄的一处民宅里，刚刚新婚不久的我父亲辞别娇妻，也就是我的母亲要赶赴大西北军营，这一年我的父亲19岁，母亲刚刚17岁。
父亲在亲人们的簇拥下走出大门的那一刻，母亲靠在新房的墙边默默哭泣，自始至终也没有敢迈出大门一步，而满腹愁容的父亲走出大门的那一刻，忍不住回头看了娇妻一眼，又看了一眼那间低矮的婚房，心中五味杂陈，从小生活长大的东院那处大院子，一进三处，三间高大的正房住着爷爷奶奶，东间是卧室，雕花镂空的大床四周都用细纱围着，衣柜是古色古香的四开门大柜子，西间是家庭的账房，大桌子后面有一排高高的书柜，每个格子里摆放着陈年旧账，桌子上摆放着硕大的木制算盘，还有笔墨砚台，桌子后面那把枣木罗圈椅是爷爷算账时的宝座。东边三间是大伯和大妈的婚房，西边的那山间青砖小瓦房原本是给二伯准备的，如今二伯一家住在郭家村的岳父家，大门楼左侧是大家庭的厨房，门楼右侧的耳房原本是父亲从县城读书回来的居住地，如今已经成了公家的临时办公室。
全家人现在居住的这个憋屈的小院，位于我家大院的西边，曾经是父亲家雇工们的栖息地，只有三间正房，住着爷爷奶奶，两间东房是大伯大妈的栖身之地，西边两间是原来的牲畜圈，旁边的棚子盛放淘草的两口大水缸，大门的左侧两间低矮的茅草房便是父亲和母亲的婚房，一张大床，两床新被子，连个像样的衣柜都没有。
生活的落差，让父亲很不适应，爷爷奶奶倒是很淡定，而大伯和大妈也在一年前从城里搬到这个破旧的小院，尤其是大妈曾经的太太也只能入乡随俗，脱下旗袍，换上粗布衣衫，洗手做羹汤，做一家人的饭菜，闲暇时间还要操持一家人的穿戴，忙忙碌碌始终不得空闲。那个时候爷爷奶奶刚刚50岁，奶奶不擅长家务，爷爷也不擅长劳作，那个时候虽然有几百亩土地，村子附近的土地雇有长工四季耕种，远处的土地租赁给佃户，到期收租即可。
父亲经过长途跋涉，在西安休整重新整编后，一个月的时间才随着大部队到了迪化，新兵训练结束后，父亲被分到46团驻扎在巴里坤。安定下来后，父亲第一封家书如期而至，信是写给大伯的，随信寄回去结余的津贴，并在附言里叮嘱母亲去上夜校扫盲班学习文化课，从此父亲和母亲开启了长达六年的分居生活，父亲在大西北屯垦戍边，母亲在夜校用心苦读，各自忙碌着，奔波着。
爷爷兄弟六个，分布在贾宋镇的镇里和乡下，大哥、二哥、三哥和小弟在镇上经营生意，只有爷爷和四哥守着祖上传下来的家业，经营着着几百亩土地。
家族里在镇上请了教书先生，适龄的男孩子到时间必须去读书。大伯不喜欢读书，七岁进学堂，读了5年之后便不再去读，爷爷倒也不勉强，回到家里变成了爷爷的好帮手。
二伯读书多一点，到了娶妻的年龄，便寻了一门不错的亲事，二伯的妻哥干革命，常年不在家，二伯就和二妈常年居住在娘家，操持一家老少的生活。
读书最多的是我的父亲，在镇上读了5年后，便考到镇平县里的初中继续读书。父亲结婚的那一年，初中刚刚毕业。本来是可以某个不错的差事的，可是新中国成立了，父亲这样的出身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参军去朝鲜，要么去大西北参加建设。也许是人性使然，父亲毫不犹豫地来到了大西北，参加大西北的开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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