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贵族

最后的贵族

五胡乱华，晋政府南渡江南，北方贵族，绝大部分跟随晋政府南渡。东晋政府，由于没有天然联系基础，东晋上层贵族（客家人）在南方原住民社会的生存与统治，唯有依靠看似“无所作为”的文治以及贵族世家的武装力量维持。

“无所作为”的文治，仅是权宜之计，长期无为，只能是为强悍军人干预政权提供借口与通道，比如东汉末董卓。因此，贵族的命运，实际上取决于能否维持贵族世家武装力量优势，一旦寒门武力崛起，贵族必然只能走向消亡。

东晋时代，是分裂的时代，是战事频繁的时代，是以军事才能求生存的时代。寒门武力的崛起与壮大，是时代要求的必然结果。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下，赤手空拳打拼的寒门子弟，逐渐创造与积累超越贵族世家武装力量的条件与能力。

刘宋的第一任皇帝刘裕，以寒门身份篡夺东晋政权，从此，贵族走向穷途末路。

项羽，是春秋战国列国体系遗留的最后传统贵族。两汉与魏晋，是新生贵族崛起到消亡的时期。隋唐，是开启科举取士与清理残余贵族的时代。宋明则是“大功告成”，完成散沙社会之上，构建大一统吏治国家“伟大梦想”的时代。

贵族存亡的驱动力，不在于贵族世家信奉的教义与家风。和平时期，贵族存亡与否，取决于官位延续，“四世三公”的内涵，不在“四世”，而在“三公”。动乱时期，贵族存亡与否，则取决于武力优势，一旦武力居于劣势，面对侯景式洗劫与杀戮，贵族的生存画面就只能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侯景叛军，直接围攻建康城里的萧衍父子，间接扫荡贵族世家。勤王军恶战后的观望，证明机会主义的野心家们，寄望于借侯景之手消灭萧梁，再起兵收拾乱局。

牺牲品，正是侯景优势武力扫荡与屠戮的贵族世家。

贵族门第世家演变的结局，或许不需寒门刘裕与胡人侯景的清洗，也注定会被科举取士产生的新生官僚阶层取代。

东汉末的党锢，是针对清流人士的政治迫害运动。党锢的发生，也恰恰说明，东汉末的政治形态，是不同政治理想与政治立场相互碰撞。而东汉到魏晋，是所谓政治理想与政治立场被彻底抛弃，被“清谈”与“玄学”取代的演变过程。

贵族门第世家从东汉到魏晋的路径，就是四世三公到魏晋风流的路径。袁绍或许是志大才疏的公子哥，但袁绍尚存经世致用的理想。魏晋名士，则以不涉及现实政治为原则，遵循明哲保身的“清谈”，出世的玄学取代了经世致用。

贵族门第世家精神世界的演变，是对东汉到魏晋，现实世界逐步走向死胡同的必然反应。贵族门第世家留给后世的哲学财富，是对现实世界缴械投降后的唯一成果。

东晋南渡江南前，魏晋的贵族在精神层面已对现实世界缴械投降。东晋南渡江南后，继续魏晋风度的贵族门第世家，无须科举取士时代的降临，刘裕、侯景式武人的清洗，足以制造“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画面。

唐贞观年间，《氏族志》修成，仍列山东士族崔姓为第一等。唐太宗李世民看后，非常不满，命重新裁定，并指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新修订的《氏族志》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

秦汉之前，是传统贵族主导的社会。两汉，是新生贵族崛起到被消灭的社会。而隋唐至今，是铲除“天然贵族”的社会，皇帝与被散沙化的基层民众之间，以官吏制国家机器维系。用官吏制国家机器统御散沙状基层民众，是皇权最大化与最稳固的体系设计。但集权往往遏制突破。

李世民并非没有“贵族”概念，而是以“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也即是在集权政府掌握人事任免权的前提下，根据其所任免官吏的高下划分等级，培育出完全不同于之前的体制内贵族阶层。体制外，隋唐则以科举为手段，开通体制外“晋升”体制内的通道，将体制外天下才子一网打尽。

过度早熟的体系设计，封堵路径选择。提前开启固化格局，永久关闭机会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