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彭老师

几天前，闲来无事，指头在手机上捣鼓了一篇小文《小村许家窑》传到网上。没想到当天深夜，就有乡友微信转发留言，“文风正，挺好的，”又说“这是谁家的娃，能否再加些内容，我来推荐发表。”乡友又在微信中说明：这是榆中县作协主席彭巨彦发来的。

“彭巨彦”，何其耳熟啊。

这就是他吗？一个身影摇摇晃晃的从远处走来，越来越清醒，越来越高大。

这是一个个子高高的年轻人，奇绝的瘦，但是奇绝的精神，吧嗒吧嗒的走过来，站在讲台上，一脸的严肃，威严的目光压低了我们的头，我们上翻着眼皮打量着他。

个子廋高，头皮几乎要擦着五年级教室的门楣才能进来，脸白的如刚出棚的蘑菇，但却不甚光滑，上面不少红紫的疙疙瘩瘩，据说是荷尔蒙过剩激发的青春痘。鼻梁上架着一副大眼镜，大眼镜后面射着两束威严的光忙。头发很黑，又很长，很像一个文艺青年，不过的确是一个文艺青年。

第一节课是音乐课，那时候叫唱歌。他进来了，肩上吊着两根带子，带子挂着一个红色的方状物吊在怀里。他唱“解放区的天，”我们跟着唱“解放区的天，”他继续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他挥一下手，我们赶紧跟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的天。”

“吱吱，吱吱呀呀呀——”他唱完一句，两手扶着胸前的红盒子，哪个铁样的盒子轻松得开开合合，一会缩小一会展开，一会儿上面伸张一会儿下面收缩，象一个蝴蝶闪动着红色的翅膀。更奇怪的是，随着盒子一开一合，哪个盒子里也唱着“解放区的人民好心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啊，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啊。”

那是我唱的第一首歌，他写到黑板上的第二首歌是“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那猪羊出呀了门，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呀路军。”

唱这首歌时，他要求我们全部起立，要鼓足劲，这样才有赶着猪羊慰问前线打了胜仗的八路军的兴奋和豪迈，才有胜利的欢快和愉悦。在这时候，他便站起来，将他怀中的手风琴夸张的展开，象是飞翔在高空的雄鹰展开了翅膀。随着铿锵的歌声，他似乎吼出了胸中所有的气力，长长的头发飞扬起来，象是小兵张嘎染黑了的红缨枪穗。

这是他带给我们的兴奋与快乐，也让我们第一次知道了音乐和唱歌是怎么回事，因为在他来到这个小学之前，我们课程表上的《唱歌》课都被数学语文或者自由活动课代替，因为没有老师会唱歌。

他给我们更多的是害怕，源自他的语文课。他在这时恢复了严肃严厉甚至是严威的表情。要求的课文段落必须一字不差背会，布置的生字必须默写熟练。往往在上课的前十分钟里，是我们的梦魇，头低得恨不得钻进桌仓，恨不得塞到狗裆。即使这样也避免不了他的钦点。摇头晃脑前言不搭后语背几句便噎住了，站在黑板左思右想半天生字的偏旁却是张冠李戴。惩罚是很残酷的，在夏天教鞭击打单薄的小腿部，几条红色的蚯蚓会刻到小腿肚，几天不见消退。冬天你把屁股撅过去，他却厉声叫你伸出左手，因为右手还要写字哩，一个错别字在手掌用教鞭打五下，毫不留情不打折口，直到手掌又红又肿又木，回到座位赶紧把手覆到冰冷的铁皮铅笔盒上。

语文课不全是害怕恐惧，在点名背诵课文默写生字之后，精彩开始上演。他讲解课文时绘声绘色，由课文引申而来的故事更是精彩，堪比收音机里的“小喇叭”节目或者是“水浒、三国演义”的说书。在作文课上，他朗读他的散文或小说作品，文字优美，情节曲折，内容精彩，结果跌宕，起起伏伏的段落把我们的脖子拉长，把心跳加速弹起。他还诵读我们写得比较好的作文，我对写作的兴趣也是因为曾有几篇作文被表扬产生的。

在哪个80年代我们年轻气盛，社会上也有打架斗殴的风气，特别是那时候刚有的电视上演《少林寺》和《黄飞鸿》，团团伙伙施展拳脚的江湖义气自然渲染了我们。我们也成立了八大金刚的组织，专门围堵挑逗经过我村的别村学生，没经过几次战争，他已经摸清了我们组织成员。一个下午，他把我们叫出教室，二话没说，只用一个桌腿横扫过来，等我们或捂住屁股，或搓摸大腿小腿，或坐或蹲或金鸡独立般跳跃，一阵阵嘴咧牙咬后，金刚不坏之身自然屈服，八大金刚成了八大乌龟。

一年很快过去，我小学毕业去了他校上初中，再就没见过他的面。再后来几年十几年三十余年过去，总也没见过他的面。后来同学发小聚会，每每提及那时候，同学们都把一件件事一桩桩情搜挖出来，你讲着，他争着补充着，一个个乐此不彼哑然失笑欢乐开怀。

世界之大又小，一年的时间很短却缘分深，一别无踪，三十多年后却因为一篇文章能得音讯，也真是怪事，天大的缘分。难道这果，是因为他三十年前对我们写作的鼓励种下的因么？还是他三十年后依然对好的文章和年轻人意欲支持培养的因?

看着他留给作家乡友许曙明辗转找此文作者的微信留言，长久盯着这温热的微信截图，止不住说一声“彭老师，您永远是位好老师。”

想起彭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