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巨婴国》的讲法，我们有99%的成年人都是巨婴。小编认为，这种说法过于夸张，但是讲我们大多数成年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巨婴表现，则是没有问题的。而巨婴症状危害较大的人群有两个：一是家长人群，二是告状者人群。
一、家长人群中的巨婴现象（以两起自杀事件为例分析）
第一，杨元元自杀事件。
1、经过。杨元元的母亲系湖北某地退休工人，从杨元元本科就读武汉大学开始，寄居于武大校园宿舍，后杨元元考取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其母从武汉跟至上海同住，与杨元元同睡一床，后校方责令其母搬出，其母只得在外租房，此过程中杨元元自溢于学校寝室洗手间。
2、点评。《国婴国》作者武志红的博客文章《谁逼死了杨元元?》，对死者母亲在事件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击中了问题的根源与要害。其经典名言“病态共生，共生绞杀”，形象地揭示了杨元元同学逼窄、灰暗、悲情的一生。杨元元活在像鬼魂附体一样的亲情绞杀中，结束生命是她唯一的选择。
第二，孙腾霄自杀事件。
1、经过。孙腾霄本科就读于北京邮电大学通信工程专业，后保研本校，在研究生毕业时，因论文方面的原因，被延迟毕业一年，为此他患上了抑郁症，后经治疗及休整得以恢复，并在毕业前成功应聘一家知名公司的软开岗位，但就在签约的前一天在学校跳楼自杀。
2、点评。新京报文章《孙腾霄，签约前11小时，他从宿舍楼跳下》透露细节：一是其母亲知道他延迟毕业消息后难以接受，他安慰母亲不要哭了；二是一年后他跳楼前留下的遗信称“活着真的很痛苦，不想再伤害自己的家人了”。反映其亲人对他遭遇延迟毕业的态度，家庭带给他的压力，以及他面对家庭的负罪感。他患抑郁症是实，但延迟毕业阴影的扩大，与其家庭氛围及亲人态度有一定关系。
第三，关于两案的结论。
中国的父母在对待子女问题上，存在较强巨婴心理。杨元元事件，反映了父母对的子女全面控制，他们虽然无法控制环境与其他人，但是他们可以控制自己的子女。孙腾霄事件，反映父母的人生动力机制，就是逼迫其子女优秀与成功，而子女们的过错就是犯下不努力与不成功罪。
二、告状者人群中的巨婴现象（以影片《我不是潘金莲》为例分析）
第一，告状依赖症的三大特征。
1、告状是推御责任。李雪莲面对婚姻家庭的重大变故，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其中有多大的过错与责任。她无法面对婚姻家庭的变故，无法承受她在其中的过错责任；她的潜意识防御机制决定了她，必须将过错责任推给对方及他人，以逃避自己的过错责任，其选择的策略与措施就是告状。
2、告状是自虐救赎。李雪莲选择告状之路，是为了推脱过错责任；同时，告状之路又是一场人生自虐。李雪莲遭遇婚姻家庭的重大变故，以及面对自己的过错责任，导致其内心无比痛苦与煎熬。而告状之路的自虐状态，既是她对自己过错责任的惩罚，也是对相应痛苦的释放与缓解。
3、告状是控制他人。告状之路既是一场苦难，同时又是一场斗争，充满了智慧的较量，意志的比拚、力量的博弈。李雪莲的告状，已导致时任法院院长、县长、市长被免职，又迫使新一届的院长、县长、市长到其家里拜访与哀求……此时，李雪莲就是一个控制他人的巨婴顽童。
第二，告状依赖症的危害。
1、告状依赖症患者的告状行为是无解的。其目的不是为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实现包括推御责任、自虐救赎、控制他人在内的巨婴控制。因而，在现有的社会模式下，对告状依赖症患者的告状行为，并无终局的解决办法。
2、告状依赖症在社会区分上无方法识别。告状依赖症的识别，在医学判断上并不困难，但在社会区分上，则并无识别的方法与程序。因而在社会操作上，对所有的告状人，都必须以正常告状人对待。如此，不仅要增大社会治理成本，并且还会扰乱社会治理正常稚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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