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萨义德的多重身份来阅读他的书是一件有趣的事，而且萨义德本人也多次在他的书中提到他的身份、成长经历与他的写作的关系。萨义德1935年11月出生于当时的英国托管地巴勒斯坦西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基督教家庭。家境富有。父亲出身于耶路撒冷的中产阶级，母亲也出身中产阶级，富有艺术才能。他的童年在埃及和巴勒斯坦度过。作为信奉英国国教的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徒占多数的环境下，属于少数中的少数。自小受西式教育，先后上过开罗的杰济拉小学、开罗美国儿童学校、维多利亚学院。后来被父亲送往美国，在马萨诸塞州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中学，之后获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和哈佛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后来在美国哥伦比亚等大学教书，晋升为杰出的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
既是阿拉伯人，又是美国公民，萨义德很敏感地意识到这两种身份的冲突与特殊性，在美国所遭受的疏离感、焦虑感迫使他寻求自己的身份认同，最终他将这些感受转化成某种积极的东西，促使他关注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
《东方学》发表于1978年，而《文化与帝国主义》发表于1993年。简单来说，这本书写的是文化在西方帝国主义活动中所扮演的共谋角色。萨义德自己把这本书视为《东方学》的续篇，但又不仅仅是续篇，因为它涉及到了世界范围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历史上对帝国主义的反抗。这本书对《东方学》的拓展在于：
1.论述的空间范围从中东世界扩展到英法的殖民世界，时间上延续到了当代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最新表现 ；
2.从研究的文本对象上看，从东方学著作这一专业领域转向了西方经典文学作品；
3.不仅有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还用相当篇幅论述到了对帝国主义的反抗这一主题。
在前言中萨义德提出了本书中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比如，他提到对叙事体虚构作品的重要关注，因为叙事是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身份和历史存在的方式，构成了文化与帝国之间主要的纽带之一。他提到马修·阿诺德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每个社会中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因素”，但同时，文化又是各种意识形态力量较量的战场。
在方法论上，萨义德预先提出自己既具时间性、又具空间性的方法，“我的方法是尽量集中于具体作品，首先把它们当做具有创造性或解释性的伟大想象。然后，揭示出它们是文化和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一部分。我认为，作者并不是机械地为意识形态、阶级或经济历史所驱使；但是我相信，作者的确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他们的历史和社会经验，也为他们的历史和经验所塑造。文化和他包含的美学形式产生于历史经验，这种历史经验就是我这本书的主题之一。”
前言和第一章提出了这本书的基本观念和出发点。
萨义德以艾略特那篇著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开始，指出艾略特观点的理想主义性质，但他赞同艾略特的这一思想：我们对传统的理解与阐述，形成了我们对当前的理解与观点。
那当前是怎样呢？萨义德认为，帝国主义在二战之后随着殖民地结构的解体或多或少地在形式上结束了，但现在还在以某种方式继续发生相当大的文化影响。在这里，萨义德的帝国主义，指的是统治遥远土地的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宗主中心的实践、理论和态度。“殖民主义”伴随着帝国主义而来，体现在与帝国主义相联系的种种领域——贸易、旅行、探险、科学，以及人道主义和传教士活动等的话语中。这些领域对于帝国主义来说似乎并不是最主要的领域，但它们为一种文化被另外一种文化所统治提供了大量的帝国主义修辞和表述。帝国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观念是：某些领土和人民要求和需要被统治。在当代，帝国主义直接的控制已经结束，但在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领域中继续存在。
但今天我们往往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萨义德称之为批评意识的严重断裂。比如，伟大的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维持了社会对海外扩张的认同，但我们却没有发觉。可萨义德却说这正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之一。这些文学成了帝国主义的“没有功利目的的保护色”，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欧洲在海外的扩张。因此，我们不能把帝国主义与民族文化分开来讨论，否则我们无法了解全局。我们必须理解这些是怎么做到的。文化在参与帝国主义的活动中，它担任的角色一直未被提及。
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都忽略了帝国主义这一在西方文化中起决定作用的方面，因此忽略了诸如卢梭、尼采、华兹华斯、狄更斯、福楼拜等作家与帝国长期的、复杂的共谋关系。阅读奥斯汀而不阅读法农，就是割裂现代文学及其背景与根基。必须把这些文本当做欧洲扩张的复调伴奏来读。但帝国主义背景却在文学批评中几乎没有例外地被忽略掉了。在萨义德看来，没有帝国，就没有我们所知道的欧洲小说。帝国主义的中心观念被文化所记录、支持，又被文化所掩盖、改写。
有趣的是，萨义德也谈到了他对比较文学的看法。比较文学的构成和最初目的，是获得超越自己民族的观点，是去观察某种整体，而不是一个为自己的文化、文学和历史所提供的自我辩护的小小一隅。二战前到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比较文学研究基于一种普遍的信念：人类是一个整体，其进步与形成也是协调性的、整体的历史经验。这种信念的主要原因是同一时期中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些思想家求助于一种普遍的传统而试图超越民族主义的狭隘，通过比较文学而形成跨国界的、甚至泛人类的文学观点，这象征着一个几乎无危机的理想王国。但其背后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存在：这一学科是是被先验地作为一种等级体系来组织的：欧洲及其拉丁基督教文学在这一体系的中心和顶端。因此，比较文学也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
第二章着重分析了英法小说家、艺术家的作品，如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威尔第的歌剧 《阿依达》、吉卜林的 《吉姆》、康拉德的 《黑暗的心》、加缪有关其出生地阿尔及利亚的作品等。萨义德将西方小说的兴起与帝国主义紧密结合起来，指出小说对帝国态度、经验和意识形态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狄更斯、奥斯汀、福楼拜或者加缪在写作时预设的读者对象是西方读者，因此他们提到殖民地时没有想到殖民地土著的感受，土著并不是自愿选择了沉默，但他们的声音明显被遗忘在了边缘。殖民地在小说家笔下往往可以出于某些简单的目的被随心所欲地利用，比如移民、敛财、流放犯人等。对土著的表现是意识形态的、有选择的、压迫性的。使对方沉默，把差别塑造成属性；表现由占领国而不是土著所塑造的世界。当然，萨义德并不是武断地说小说作品造成了帝国主义，而是说，这些小说本身在萨义德的角度上成为了帝国主义的表述。小说参与了政治，同时又是政治的一部分。帝国主义与小说相互扶持，两者也必须以对位法来进行阅读。例如：《曼斯菲尔德庄园》作为正在扩张的帝国主义冒险的结构的一部分，与一段肮脏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并不因为它是文学作品而超然出这一切。它开拓出一片帝国主义文化的天地，没有这种文化，英国后来不可能获得它的殖民地。
第三章最重要的是萨义德探讨了二十世纪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思想。欧洲人所普遍接受的说法是，欧洲带给了殖民地现代化。但萨义德赞同法农的观点，认为“欧洲的进步和幸福是建立在黑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黄种人的汗水与尸体之上的”，甚至，“欧洲实际上是第三世界所创造的。”萨特曾在法农的《地球上不幸的人们》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五亿文明人对十五亿土著。前者有文字，后者被迫使用这些文字。殖民的真理是赤裸裸的，宗主国的公民却相信它穿着衣服。”并且，欧洲人的人道主义体系也是建立在种族主义的基础上的，欧洲人能成为人，前提是他们制造出了奴隶和魔鬼。
更为重要的是，萨义德对民族主义运动的困境也有所认识，并更为深入地对民族主义进行了批评。抵抗帝国主义运动大部分是在民族主义的广阔背景下进行的。但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阶层又常常是殖民主义国家的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这容易将原先的殖民主义力量代之以新的同样具有剥削性质的力量。民族国家的独立并不意味真正的自由与解放，由民族主义带来的新的分裂主义、排外主义、沙文主义、集权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等，正在重复原来的帝国统治和压制行为。另外，民族主义文化视野可能致命地受到殖民者和殖民地的共同历史的限制。因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教育是为了灌输宗主国的历史和价值观、道德观的，也就同时压抑了土著的历史与传统。在对民族主义的批评中，萨义德提出了他的多元主义：1，一个不是由互相斗争属性组成的世界是可能的。2，一个普遍的、不具胁迫性的世界观也是存在着的，即是反本质主义的。3，超越本土主义并不意味着放弃民族。狭隘的民族主义只不过给人有限度的安全感。如果说在《东方学》中萨义德致力于进行与东方二元对立的西方帝国权力话语的激烈批判的话，那么到这里，既可以说他放弃，也可以说他试图超越民族主义而达到真正民族的解放，转而提倡一种文化的多元。
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仍以各种形式影响着我们。在最后一章¸，萨义德主要批评了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以及与之对抗或合作的各种民族主义文化，特别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帝国主义观念在现代传媒等新的文化形式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美国正在把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新形式引向未来。
萨义德的视角和方法论
1. 反本质主义
可以说，反本质主义是萨义德从《东方学》到《文化与帝国主义》始终一以贯之的立场。在《东方学》中，萨义德提出，作为历史、地理、文化的实体，“东方”、“西方”是人为建构起来的。本质主义“断定人们无法从起源以及起源所产生的类型中逃离；它设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现实边界，不同的种族、国家和文明即建立在此边界的基础之上；它迫使人们的想象脱离像欢乐、痛苦、政治组织这样共同的、普遍的人类现实，迫使人们将注意力回溯并下溯至那不变的源头。”类似东方、西方、民族、身份这样的词语，并没有与其相对应的作为自然事实而存在的稳定本质，而只是人为的、历史性的建构，这就是反本质主义。萨义德认为，本质主义是东方学最大的软肋。
2. 态度与参照结构structure of attitude and reference
指文学、历史、人种学等文化语言里出现的涉及位置和地理的体系。它们以“时而间接时而又是经过精心策划地出现的方式，贯穿于本来彼此没有联系，或者同帝国的某种官方意识形态没有联系的个体作品当中。”帝国与殖民地，作为作为这样一种参照系，是一个旅行、聚敛财富、服务的背景。如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英国小说中帝国与殖民地有规律的和频繁的出现。小说中的仆人，他们有存在的意义，但其名字和身份却无意义。在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中，托马斯·伯特兰爵士在海外的领地给了他财富，说明了他时不时出门远行的原因，界定了他的地位和价值观。犯了错误的年轻人会被被送到殖民地去，冒险者到殖民地去猎奇，殖民地充满了机会。这个体系有时是隐性的，有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而这些体系毫无二致的就是，臣属民族应该被统治。小说所参与的政治影响着对世界的认识，小说影响着这个政治进程，同时又是政治的一部分。
3. 混成性文化模式
文化形式是复合的、混合的、不纯的。因此，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相互影响不能一刀切开。萨义德因此批判本质主义只是历史的产物，解释的结果，为某种单一的历史经验辩护，无法看到与其他经验的关联和依赖。萨义德举马丁·伯纳尔的《黑色的雅典娜》为例，认为，希腊文化原本根植于埃及的闪米特和其他各种南方和东方文化，但在19世纪却被西方人有意识地清除了、掩盖了其闪米特和非洲的根基，以纯粹化有利于自己民族的形象。但是，文化远远不是单一的、统一的或自成一体的，而是具有复杂的交叉性。
4. 对位阅读法contrapuntal reading
因此，萨义德提倡一种研究上的对位阅读法:对文化的对位阅读，而非单一的。既要意识到叙述话语中宗主国的历史，也要意识到与之抗衡的弱势话语的历史。对位法阅读同时考虑到帝国主义和对帝国主义的抵抗，考虑到被写进文字的东西和作者所没有写的东西。据说萨义德也是个优秀的钢琴演奏家，他把对位阅读法比作如古典音乐中的复调音乐一样，文化属性的构成不是由于它的本质特性，而是作为一个有对位形式的整体，因为，没有对立面的属性是不能存在的，就像野蛮人之于希腊人，东方人之于欧洲人。我们需要一个作为参照的大框架，用这种方法来阅读和解释小说。把宗主国的文化放在其帝国主义背景下来研究。
5. 文化多元主义
萨义德的文化多元主义，从具体上讲基于他对民族主义运动的反思，试图超越本土主义而达到某种“后民族主义”。从大处上讲，则基于他反本质主义的基本立场。或许，某种程度上也是他对付自己身份认同的一种解决方案。
总结：
首先，萨义德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反本质主义立场，既是一种理论预设，又是一种自觉的立场选择。如果将观念、文化、历史这类东西全都仅仅看做想象的产物是不严谨的，在《东方学》中，萨义德的目的是为了打破东方学学术研究将自身认为是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的神话，指出东方学是西方在与东方的关系中所处强势地位的符号。如果批判东方学只是为了批判任何民族、任何个体都会有的在观察他者时所带的主观主义，那也就没什么新意了。但18世纪以来西方的东方学作为对东方的学术研究，竟惊人地找不到与现实东方的对应物，而成了一种自成体系的自我言说。这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权力话语，而权力话语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最糟糕的结果也许就是东方人按照西方人的方式将自我东方化，按照帝国主义话语自我殖民化了。因此他必须站出来发出抗衡的声音，也许这才是萨义德的深刻关怀。
另一方面，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是与非，也许并不那么重要。文化、身份是建构起来的，但一旦建构起来，它就确确实实存在着，并对人们起着强大的影响力、塑造力。人是观念的动物，不管观念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观念的作用却是本质性的。萨义德的著作是有倾向性的著作，而非理论的机器。如果单纯地把反本质主义作为一种无条件的信条，也许并非萨义德的本意。可惜当代学者如刘禾之流，便只学到了反本质主义的皮毛。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表述。《东方学》的扉页上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表述。”萨义德用在这里固然是一种反讽，但他在批判东方主义时，却自己切断了探究东方主义话语与真实的东方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一向度。到了《文化与帝国主义》，这本书所选择的文本分析对象，都是西方的经典文学著作，来自第三世界本土的著作依然缺席。萨义德更多的是从西方权力话语的内部，甚至中心，而非其边缘来进行考察的。他说：“我们应当以参与者的身份，从内部来了解美国，而不做超然的外部观察者。”但是，他自己也知道在帝国主义内部则容易被其“共同视角”所掩盖而导致视觉盲点，正如在埃菲尔铁塔上是全巴黎唯一看不到这座塔的地方。这种内部和外部视角的矛盾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跳出对象内部并不必然意味着超然，如果从第三世界的角度来看，或许有更多的启发。在他的著作中，东方，或者前殖民地的声音依然没有得到真正的表达，依然是处于被表述的位置。萨义德既是阿拉伯人，又是美国人。但他自小受的是西式教育，又在美国获得学位和教职，或许可以大胆地说，他经由初到美国时作为少数族裔的疏离感、压抑感、焦虑感，最终在美国获得了认同。虽然他自己对自己知识分子的边缘性有明确的定位，但或许这也可以视为他为自己所处困境提供的一种解决方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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