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造像（江西资溪）
李觏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卒于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北宋建昌军南城（今江西省资溪县）人。因他曾创办旴江书院讲学，所以后人亦称他“旴江先生”。
少年求学
据现存的多部李氏族谱记载，李觏家族的远祖可上溯到唐高祖李渊，并与南唐王室有一定的联系。但此事于史无征，李觏本人也不曾提及。他只是在一些文章里隐约暗示祖先曾有过荣耀，如在《上慎殿丞书》里，他说：
窃念觏郡之衣冠家也，数十年来，禄禀中绝。
但即使祖上确实曾有过富贵，到李觏出生时，他的家庭也已经是真正的农民家庭了。如他在给朝廷的《谢授官表》中说：
伏念臣生长荒陬，世家寒士，徙际恢儒之运，谬怀荣古之心。
李觏在《疑仙赋》序言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十多岁时他跟着父亲到农田劳作，有一次在田间睡觉，梦见有人送给他一本《王状元文集》。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的家庭境况。与普通农民家庭稍显不同的是，李觏的家里有一些藏书，使他能够“始数岁，窃习其家书，见晁、董、公孙之对问决科”。须知在那个时代，图书印刷尚未普及，私人藏书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更何况在僻远的山区。他的父亲也有一定的文化，他说过：
先君尝学，不应举，以教其子作诗赋，亦乐施惠。尤直信，生平无所争，不识州县廷。
从这里我们倒也能感受到一点破落世家的气象。在李觏出生之前，他有两个哥哥夭折了。为得子嗣，他的父母到处祈祷。终于，他母亲做了一个道士授棋子的梦后，生下了李觏。
泸溪景色
李觏自幼喜欢读书，并且非常勤奋。在《上苏祠部书》里他称自己自幼好学，在六七岁时，“调声韵，习字书，勉勉不忘”。在《上余监丞书》里又说自己“十岁知声律，十二近文章”。看来李觏读书成绩不错。
李觏十四岁（乾兴二年，1022年）时，父亲不幸去世，这使得李觏的家庭陷入了困境。在《先夫人墓志》里他写道：
是时家破贫甚，屏居山中，去城百里。
从此处的“屏居”一词推测，李觏的家本在南城郊外，但此时孤儿寡母，生活难以为继，于是迁回离南城百里的老家居住。在山区的老家，他们母子生活依然拮据。他们拥有“水田裁二三亩，其余高陆，故常不食者”。幸亏他的母亲很能干，他回忆他母亲：
募僮客烧薙耕耨，与同其利。昼阅农事，夜治女功。斥卖所作，以佐财用。蚕月盖未尝寝，勤苦竭尽，以免冻馁。
这样，靠着母亲的辛勤操劳，李觏得以专心读书，并于17岁时出游访学。李觏出门游学估计走得不是很远，应该就在今天的黎川一带。黎川古有赤溪风月亭，据传是李觏读书处。虽不尽可靠，当非空穴来风。
李觏的游学生涯持续到21岁。天圣八年（1030年），他回老家娶妻陈氏，并开始谋求入仕。
坎坷不遇
接下来的13年左右的时间，李觏都在为进入仕途而奔波。今人多感慨李觏之不遇，但细考当时的制度，则可发现李觏之不遇，不能全怪当局，亦与他的个人性格及决策有关。从一开始，他就选择了一条不太顺利的道路。
宋初的取士，主要通过进士和诸科。不仅录取名额多，考试科目也很广泛。考试面向全社会开放，判卷、录取制度较为公正。对于那些屡试不第者，还设有专门的恩科以安抚。
宋代科举并未像明清那样流为八股，成为扼杀才智的工具。宋代著名学者，包括李觏所崇敬的范仲淹、富弼、余靖、叶清臣等人，都是通过这个渠道走上仕途的。以李觏的才学，应该不难考取功名的。
但李觏却对进士考试有很深的成见，这或许与他早年读书经历有关。上文已述，他小时候曾经读过汉人“晁、董、公孙之对问决科”，认为他们的文章是“发天人之秘，而弥缝国家之务”，只有通过这样的对问才能选到真正的人才。他看不起进士和诸科，认为那些科场得意者所作的文章“诚皆声病靡靡之文而已”。
在他16岁（天圣三年，1024年）那年，叶清臣参加进士考试，因为策论写得非常好而被擢为第二，一时名动天下，因此李觏对叶清臣很是敬佩（不过叶清臣参加的是普通的进士科考试）。
李觏希望参加所谓的“制举”考试，因此没有参加过进士、诸科考试。制举考试设立于宋太祖时代，考试“无常科”，也不定期举行。太祖设立制举考试的初衷是怕正常的科举考试遗漏了特殊人才，所以皇帝本人经常亲自主持考试。乾德初年，太祖让地方官举荐人才参加制举考试，无人应诏。后来考虑到地方官发现人才不力，特允许士子到朝廷自荐。乾德四年，有司举荐了两个人，但面试时发现其人“词理疏阔，不应所问，赐酒馔宴劳而遣之”（《宋史·选举志》）。后来还举行过几次这样的考试，看来结果不甚理想，所以就不再举行了。
仁宗即位后，于天圣七年（1029年）重新设立制举考试，设立贤良方正等六科以待京、朝之被举者；设立书判拔萃科以待选人（即参加过进士诸科考试的低级地方官）应考；还设立“高蹈丘园科、沉沦草泽科，茂才异等科以待布衣之被举者”。这种考试取人不多，因此名望很高，提拔也快。曲江（今广东韶关）人余靖便是先登进士第，又于天圣八年（1030年）通过了书判拔萃科制举，并于当年被任命为新建县令。
余靖的成功对李觏应有所影响，至少坚定了他参加制举考试的决心。但普通百姓参加这种考试，首先要得到地方官员的推举。因此余靖到了新建县任上的当年，李觏就奔波四百里，求见余靖。他把自己的文章集为一册，希望得到余靖的赏识和推荐。当时余靖并没有做出特别的反应，但他后来成为了李觏的朋友，并曾向朝廷举荐过李觏。
第二年（天圣九年，1031年），李觏又求见本县的孙知县，把自己撰写的《潜书》呈给对方，但孙知县没有做出反应。之后的几年他都在家里读书、写作，等待朝廷的制举考试。可能是信息蔽塞的原因，他没有参加1034年的制举考试（这次录取的是苏绅、吴育、张方平）。苏绅也是先中进士，后通过的制举考试的，以祠部员外被任命为洪州（今江西）通判。
景祐二年（1035年），李觏求见过苏绅，但苏绅也不曾作出反应。景祐三年（1036年），李觏听说那年秋天朝廷会在京城举行一次贡举考试。由于在地方上没有人愿意举荐，他就赶到京城，认为“京师忠贤所萃，策试亡私，奔走西乡，将觊觎其万一”，希望得到京官的举荐。但来到京城，“未及弛担，而贡举已罢矣”，很是失望。其实这年三月朝廷就已经“诏权停贡举”（《续资治通鉴·卷四十》），可能他未能及时得到消息，来到京城才听说。在京城，他又投书（附自己的著作）给聂冠卿、叶清臣、李淑、宋庠四位官员。叶清臣看了李觏的文章，回复了一首诗以示表彰，另外三位看来没有什么回应。
此外，朝廷在景祐元年（1034年）推出了有关制举考试的新规定：“进士诸科取解而被黜落者，毋得复应茂才异等三科。”（《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九》）就是说，连乡试（即发解试）都没有通过的人，不允许参加制举考试。或许李觏到了京城后才知道此事，因此回乡后他便参加了一次乡试（具体时间不详）。不过这次乡试他落第了，“彷徨而归，又黜乡举”。
景祐四年（1037年），李觏带着他的作品去拜访被贬到饶州（治所在今鄱阳县）的范仲淹。李觏在京城时，范仲淹恰因“景祐党争”被贬到饶州，因此未能拜访。这次李觏去饶州拜访，给他看了《明堂定制图序》、《潜书》、《野记》、《礼论》等作品。李觏的才华给范仲淹留下了良好印象。宝元元年（1038年）正月，范仲淹到润州任职，兴建州学，邀请李觏去润州执教。但范仲淹旋又改任知越州（今浙江绍兴），此事未果。
宝元二年（1039年）三月，范仲淹到了越州任上。十月份，他又写信邀李觏去越州讲学。是年冬天，李觏应邀到了越州，还写有《登越山》一诗。在越州期间，李觏留下了改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德”为“风”的“一字之师”的文坛佳话。
李觏也没在越州任教，因为次年（1040年）三月，范仲淹又接到知永兴郡的任命。李觏回家后，求见过当时以职方员外郎知建昌军的江镐。此时已是宝元三年（1040年）。就在这一年，李觏的儿子参鲁出生了。此前，他已有一个女儿，不过不能确定何时出生。
康定二年（1041年，后改元庆历，李觏33岁）春，李觏拜访知郡慎钺，并和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两人曾写诗唱和。夏六月，慎钺建了一个亭子，李觏还为此亭写了一篇记。因此这年冬天，李觏得到郡里的推荐（据谢善元先生推测，此期间李觏应该又参加了一次乡试并通过），到京城去参加次年的制举考试，应茂才异等科。在等待考试期间，李觏带着自己的文章求见过吴育、王尧臣、富弼、刘沆等人。庆历二年（1042年）春，祖无择登门拜访李觏，两个人开始了持续多年的友谊。
李觏一直在京城等到庆历二年8月，制举考试才开始。制举考试有三个环节，先是由礼部根据策论判定参加制举的资格，其次祕阁进行考查，最后才是参加殿试。由于李觏的策论文理俱优，被礼部评为所有赴考制举科的士子中最优秀者，顺利进入祕阁考核环节。
但就在祕阁主持的资格考核中，他却失败了。究其原因，在于祕阁考查的是经典中的细节问题。李觏读书一向都从大处着眼，不甚关注细节，因此他不愿参加进士和诸科考试，宁愿等待机会较少的制举考试。但制举考试仍然有考查记诵的环节，这使得李觏对科举考试彻底失望了。他决定不再参加任何考试，而要凭学术上的成就造就自己的名声。
李觏参加考试的时代，正是宋代科举考试酝酿重大改革的前夜。由于历史的沿习，宋初的进士考试兼考诗、赋、论、策、帖经、墨义，而且诗、赋占的分量比较大。李觏看重、擅长的是策论，因此很瞧不起进士考试。他有些盲目地寄希望于制举考试。而以策论定高下的考试要到十几年后才开始，从这个角度说，李觏有些生不逢时。
其实李觏并非不能诗，他的诗写得还不错。他也会作赋。他完全可以先通过进士考试，再参加制举，余靖、苏绅都是这样走的。即使不参加制举，通过普通的进士、诸科考试走上仕途，也不影响他实现抱负，如范仲淹、欧阳修都是通过登进士第走上仕途的。制举失败后，他改考进士、诸科，年龄也不算大，如曾巩就是到了39岁（1052年）才登第的。尽管不能说他改考进士就一定能考中，但李觏就此决定彻底退出科举考试，这个决策总是有些过激了。
由此可见，李觏的性格中存在一些偏执、自傲的成分。以今人的眼光看，对他的坎坷遭际，李觏自己也是要负一些责任的。
退居生涯
回到家乡后，李觏整理了自己以前的文章235首，编订为12卷，名曰“退居类稿”，并请祖无择为之作序，算是对自己以前著述生涯的一个总结。
庆历三年（1043年）8月，范仲淹、富弼等改革派官员当政，开始推动改革，史称“庆历新政”。此时朝野气象一新。受这种形势的感染，李觏也写下《庆历民言》来表达对时政的看法。
不幸这年冬天李觏全家染上了瘟疫，虽然没有死人，但肯定给李觏的个人生活造成不小的麻烦，所以直到次年（1044年）6月，李觏才得以写信给范仲淹、富弼，向他们陈述自己的见解，并把《庆历民言》寄上。
庆历四年（1044年）3月，朝廷诏令州县皆立学，南城也奉诏建学，知郡请李觏去主持讲学。看起来李觏的退居生涯有一个不错的开局，但此后李觏的生活境况就开始下落，生活上的不幸接连不断。
这年年底，李觏遭受了一次牢狱之灾。事情起因是这样的：当地有一个叫邹子房的人，拿着一份御药院里的文书到处招摇撞骗，地方官员都信以为真。李觏上书知谏院蔡襄，检举了邹。在进行调查期间，邹子房反咬李觏一口。地方官一时查不清真相，就把李觏和邹一起关进牢房待审。二十天后李觏被放出来，但这一段牢狱之灾对李觏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或许自觉无颜，他索性辞掉教职，居家不出，彻底改以务农为生。在《寄祖祕丞》诗里他写道：
箧书归弊庐，庠门任芜秽。去年仲夏后，盛暑若火炽。郊园有余爽，蔬果聊可嗜。时复观田畴，毕力奉耕耘。
生活的不幸还没结束。庆历七年（1047年），和李觏相伴十七年的妻子陈氏病故（发妻逝后，李觏再娶饶氏，具体时间则不可考）；一年后（1048年），年仅6岁的次女又去世了。皇祐三年（1051）其母郑氏又与世长辞了。
总之，李觏的退居生活很不如意。但经过了一度的消沉后，他在十几年时间里惨淡地经营着自己的影响力，最终引起了朝廷的注意。
资溪李氏宗祠
与当世名公的交游是他的名气扩大的一个重要途径，其重要性不亚于他的讲学。李觏一直与朋友们保持书信来往，他对时世的关注和意见就是通过他的朋友们传播出去的，这些朋友包括范仲淹、富弼、孙沔、余靖、祖无择等。
这一时期他写了许多唱和、应酬之作（写得最好的是《袁州学记》，被清人选入《古文观止》），也在适当的时候出游访友（1046年游弋阳，1047年他入闽访蔡襄，1050年游杭州访范仲淹，1054年游袁州访祖无择）。
余靖、范仲淹先后三次（范荐了两次）向朝廷推荐他。范仲淹第二次向朝廷推荐李觏是在皇祐二年（1050年），这一次成功了。当时朝廷准备在秋季举行一个仪式，涉及明堂的制作问题。李觏早年对明堂的考证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朝廷赐给李觏一个将仕郎试太学助教的官衔，相当于九品官阶。尽管官衔不高，但改变了李觏的赋税地位。“不离乡井，已脱民编”，“稍殊编户，便可安居”，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
李觏获得名声的另一个渠道就是讲学。上文已述，李觏遭牢狱之灾后，一气之下辞去教职。什么时候他重执教鞭，并创办旴江书院，则不可考。谢善元先生推测是在被授予太学助教的官衔之后。重要的是，他的教学成绩不错。皇祐五年（1053年），他的门人陈次山、孙立节同登进士第（此前此后还有其他门人登第）。
壮志未酬
执教多年，李觏成为当时著名的教师，据说门人累计达千余人。嘉祐二年（1057年），国子监向朝廷推荐他时，对他的评价是：
养道丘壑，聚徒教授。南方士流，皆宗师之。
朝廷接受了国子监的推荐，于当年（1057年）诏令李觏出任太学说书，赴太学供职。李觏到任后甚是勤勉，“孜孜渠渠，务恪厥守”，第二年便被授予了一个八品官阶（通州海门县主簿，太学说书如故）。
嘉祐四年（1059年）初，太学的主管胡瑗因病请辞，朝廷“差李觏权同管勾太学”。夏天，李觏请假回家为祖母迁坟，不料到家一个半月，竟染病不起，抱恨离世了。临终时，以《明堂定制图》托弟子陈次公，又以《三礼论》未成为恨。
综论
李觏出身贫寒，少年丧父，早年生活凄苦。但他立有大志，潜心向学，令人钦佩。如能像范仲淹、欧阳修那样，通过普通的科举考试走上仕途，施展抱负，那将是宋代文人的另一段佳话。只是由于性格上的偏激、孤傲，和一定程度的生不逢时，他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未能脱离底层社会，无法实现自己的志向，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暮色泸溪
在退居之后，尽管生活遭际坎坷，他仍胸怀天下，纵议时政，最终以平民学者的身份被最高当局认可，并受命主政太学，这是他的成功之处。
李觏最大的遗憾是在他刚有时间和精力潜心撰述时便猝然离世，年仅51岁（周年5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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