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陈独秀、李大钊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称“中共三大创始人”，却长期湮灭在历史中，今人对他的名字非常陌生。
张申府（1893年-1986年），名崧年，著名哲学家张岱年之兄，河北沧县人。他的老朋友章乃器之子章立凡是这样概括这位“先父的老友”：他半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本可以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也可以成为政治领袖，但最终两者都没有结果。他有心提携了一位伟人（周恩来），也无心忽视了一位伟人（毛泽东），栽了花也栽了刺。他参与筹建了一个政党，中途退出后仍与之合作；但当这个政党即将在内战中获胜时，他却又呼吁和平。为此，他在共和国成立后坐了20年冷板凳，晚年才成为“出土文物”。
1908年张申府在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学习时，与同学朱羲胄等相友善，他早年的排满革命思想即是受朱影响。该校当时有两个公认的怪人梁焕鼎（梁漱溟）、郭仁林（郭晓峰），学级都比他高两年，后来皆与他成为至交。
张申府14岁时随远房表叔到北京求学，1913年考上北京大学预科学习数理，第二年考入北大文学院攻读哲学。他原先的兴趣在数学，但考上北大时预科尚未毕业，按规定无文凭的学生只能考北大文科，张只能先考入文科哲学系，两个月后通过关系转到理科数学系。没想到这样一来，张又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中国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数学家。张申府在哲学系只学了两个月，却对哲学，尤其是罗素的解析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先后翻译了《我们所能做的》、《哲学之价值》、《梦与事实》、《民主与战争》等。
1917年，张申府以助教名义留北大工作，教预科数学和逻辑。通过同学郭晓峰，张申府认识了李大钊。这时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常去李处闲谈，因此张亦与之熟识。李大钊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由于工作比较忙，就让张申府帮助在登录室做一些工作，在李大钊离开的时候，张申府几次担任北大图书馆代主任。1918年毛泽东由伦理系的杨昌济老先生（杨开慧父亲）介绍来担任登录室工友，在张申府领导下工作，张申府后来回忆说：“那是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解放之后，他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因为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填写一叠图书卡片。”
左起：雷国能、李大钊、梁漱溟、张申府
1920年，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魏金斯基来华，帮助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他来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伟的介绍，见到了李大钊和张申府，后来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又到上海联系陈独秀。陈独秀曾担任过北大文学院院长，常出入李大钊的办公室，因此与张申府也有较多接触。他们三人于1918年冬共同创办了颇具影响的杂志《每周评论》，由张申府负责编辑，他同时还担任了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杂志之一《新青年》的编委，还是中国现代最重要的两个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潮社的团员。传奇老托派郑超麟先生曾经回忆他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很大程度是因为看了张申府在《新青年》的文章。
张申府在当时首次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罗曼·罗兰等西方进步思想家，先后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翻译了罗素的多篇文章，并撰文评述其哲学思想，在当时曾有广泛的影响。他系统研究了罗素的各类著作，宣传研究罗素主义，仅25岁已成思想界罗素专家，罗素二字的翻译定名就是出自其手。罗素曾在给一位法国友人的信中说：“中国的张申府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
1920年8月中旬，陈独秀筹备建党，为了确定组织名称，在上海的陈独秀在给李大钊和张申府的信中说“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李大钊）可以谈”，可见张申府在当时的作用之重。10月，这三人又共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基层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张申府成为这个共产党前身的最早创始人之一。张申府不但参加了党的早期创建工作，在当时还是“南陈北李”间的奔走串联者，为中共建党作出了卓绝的贡献。
1920年8月16日，刘清扬和周恩来、邓颖超等11名觉悟社社员来到北京，在陶然亭的各地进步青年团体聚会上，刘清扬被推选为会议主持人。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和北大讲师张申府都出席了会议并作了发言，也由此认识了刘清扬。随后发展党员时，他们首先看中了刘清扬，可是刘没有同意，后来发展的第三名党员叫张国焘。有一说刘清扬不答应的原因是因为她看到发展名单排在她后面的是张国焘，张当时是刘清扬的热烈追求者，与刘有过一段并不愉快的恋情，刘为了避免尴尬错失了成为中共第一个女党员的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法人士为沟通文化交流而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倡议中国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五四运动之后，逐渐形成了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筹办了一所里昂中法大学，张申府应聘前往教逻辑。此时，觉悟社派刘清扬等人赴法开展工作，因此刘清扬与张申府一起赴法。1920年11月23日，他们一行乘上法国邮船“高捷尔”号，26岁的刘清扬主动求爱，和住在头等舱的27岁已婚男子张申府演绎了一出婚外恋的浪漫传奇。郑超麟的回忆录中曾谈到：“他在邮船上同刘清扬结为伴侣，此事引起风潮。”
左起依次为赵光宸、周恩来、刘清扬、张申府
安定下来之后，张申府于1921年初发展了刘清扬入党，又一同介绍周恩来入党，并与后期到达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先一年到达巴黎的周恩来原是准备在伦敦留学的，在伦敦住了一段时间后，感到那里的生活费用太贵，于是转回巴黎。期间遇到了还是法国共产党员的越南人阮爱国〔即胡志明〕，胡志明向周恩来讲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后来周恩来听说好友刘清扬和张申府在法国，就急着去找他们，因此张申府成了周恩来革命的引路人，并成为周早期在政坛迅速崛起的重要关键人物。1922年，张申府由于支持留法学生抗议中国学院院长吴稚晖拒收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入学而毅然辞去教授之职，眼看巴黎的生活日益艰难，与刘清扬、周恩来一同乘车转往德国柏林。当时朱德和孙炳文（大美人孙维世的父亲）在德国，经周恩来介绍认识了张申府，张申府又成为这两人的入党介绍人。
前排左一张申府，一朱德，对面为他当时妻子贺治华 后排右一孙炳文，右二章伯钧
1922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由于张申府当时的老大哥身份，他没有出席成立大会，但经常对他们发号施令，正是这种身份的隔离，终于1923年少年共产党宣布开除张申府。在德国期间，张申府曾和大数学家希伯特探讨问题，并且第一个指出爱因斯坦相对论在思想界的重要作用。
1923年底，张申府请示党中央后，离开德国，经莫斯科回到祖国，在莫斯科结识了蒋介石。到北京后，他本拟再回北大教书，却为胡适等人所拒。经李大钊介绍南下广州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并担任了蒋介石的德文翻译，是中共从事早期军事工作的党员之一。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张申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当时中共在黄埔军校最高的任职，张还负责黄埔第一期学生的口试、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第一期录取揭榜时，后来的“黄埔三杰”之首共产党员蒋先云名列第一，可以说黄埔一期都是张申府的学生。
当时的政治部主任是另一位中共创党元老戴季陶，在他离开时张申府多次任政治部代主任。黄埔军校开办后，特别需要政治工作干部，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叫张申府为军校推荐人才，张申府开出十五人名单，第一个就是周恩来。张还为周解决了欧洲回来的经费，一手之力将周推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位子，也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而他本人却因与蒋介石难于共事，在1924年6月下旬辞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张申府列席了会议，会上因讨论党的纲领时反对与国民党结盟而与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发生争执。张表现出传统士大夫那种“合则即，不合则离”的态度，负气提出：“在党内因意见分歧，发生龃龉，反而多所妨碍…在党外仍当与党配合工作，永远同党保持友谊关系似更妥。”周恩来一度支持他的观点，但很快屈服，张后来有这样的评语：“我很快就离开，而周恩来留了下来，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而恩来则不同，他是弯而不折的……”
张申府出走之后还追随邓演达与章伯钧、黄琪翔等共同创办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今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之前身），后因反蒋失败转入地下。从此政治界少了一位明星，文化界却多了一名健将。张申府以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先后在暨南大学、大陆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所教的都是罗素哲学或逻辑。
1931年，张申府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教授，讲授逻辑与西洋哲学史。当时，清华大学哲学系还有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三位教授。几人颇相契合，冯友兰的堂妹后来还嫁给张申府的弟弟张岱年。几位大师级的教授齐聚哲学系，并称“四大金刚”，阵容豪华，空前绝后，颇为壮观。张申府还第一个发掘了钱钟书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他说：“钱钟书和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当年，钱钟书不过是20出头在校学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钱钟书和张岱年先生都已经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著名学者，足见其先见之明。
张申府在哲学界的声望如日中天，而他的家庭生活却变得极不和谐。张申府在主持天津《大公报》“世界知识”栏目时，通过读者与编者的来往通信与北平女子一中校长孙荪荃（后来嫁给了另一位传奇人物中共的创党元老谭平山）相识，到1935 年“一二九”运动期间，张申府和孙荪荃的关系已经是情人关系了。
1935年冬，张申府与刘清扬、姚克广（姚依林）、孙荪荃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学潮。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救国会（这就是民盟的前身，后来知名的三党三派之一，救国会另几位主要领导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成立，张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后又担任华北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是爱国进步教授中一位活跃的较有影响的代表。张的活动引起当局的不安，于2月将张申府、刘清扬同时逮捕，关在安定门内的陆军监狱两个月，后由冯玉祥保释出狱。出狱之后，张回清华又讲了几个月的课，到暑假时校方囿于当局压力他解聘了。
抗战爆发后，张申府来到重庆，编辑《战时文化》。担任其秘书的董桂生在学生时代就崇拜张申府，一起工作后渐由崇拜而生爱慕，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孙荪荃知悉后怒不可遏，写信给张申府痛斥其不忠，张申府最后选择了与孙荪荃分手。张申府和女学生的恋情，受到了社会的非议。因无法承受社会的压力，张申府忍痛把董桂生嫁给自己的另一名学生。
1938年7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张申府与“救国会”的沈钧儒等六人被聘为第一届参政员。张申府为参政员，与蒋介石矛盾日深，蒋有一次当面骂他，说他“反对政府”，“你不但写文章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并表示有人在防空洞里亲耳听到的。张申府说，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人，纯属无中生有。其实在防空洞里讲话的是章伯钧，事后章感到过意不去，曾登门向张申府表示安慰。他因为平白无辜挨了蒋的一通骂，怒气未消，就提出要离开重庆去打游击。政治部长张治中听说后，跑来一再慰留，他才留下了，结果是参政员当不成了。
1944年，“七七事变”后离开北平的刘清扬，7年辗转多地也到了重庆，经张澜介绍加入民盟。张申府主动和刘清扬握手言和，他在3月11日完成的《妇女与宪法》初稿里，明确表示放弃对性自由的追求，期望建立“长期忠诚及相互奉献的男女关系”。刘清扬重新接纳了张申府，他们又重新走到了一起。
重庆热衷于搞宪政座谈会，就是各个在野小党派的经常性聚会，包括张君劢的国家社会党、左舜生的青年党、章伯钧的第三党、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沈钧儒和张申府算是代表救国会派，民主同盟就是从这样的聚会发展过来的，张申府是民主同盟的主要发起人并担任民盟中常委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抗张胜利后，为了推进国共合作，他与其他民盟领导人一起，作为第三方面斡旋国共间的和平谈判，1946年1月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张申府和罗隆基、沈钧儒讨论政题
1948年共产党开始在内战战场占据优势，张申府在储安平的《观察》写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提倡国共“划江而治”的错误主张。这篇“不合时宜”的呼吁和平文章，为张申府今后的政治生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11月15日，在香港的民盟总部第四次扩大会议以"张申府之言行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为由，开除了曾是创始人的张申府的盟籍。国民党方面也说张申府“扰乱民心”。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十天后，已进入解放区的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出离婚启事，标题“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宣布与张申府从此仳离，一刀两断，结束28年的夫妻生活。
1949年后，张申府的工作也成了问题，最后还是周恩来决定让他去北京图书馆作了研究员，1957年他毫无悬念地成为右派，1960年平反后马上在文革中又受到冲击，直到1979年才获彻底平反。
从建国以后到1986年去世的半个世纪内中，张申府便被全面封杀，不准出面，不准说话，写作不准发表，他只能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孤寂冷清中度过余生。甚至在1992年他平反多年后出版近四十万字的《民盟史话》，对其也还是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根本不提他在民盟所起的作用。
所幸的是“要清白，请长寿”的张申府先生坚韧地活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渐渐地看到历史被有心人士还原，而他的观点可以发表出来。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委托中组部和中办的同志，带了一篮荔枝上门看望张申府，让张感觉特别惊奇。
1986年6月张申府去世，7月《人民日报》刊发讣告，给予他最后的评价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香港出版的报纸似乎补充了《人民日报》只重视其政治活动的不足，张申府以政治以外的面貌出现，“学界耆宿，文章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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