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岳飞、陆游的时代，朝廷长期被主和派所把持，但在当时还是有很多主战派人员在活动，这些主战派人员，或者以自己梭人的军事之职以图有所作为，或者因为身居闲职而疾呼呐喊，而向北抗金恢复中原而摇旗呐喊，在这一方面，与陆游大约同时而稍后的另一位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就是辛弃疾。
辛弃疾（1140年—1207年）字坦夫，改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人。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文学家，是宋代豪放派词的最杰出代表，在文学上与苏轼并称为“苏辛”，与李清照并称为“济南二安”。绍兴三十二年归南之后，主要出任福建、浙江、江苏等地的地方官，曾多次被弹劾罢职，后忧愤而卒，谥号忠敏，赠少师。留有《稼轩长短句》，后人又辑《稼轩诗文钞存》。
同时作为文武全才，由于各自生活的时代的不同，辛弃疾与北宋的范仲淹和两宋之际的岳飞在个人的人生历程上也有很大的差别。范仲淹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出将入相的典范，而岳飞，由于其生活的特殊年底，主要是以武功著称于世，被后世人所敬仰，但辛弃疾虽然有突出的战略眼光和特异的军事才能，却因为生活在一个重于内而轻于外的畸形时代而只能以文学名扬后世，这不仅是末路英雄的个人悲剧，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悲剧。
同时作为文武双全的奇才，辛弃疾的出身与岳飞也完全不同，岳飞是来自普通的农户家庭，而辛弃疾则是来自一个官僚世家，根据《济南辛氏宗图》记载，辛弃疾在济南家族的始祖为辛维叶。辛维叶是隋朝司隶大夫辛公义之子辛亮的十八世孙，辛维叶时从祖籍甘肃狄道迁到济南，他曾任北宋的大理评事之类低级官吏。辛弃疾的高祖辛师古曾任儒林郎，曾祖辛寂曾任宾州司户参军，祖父辛赞时发生靖康之难，但由于组众繁多而没有南迁，后被迫出仕金朝，曾先后做过谯县、开封等地的令守。辛弃疾的父亲辛文郁早卒，辛弃疾主要随着祖父过活。辛弃疾的祖父虽然出仕金朝，但辛弃疾曾说他祖父一直在寻找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还经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也许正是因此辛弃疾在其祖父去世之后便聚众起兵抗金。辛弃疾在八岁的时候，曾从当时的北方的著名学者刘喦老求学，到两年之后，又师事蔡伯坚，并且曾在十四岁和十七岁的时候参加过两次金朝的科举考试，但却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辛弃疾毕竟是在金人的统治区内长大的，因此在他的身上很少有外在的仁义礼教的束缚，而表现出更多的英侠之气，这是其后来在文学上形成豪放一路词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宋绍兴三十年，辛弃疾的祖父去世，第二年辛弃疾率领两千人起事抗金，从此开始了他二十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生涯。之后不久，蔡州新息县县令范邦彦以其县归宋，范邦彦将女儿嫁给辛弃疾。辛弃疾起事之后，投靠当地的义军首领耿京，辛弃疾任耿京的掌书记。绍兴三十二年正月，耿京派辛弃疾前往南宋联系联合抗金，辛弃疾到达建康之后受到宋高宗的召见，被授予右承务郎。辛弃疾在完成任务北返途中，得知耿京为叛将张国安所杀，义军溃散，于是辛弃疾便带领五十多敢死之士袭击金几万人的军营，将叛徒张安国绑于马上驰回建康处死，这一壮举使得它的名声大振，稍后的著名学者洪迈曾不无感慨地说，“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稼轩记》）但是，辛弃疾南归之后，朝廷并没有重用之意，而是将他作为一个归正人看待，任命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江阴签判。隆兴二年，改为广德军通判，第二年上著名的《美芹十论》，到乾道三年改任建康通判。但这几任通判时间相对都比较短，任上很难有大的作为。到迁到六年因为上疏论对，而改任司农寺主簿，直到乾道八年才又出知滁州，整治地方荒政。辛弃疾在滁州任上招流納散，练兵屯田，使当地的军政民政大有起色，直到签到九年因病回到京口。淳熙元年，由于建康留守叶衡的推荐，辛弃疾再次被任为仓部郎官的闲散杂职。第二年，因为江西湖北湖南等地不堪忍受官府的盘剥，茶商頼文政起事于湖北，转战湖南江西等地，朝廷这时却起用辛弃疾为江西提刑，节制诸军，进击起义军。到淳熙四年，辛弃疾出知江陵府，同时兼任湖北安抚使，第二年召为大理少卿，但秋天又出为湖北转运副使，半年后转为湖南转运副使，不久又任潭州知州同时兼任湖南安抚使。淳熙七年，整顿湖南乡社，在湖南诸地兴办学校，同时创建湖南飞虎军，不久被加右文殿修撰，出知隆兴府兼任江西安抚使，而到淳熙八年则被弹劾免职，只好回上饶赋闲家居，一直到嘉泰三年起知绍兴府并兼任浙东安抚使，前后闲居长达二十三年之久。但辛弃疾出人绍兴知府和浙东安抚使之后便遇上了一件十分头疼的大事，这一年浙东地区“盐鬻为害”，辛弃疾为此而投入了大量精力。嘉泰四年，出知镇江府，并赐金带。开禧元年再知隆兴府，再知绍兴府，复任浙东路安抚使，但却辞而不任，后金宝文阁待制，再进龙图阁待制，再知江陵。开禧三年，授兵部侍郎，上章辞免，不久归铅山，九月病卒。
纵观辛弃疾的一生，在他初归南宋之时，由于对南宋朝廷的内部情况并不了解，再加上曾受到宋高宗的空头的赞许，稍后的宋孝宗也曾经一度表现出恢复的积极性，因此辛弃疾每每多论恢复之事，先后写了不少有关北伐恢复中原的论著奏疏，这其中以《美芹十论》和《九议》最具代表性。虽然其举动及所提的建议曾受到不少人的称赞，并且在当时广为传颂，但朝廷对他的举动言论却只是表面敷衍，而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再加上朝廷对他这位归正人并不十分放心，并不重用他，而只是给他以闲散之职，或者是公务繁忙的杂乱之职，以作敷衍，甚至故意冷落他。到了中期，由于南宋的苛政致使很多地方的商人与农民不断起事，这时候朝廷才将辛弃疾以才加以派任，让他利用自己的军事才干去镇压这些起事者，但当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便再次冷落他，干脆将他罢职，致使其在家闲居长达二十三年之久，这二十三年，是辛弃疾一生中最为宝贵的时光，但却就这样被白白给浪费了。在这短暂而漫长的时光里，辛弃疾在政治与军事上难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于是就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文学上，投入到词的创作上。但即便是在被朝廷罢职归田闲居的情况下，他仍然不忘记抗金复国的理想与抱负，在辛弃疾的大多数词章中都洋溢着爱国主义的光辉，都是以抗金复国为主旋律的。当然，由于个人遭遇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也不乏英雄末路的悲叹和对壮士赋闲的愤懑与不满。
在辛弃疾短暂的一生中，他年轻时遍游家乡的山山水水，并曾经先后到过两次游历燕山，当然他的两次燕山之游并非泛泛的游玩，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去考察当地的山川地理形势，以图将来有所作为，然而遗憾的是，他对燕山之地的考察，在他有生之年却并没有派上实际的用场。自从二十二岁起事南归之后，他就一直飘荡于江南各地，直到后来在铅山营造家室，这才有所归宿。他出仕之后，曾经宦游过江南的很多地方，曾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反复宦游，他每到一地总会相仿设法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帮助当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政绩也非常显著，甚至有时候他还不顾“擅权”之责，为当地民众排忧解难，从而受到当地人们的一直爱戴。他闲居上饶铅山的二十多年是其一生中最为苦闷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为了排遣心中的愁绪，便四处游山观水，或者与村临野老把酒谈天，畅论古今兴亡天下成败之事。而且由于辛弃疾曾长期到地方上任职，对下层社会的生活状况是非常了解的，并对当时宋王朝的弊政有着十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其实到了后期，尤其是被罢职赋闲之后，他就已经认识到了，大宋江山的沦落已经是不可挽回，于是在他再度出仕之后已经不再以北伐恢复中原威望，甚至已经不远再参与当时的军事与政事，而自动解职归乡。这辛弃疾这里，我们似乎有一种英雄末路之感，而这也正是辛弃疾晚期的真实的内心感受，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他晚期的词作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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