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史学批判本身说起
新中国十七年，即公元1949年至1966年，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史学批判，在我看来是史学界内部关于某些学术问题的论战。
是的，是论战而非讨论。
“战”字一出，就体现了一种思想，阶级斗争的思想——和敌人斗争到底，坚决抵抗、誓不投降等等。翻阅资料，十七年间的史学成果确有不少，但大都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内容也多为对本国史的梳理和总结。然而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现象，是史学界从未停止过的各种论战。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只是一个开始，胡适、雷海宗、吴晗等等历史研究者被拉入史学批判的大军，全国范围的批判轰轰烈烈展开。
对学术问题的探讨本是学术研究中的常态，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并非如此。这其实和时代背景密不可分。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人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解放，成立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这样的一个新政权必定危机四伏，且不说美国的“封锁、禁运、包围、威胁”的对华政策，国内便潜伏着看不见的无数间谍和暗哨。同时，长期的武装斗争使得全体民众依旧保持着牢固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思想观念。也因此，即便新中国已经成立，在建国初的人民眼中，我们依旧要时刻提防，保持警惕性。
这种政治上的高度敏感和紧张折射到文化生活上，便是对文艺作品和思想的强制引导和管理。对于史学界而言，这便是长达十七年的史学批判的开始。
二、戴着镣铐的舞蹈
这一阶段历史研究的典型特征，是其与政治的高度结合和呼应。
新中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建成的，在建设过程中逐渐将最初的“新民主主义”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也因此，建国初期奠定的文艺思想基调便是社会主义文艺。而在人才吸收方面，新中国初期采取全盘接收的方式，这其中便包括一部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整体文艺氛围是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文艺，需要对这一部分知识分子进行改造，于是全体性的思想改造就此开始。在改造的过程中，两种思想观念基础上的学术理念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下针锋相对，并由此演变为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运动。
以上是文艺界整体背景，我们回到史学界。
第一次全国性的高潮毫无疑问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从1951年起，对《武训传》的批评声音开始出现，《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更是直接给电影定了性，认为对电影的各种褒扬是共产党人对反动思想的投降：“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这种丑恶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其后，各类党报社论开始对《武训传》的全方位批判，将有关《武训传》的讨论迅速上升为事关原则性的思想斗争。
如果说对于《武训传》的批判还只是用历史来为政治服务的开始，那么对胡适的思想批判就是“广泛涉及到文化学术界最深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也是对资产阶级唯心论和五四以来欧美派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的一次‘政治判决’”。陈垣在1949年5月11日发表的《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实际上掀开了公开批判胡适的序幕，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则直接将该批判运动推向高潮。其中，对胡适在历史研究方面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其史观和历史研究方法论上，尤其对其实验主义思想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史学方法论攻击猛烈。
将两次批判运动综合起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二者背后的共同点。不管是对武训及《武训传》的批判，还是对胡适及其思想的批判，都绕不开一个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家试图以文艺论战的形式引导知识分子向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文艺方向转变，这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文艺工作的直接需要，更是政治领域话语统一的必然要求。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们向着无法预料到的方向发展。
诚然，即便是在各种史学批判的背景下，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就，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得到了全面普及和发展，史学界对于“五朵金花”问题的探讨也拥有一定成果。但站在整个史学发展的立场来看，这些批判运动偏离了本应驶向的轨道，给史学界带来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开展思想、学术批评，实际上混淆了学术批评和政治运动的概念与界限，更违背了唯物主义史观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从根本上而言，这是探索历史真实与社会现实过程中出现的完全相反的现象。欲求得历史真实，却在实践中严重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真实；欲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却在实践中将历史学术与政治改造混为一谈，这恰恰是十七年历史批判最悲哀之处。
三、未尽的使命
历史研究，追求的究竟是什么？
司马迁的一句话记忆尤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我看来，这应当是历史研究者毕生的追求。
我一直觉得，历史是极有智慧也极沉默的一门学问。她独自见证往昔岁月，目睹王朝更迭，看遍世事沧桑。她洞察一切却不言，只等后人去探究，去思考。历史研究者则是先觉者，在史籍中苦苦求索真理与规律，以史为鉴。
我们希望与历史真实无限近乃至触及其本质，我们试图在史料与断壁残垣中拼凑出自以为真实的历史真相，然而这种历史研究是否真正符合历史本身？仅为历史爱好者的我不敢妄言。只是，在我看来，历史真实本就是一个假命题，因为主观与客观永远如阴阳一样相互缠绕，无法分离。既如此，追求历史真实过程中产生的反真实，就更加偏离探究的本意了。
新中国十七年史学批判中的众人，其实都是在进行着“自以为”真实的历史研究，都以“自以为”真实完整全面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探索，本意与过程，谬之千里。真正的唯物史观绝不是简单的阶级史观或其他种种单一片面的观点，它是包容的。允许不同的观点，可以争论，然而殊途同归——我们都是为了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或许才是唯物史观最真实的含义。
我们仍需反思，因为曾经幼稚的错误。
我们仍需努力，因为还有未尽的使命。
即便你我只是历史的爱好者，即便对未来一无所知。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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