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理学家几乎都把自己的学术渊源追溯到周敦颐和程颢、程颐，这固然是有内容和精神上的诠释、发展和继承；也是为自己的学说确立学统，在当时派别林立的学术阵营中树立自己的源流与正统。
作为“中兴名相”的张浚，不仅是著名的抗金将领，而且“身兼文武之全才，心传圣贤之绝学”。他不仅学习二程的伊洛之学并使其“从此得昌”（全祖望语），同时又师承眉山苏氏，在这一支的学统是：苏洵—苏轼—苏元老（苏辙族孙）—张紫岩（浚）。
苏家父子大约因为在文学上的成就过于耀眼，苏轼又因其旷达的人生态度而留下太多被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故事和传说，因此屏蔽了他们在学统中应有的咖位。
用易中天的说法，苏轼是“达则做官，穷则参禅”，这正是他富于韧性的人生智慧的“底层逻辑”。但是，有个故事也是他之为苏轼的性格底色：那还是在他在家跟着母亲学习的少年时代。
苏轼十岁的一天，母亲程夫人读东汉《范滂传》，范滂因志在“揽辔澄清”，尽职尽责，在任上严查重处了一大批贪官污吏，最终受到奸侫的陷害。临刑前，范滂与母亲诀别时说：“弟弟孝顺，可以供养母亲。我今天离您而去，望您不要太过悲伤。”范滂的母亲含泪说：“名誉与长寿，往往不可兼得。你今日有了这样的好名声，我还有什么好悲伤的呢？”程夫人读到这里，发出了长长的叹息，情不自禁地说：“象范滂这样为反对宦官专权而伏身刑场，实在壮烈！而象范滂的母亲这样深明大义的人，又实在令人钦佩之至！”
苏轼倾听着母亲所读的范滂传记，心潮难以平静，他忽然向母亲说：“我长大后，如果做个象范滂这样有澄清天下之志的人，母亲会应允吗？”
程夫人按捺下心中的喜悦与骄傲，给了一个肯定地回答：“你既然有志做一个范滂式的名士，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之母吗！”
张浚比苏轼晚生60年，不论是范滂还是苏轼，都是他为学为人的榜样。
张浚为朝廷重臣时，值秦桧专权横行，亿兆不宁，张浚急想上本疏论，又担心招祸连累年老的母亲。母亲计夫人得知儿子心事，将先夫张咸初举贤良方正对策之词诵读给张浚听：“臣宁言而死于斧钺，不能忍不言而负陛下。”告诫儿子须以国家大事为重，不要计较个人与家庭的安危。
在母亲的严责下，张浚于绍兴十六年（1146）向高宗上了满怀忠义和痛斥权奸秦桧的奏疏。结果是果然被秦桧迫害，贬谪到了湖南。
张浚4岁丧父，由母亲教育长大。有此家风，张浚想不当硬汉也难。北伐中原时，许多官员只知自保，纷纷转移家室避难。为了安定军心，也为了表示抗金的决心，张浚特命长子张栻把老母及家室从建康搬到前线的扬州。
张浚一生起起落落，受重用时出将入相，岳飞也是他的部下；谪居的日子也有近20年。他一生志在恢复中原，虽然后世争议很大，但不论是达是穷，他都把张栻带在身边，言传身教，儿子才四岁，张浚便教他忠孝之义。张栻从幼年起随父参与军机，一生都反对和议，始终“与金虏不同天日”。
从苏轼到张栻，同样的忠孝节烈，修齐治平，通过治学赓续，通过家学传承，得以生生不息。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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