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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毕飞宇
我对毕飞宇的熟悉程度，可能不亚于我对自己的熟稔程度。这句话放在毕飞宇身上可能也成立，即我对毕飞宇的熟悉，不会亚于毕飞宇对自己的熟悉。相同地域的文化背景，相同时代的读书人的眼光，相同的成长经历，同为六十年代的心路历程，决定了我对毕飞宇的熟悉。对家乡这位优秀的作家，我一直怀着真诚的敬意。从他的处女作《孤岛》开始到《玉秧》，他的每一篇作品，甚至一篇简短的随笔与创作谈，我都没有放过。
对他不熟悉始自《青衣》。当然，更确切地说，是批评界对毕飞宇的陌生让我感到不熟悉。说句俏皮话吧，我这么关注着毕飞宇，你为什么就不关注呢？后来总算有人来关注了，可是一说话却卯调了，不像毕飞宇那样一说话就能把人放倒。譬如说对《祖宗》和《青衣》的最初的解读与评价，两个非常著名的评论家，都让我觉得他们的误读与歪论简直不可原谅。
毕飞宇的写作源于先锋。但作为一个新生代作家，毕飞宇的写作没有先锋文学的压迫，因而也就没有任何负担。这是毕飞宇的洒脱。近年来，我认定现实主义在毕飞宇那里发生了一些变异。客观上说，我目前只能用“变异”这个词而不敢说毕飞宇发展了现实主义理论。那可能是以后的事，它绝没有发生在现在与当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写了一篇《熟悉的毕飞宇与不熟悉的毕飞宇》。这篇东西给了《青春》。发出来后，很多朋友都替我惋惜，认为可以发到更高档的刊物上。对此我不能说什么。但我替自己高兴：有很多朋友看好这篇文章，这就很好。为了对索引派的批评家们有个交代，我那篇《熟悉的毕飞宇与不熟悉的毕飞宇》发表在《青春》2001年第3期上。只不过编辑将题目改成了《熟悉的与不熟悉的毕飞宇》。我觉得这有点问题，从语法角度说，并列结构的短语与偏正关系的短语，意义重点是绝不相同的。不信你可以去问一问语言大师申小龙。我至今对这位编辑这么改了我的题目有点耿耿于怀，虽然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关于毕飞宇，我还熟悉他的另一点，每年，他的作品都不会很多。他绝对不是那种以创作甚丰自娱的人。他写作的认真近乎于神圣，每年只认真地打磨一两篇东西。写完一篇后，便奖励自己一次，给自己放很长时间的假，消消停停地过几天。我知道，他这是在换脑子，为过去的写作思绪作一次清零，别让自己在后面的写作中撞了自己。譬如，他写女人，一个与一个不一样。写《青衣》的毕飞宇，差点儿被人看作是在剧团写剧本的人了；到了《玉米》时代，“创造”了兴化方言的毕飞宇，又让人觉得他跟着他的语言回乡了。
但我还必须承认现在我也还有对毕飞宇不熟悉的一点，毕飞宇近来在很多地方都在说自己年纪很大了。而且，还语重心长，总是对我唠唠叨叨地说，什么年纪就得说什么话，什么年纪就得说什么话。这时候不同那时候了。这真是我不熟悉的毕飞宇了。难道文学真有青春期吗？上了年纪的作家就没有冲动了吗？好像没有太多的道理。让人不熟悉。
不多说了，对话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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