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局图
19世纪晚期，李鸿章采用“大国均势”策略，以夷制夷；日本立足于《江华条约》体制，致力于与朝鲜的自主外交，朝鲜不得不对外部世界开放，一时间世界各大国力量云集朝鲜，这既表明朝鲜的魅力，也意味着朝鲜或许会成为一个冲突热点。
中日两国竭力提升军备，发展海军，在最初阶段并非有意识互为假想敌，因为那时对朝鲜存有觊觎心的不只有日本，俄国、英国都曾有过不同形式的表现。
01
在李鸿章、伊藤博文天津谈判时，国际上对于朝鲜的争夺已经紧张起来。
此时一个最不可思议的事实是，帝国派往朝鲜的穆麟德竟然在这个时候暗中与俄国勾结，损害帝国的利益。
穆麟德为德国人，1847年生人，22岁时来到帝国，先后在上海、汉口海关任职，深受总税务司赫德赏识。后协助李鸿章购买克虏伯军火，因此加入李鸿章幕府。
1882年壬午兵变后，帝国为加强对朝鲜的控制，穆麟德奉命出使朝鲜，担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兼外交顾问，协助帝国政府管理朝鲜事务。
此后，朝鲜政府授予穆麟德“协办交涉通商事务”，类似赫德在北京的角色。
从帝国立场来看，穆麟德为帝国雇员，理所当然应该维护帝国利益。但由于穆麟德又受到朝鲜政府雇佣，他觉得有责任为朝鲜谋划。
基于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穆麟德希望将朝鲜从中日两国的夹缝中拉出来，于是竭力劝说朝鲜与俄国订立约定，以俄国作为后援，以中日俄三国关系为朝鲜寻找更加稳固的外部环境。
穆麟德的想法从朝鲜立场说没错，但这种做法深深伤害了帝国政府的感情。
1885年初，穆麟德利用朝鲜政府让他出使日本的机会，与俄国驻日使馆联系，邀请俄国派教官前往汉城，帮助朝鲜训练军队，并希望俄国对朝鲜提供保护。
让俄国人介入朝鲜半岛事务，甚至让各大过都进入朝鲜半岛，理论上是李鸿章的大国均势原则，不违背帝国利益，也是李氏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手腕的具体运用。
只是穆氏的做法引起英日高度关切，当时英国正在与俄国在阿富汗冲突。英国有意阻止俄国南下，尤其是从出海口南下太平洋，影响其在亚洲在远东的利益，因而英国先发制人，1885年春占领朝鲜巨文岛，希望在那里设置军事基地，英俄冲突一触即发。
而日本多年来对俄国觊觎亚洲心怀恐惧，更不愿意俄国扼住日本踏上欧亚大陆的踏板朝鲜。
日本很长时间扩充军备发展海军的假想敌是俄国，因为日本人在很长时期相信与帝国同文同种同在亚洲，共同面对西方势力的威胁，总能寻找利益交集点。
因此，日本对穆氏擅自拉俄国势力进入朝鲜非常恼怒，认为这样的举动不仅损害朝鲜，而且损害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
日本希望中日两国联手保障朝鲜安全，但是帝国不认同，此时帝国依然相信朝鲜为帝国藩属，朝鲜问题是帝国与朝鲜的问题，与日本无关。
但日本的建议也对帝国政府产生很强的影响。帝国借机辞退穆麟德，同时派遣强势领导人袁世凯担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面控制朝鲜内政外交。
02
袁世凯的强势很快引起朝鲜主政者的不满，特别是帝国政府此时将扣押在保定的大院君送回朝鲜，期望启用大院君牵制朝鲜当时的主政者闵氏集团。
1885年底，又传出甲申政变后逃亡在外的开化党领袖金玉均企图勾结日本袭击朝鲜。
各种情势都迫使朝鲜执政集团必须寻找新的政治靠山。朝鲜政府内的亲俄势力再度抬头，于1886年7月秘密会晤俄国驻汉城公使，希望俄国支持朝鲜的独立自主，为朝鲜提供必要的政治保护。
袁世凯、李鸿章很快就得知了朝鲜的动向。恼怒的袁世凯力主废黜朝鲜国王这样的昏君，另立新帝。李鸿章一向沉稳，此时也赞成如此荒唐的主张。
显然此时的帝国政府根本不知道世界变化大势，不知道怎么从传统的宗主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联盟中的老大哥或者盟主。
来自英俄两国的朝鲜危机很快都因国际局势的变化而消解，但对帝国来说，朝鲜问题不仅没有随之消解，反而更加复杂。
袁世凯等一批年轻的强硬政治家担心朝鲜局势日久生变，建议帝国政府不妨趁着国际局势大致平静一举解决朝鲜危机，废藩国为郡县。
李鸿章当然不敢听信袁世凯的建议，因为他知道帝国一旦这么做，不仅在国际社会失信，而且必然引起日本强烈干预，毕竟日本早已不承认朝鲜为帝国的藩属，而且在朝鲜有巨大利益。但李鸿章确实在思考怎样重构保障朝鲜稳定的外部体系，即借力俄国，牵制日本。
日本在甲申政变后，对朝鲜的政治影响大幅度下降，日本政府确定了“军事退缩、外交进攻”的策略，承认了帝国在朝鲜处于优势，自己处于劣势的事实。
基于这样的判断，日本在袁世凯强烈干预时期，不愿与袁氏正面冲突，而是加大对朝鲜的移民、投资，加大对于朝鲜的柔性影响力。
袁世凯在朝鲜的跋扈，引起了朝鲜人的反感。此时朝鲜虽然没有力量宣布脱离帝国，但其离心离德的倾向在袁世凯主持朝鲜事务时，尤其是到了甲午战前那段时间已经非常明显，只是帝国无从觉察而已。
朝鲜方面微妙的心理活动不被帝国觉察，但朝鲜在那个时候确实加大与各国的接触。
朝鲜与各国接触，其实合乎帝国的利益，朝鲜如果能够对各国展开全方位外交，构筑全方位外交格局，那么帝国作为朝鲜认同的“特殊的国家关系”应该能够存在很长时间。
特别是帝国如果能够延续像李鸿章当年帮助朝鲜走向世界，帮助朝鲜与英美等大国建交那样提供真诚帮助，朝鲜一定还会将帝国视为最亲近的老大。
但此时的袁世凯已经被朝鲜表面上的恭顺所迷惑，弄不清中朝关系的本质，以太上皇的姿态指手画脚，最后终于让朝鲜渐行渐远。其中典型事件，就是1887年发生的朴定阳出使美国所引发的中朝冲突，朝鲜朝野对帝国尤其是袁世凯的跋扈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
03
袁世凯的跋扈让朝鲜渐有异志，而这个时期，由于日本一直在朝鲜居弱势，日本就在《江华条约》之后以近代国际关系引导朝鲜，而此后的日朝交往，日本也尽可能以平等关系处理与朝鲜之间的问题，朝鲜内部亲日派渐渐成长。
即便发生甲申政变这样的毁灭性打击，亲日的“开化党人”依然在日本庇护下流亡境外，依然是朝鲜政治发展的最大变数。后来的甲午战争，实际上就是开化党领袖金玉均被杀而引起的连锁反应。
金玉均生于1851年，随着朝鲜国门被打开，他逐渐接受近代西方文明，也曾多次往访日本，期待朝鲜能够像日本那样进行整治改革，跻身于近代国家。
为推动朝鲜改革，金玉均等组织开化党，甚至在日本暗中支持下，于1884年发动政变，试图以非常手段推翻旧政权。
但是金玉均及其同党低估了帝国方面的应变能力，尤其低估了袁世凯的能量和胆略。金玉均及其同党的新政权仅仅存在三天时间，就被袁世凯所率领的一千余名清军所击败。金玉均及其同党流亡日本。
在日本流亡期间，金玉均等人继续准备反攻计划，仍然期望用暴力改变朝鲜政治生态。金玉均的这些做法原本就是日本政府所支持的，但是当金玉均的行动引起朝鲜政府高度恐慌后，为了日朝关系整体，日本不再视金玉均及其流亡者为可信赖的伙伴，反而视为日朝关系的“麻烦制造者”，并对其进行监控。
金玉均对日本越来越失望。在这种情形下，他的主张也在改变，从原来单纯依赖日本转变为利用多变，希望中日朝三国和解合作，共同抵御欧美对于亚洲的蚕食。
金玉均的改变比较容易获得帝国特别是李鸿章的认同，李鸿章之子在出任驻日公使时就与金玉均有比较密切的交往。当金玉均在日本遇到困难时，并表示愿意投奔帝国时，李氏父子乐观其成。
1894年3月23日，金玉均经过准备与随员离开神户，27日抵达上海，并与在上海的开化党成员尹志浩接头。尹志浩提醒金玉均，随员洪忠宇可能是朝鲜政府的密探，金玉均不以为然。第二天，就是这个洪钟宇趁着午睡枪杀了金玉均。
金玉均之死引起中日朝三国关系大调整。李鸿章出于好意接受朝鲜政府的请求，同意将金玉均灵柩送回朝鲜。想不到金的灵柩回到朝鲜，朝鲜政府却以大逆不道罪名追加凌迟处斩，对金玉均尸体百般凌辱，千刀万剐。
对金玉均之死及朝鲜政府追加的处罚，日本反应强烈，福泽谕吉、犬养毅等普遍认为金玉均之死、朝鲜政府追加处罚，都是对日本政府的羞辱，他们要求日本政府对帝国、朝鲜宣战雪耻，只是因为日本政府主流派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以为时机还不成熟，暂时制止了极端派的冒险。
不过，仅仅几个月后，改变东亚历史进程的甲午战争还是爆发了，金玉均之死依然是这场战争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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