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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带勇之人”即将才,曾国藩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才堪治民”“不怕死”“不急急名利”“耐受辛苦”这“四者相从以俱至”。那么,问题就来了——“忠义血性”从何而来?
从哲学上的“因果原理”来看,“忠义血性”是一“因”,而其“四果”则是“才堪治民”“不怕死”“不急急名利”“耐受辛苦”,正可谓“一因四果”。是什么造成了“忠义血性”这个“因”呢?此问,正是辩证思维的一个要害点,若无此反问反思,那么,一个人就不能真正形成属于自己的辩证思维与作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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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因果原理来讲,“因”与“果”是互为因果的。也就是说,“果”可以转化为“因”,“因”亦可以转化而成为“果”,二者是有机转化而辩证统一发展的。
在曾公此嘉言中,唯“不怕死”才能成就“血性”吧?“不急急名利”才能称得上“忠义”吧?“耐受辛苦”既是“忠义血性”的表现,但更是造就“忠义血性”的,也是“才堪治民”的重要力量支撑;不“耐受辛苦”地饱读经典著作,研习兵书战法,何以有“治民之才”?“怕死”是人的本能——趋利避害么,“不怕死”不就是因为饱读兵书战法而有了战胜死亡的智慧与能力——“方法论”武库充备!“不急急名利”不是因为熟读经典而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人间人生之义利观——“认识论”上有高明!如此,不才是“才堪治民”?
哲学贵高明。哲学上“因果原理”的“高明逻辑”或“逻辑高明”远不是“教科书式的背诵”,现实生活更不是一因一果的简单对应关系。所以,我们在把握和运用曾文正公“忠义血性”成事法则时,就要别具只眼、独有心裁地加以琢磨领悟,真正使之成为自己的血骨智识力。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韩愈此言,该是道出了“忠义血性”的家庭自然遗传与社会地域文化遗传的问题。故而,考察一个人的成事与否,家庭出身与祖籍所在才列入古今人才考核的表单。这该是注意留心的一个问题。
“忠义血性”怎么来?自然遗传成分有之,地域文化造就有之,但更在于个人刚毅坚卓的信仰与后天的学习教养,特别是如曾国藩一样的自我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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