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开国皇帝”司马炎之史实】

【还“开国皇帝”司马炎之史实】

【还“开国皇帝”司马炎之史实】

一、【司马师在魏晋篡代乃至西晋政局中的重要地位】

在魏晋南北朝的历次禅代活动中，南朝在“篡一代”的高龄时期便完成了新旧王朝的禅代，曹魏、高齐、宇文周则分别在“篡二代”的中年甚至青年时期完成名义权柄的转移，唯有司马晋迟至“篡三代”的第四位主君，方才完成“魏晋革命”，不仅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孤例，放在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也是“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

在这一魏晋之际的政治动荡过程中，司马氏家族甚至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极端不义之举来推动禅代进程的完成，留下千古骂名级别的政治污点作为其家族的禅代代价，甚至与日后历史进程中的其他污点级事件一道影响了两晋诸帝在日后一百八十余年的政治被动地位。

两晋皇权的诸多问题，都可以从司马父子三人篡代进程的二十余年中找到答案，特别是与司马师主政期间的作为及其早卒有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司马师的存在，在当时的高平陵之变以来的政治局面中，有其不可代替的三大“定位”：

区别于司马懿，司马师是司马氏代魏活动的关键人物

区别于司马昭，司马师是司马氏代魏的原定人选

区别于司马炎，司马师是组织建立并能够威服禅代功臣的新政治集团领袖

考虑到上述三点，司马师的壮年而亡直接影响了魏晋之际政局的稳定，叠合司马昭早卒的负面影响，两位篡二代的相继早卒，甚至间接影响到了西晋政局的不稳定。

对比司马懿、司马师父子，我们会发现：司马懿虽然通过功勋、人脉、顾命得以最终成为曹魏中央政权与关陇军区的“专制权臣”，但其古稀之龄（179-249）显然无法支撑高平陵之变政治冒险后的进一步魏晋嬗代活动。司马懿在汉末的历史条件下，已然寿星，站在后来者的视角，只有三年时间，根本来不及通过政治利益博弈与交换，“化魏臣为晋臣”，完成皇权的“过户”手续。

何况司马懿的“朋友圈”基本上都是曹魏元勋，这些元勋与司马懿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于政治上的私人情谊，元勋们没有任何动机去冒险支持司马懿本人开展嬗代活动。所以，一旦司马懿可预见地在不久的几年内后立马驾鹤西去，司马家族便必须及时推出一个壮年接班人及其所结成的同样壮年的曹魏政治新秀来维持家族生存与集团利益。个中道理就像宇文泰死后宇文护拥宇文觉篡魏，高欢死后高澄高洋急于篡魏一样，也如曹丕篡汉一样，三个篡魏家族外加一个魏家族都急于用全新的“名号位分”来弥补“篡一代”未能来得及称帝造成的“权力危机”。是故，司马家族在高平陵之后的进一步发展，只能以司马师和司马昭为核心。

司马懿的权势网络的确对于司马氏家族在曹魏政治中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一网络会自行帮助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无论是司马懿的同僚、部属还是受他提携士人，司马懿与他们之间虽然存在着基于私人恩义的结合，但是这种私人关系最初是建立在忠于曹魏政权的基础上的，私人恩义并不能自行跃居国家权力与君臣名节之上。所以当司马懿是曹魏忠臣时，他们之间的私谊与对于曹魏政权“忠”的义务毫无矛盾，但一旦司马懿试图代魏自立时，“公义”与“私情”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冲突。

对比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我们会发现：司马师在高平陵之变前后始终作为司马氏家族的“储君”培养，参与到众多重大政治斗争的决策与执行之中，并且在性格与嫡长两个方面比司马昭更具优势。正始改制前后，曹爽相当成功地逐步架空了司马懿的中枢权力，并在高平陵之变前进一步剥夺了司马懿的军事权力。若不是曹爽为了将夏侯玄安置到司马懿的军事人脉大本营“征西军区”，而把中护军妥协给了司马师，且司马师暗中培养拥护司马氏的三千死士，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中便连发动“政治冒险”的武装资本都没有。在高平陵之变的谋划与发动阶段，参与谋划、镇定自若、指挥武装、完成司马门把守任务的司马师，表现出了远强于司马昭的魄力、能力与实力。可以说，司马师是司马懿重点培养的政治接班人。

及诛爽之际，智略已宣。

司马师作为一名“勋二代”，从小便与“勋二代”们的交游，为他依托司马懿权势陇聚名门人才提供了可能，有着“勋二代”组成的朋友圈。拉拢曹魏元勋功臣去反魏是不现实的，但拉拢曹魏功臣子弟去反魏是有可能的。正如曾经的浮华案人何晏、邓飏、丁谧等人积极策动的正始改制，再一次触及着老一辈功臣的利益，曾与夏侯玄交游的司马师兄弟周围的权贵子弟朋友圈，虽然在浮华案和高平陵之变两轮政治高压后，不会再以简单粗暴的风评、改制来对抗父祖辈得势者，但也不见得会有父祖辈那样的忠心。随着时光的流转，曹魏开国三十年后，基本力量已然不可避免地从元勋功臣移转为功臣子弟，司马师大可一面以不改制的姿态维护得势宿老及其子弟的支持，一面在霸府中引用未能得势的功臣子弟，做到稳定地网罗支持，争取权力的平稳过渡。

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预焉。

以夏侯玄为首的名士圈包含了大量曹氏贵戚子弟，其在形式上模仿汉末清议品评人物。但是……其在政治上已属于权势者一方，与“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的汉末名士有着质的区别，不再以清议的方式对抗专制皇权，而是利用优越的家族势位分割权势……这一亲贵的评论网络试图干涉国家的选举，无疑对皇权构成了挑战，因而魏明帝曾以抑制浮华为名，加以打击。

司马师所采取的进用人才的方针，一方面使原本曹魏政权所依靠的基本力量不断地转投在司马氏的门下，从而削弱曹魏政权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使新进的才俊归于司马氏的私门，并逐步用霸府政治取代朝廷的日常运作，使鼎革之势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形成。

以上司马师个人的素质与朋友圈的气候，使得司马师具备了司马懿所不具备的年龄优势、篡魏动机、政治实力与可能性。而这一切，都是司马昭所没有机会获取的资源，司马昭在司马师死前的定位，一如日后的高洋。

在司马师执政的时代，成功地克服了东关惨败所造成的政治危机，逐步扫除了中央与地方的反对势力，开始建立起一支支持魏晋嬗代的政治力量，奠定了魏晋革命的基本格局。

对比司马师、司马炎伯侄，如若司马师能够如其父般长寿，至少可以避免掉司马氏家族内部的历次主君位置的继承所带来的政治消耗（师昭、昭炎、炎攸），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快维稳（淮南、秦凉）与统一（吴蜀）的步伐，争取在司马师壮年内便完成征服功勋与名分威势的积累。质言之，能够避免掉家族每次推出一位新君后所面临的压服高平陵以来的“晋国功臣”的问题，避免过于频繁的新配主从磨合在篡魏未成与篡魏未稳状态下所带来的政治内耗。

司马氏集团是在魏晋嬗代十六年中，通过祖孙三代人的努力而逐步凝聚成型的，这一官僚群体也构成了西晋政权的社会基础和支撑力量。但与一般开国功臣集团精诚团结、励精图治的新朝气象不同，这一集团在西晋立国之后，内部矛盾迅速激化，党同伐异、派系倾轧接二连三，西晋皇权的支撑力量日趋单薄，这无疑是造成西晋短促而亡的重要原因。     

继承内耗与主从磨合，使得司马昭不得不推迟了禅代过户的进程，做了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鸠占鹊巢三代目，并且开始困扰于继承权上的长幼之序（亲生次子承祧成为兄长之子）。更使得司马炎不得不为了堤防功臣与司马攸而先后多次分封宗室（王爵最终集中到司马炎系中）并任用外戚，赤裸裸地任人唯亲，为八王之乱埋下了伏笔。可以说西晋政局的先天不稳定性，与司马师的壮年而亡，关系最大（只要长寿到司马攸达到壮年，便无需司马昭以长弟身份接班，便可避免宗室继承权内耗；功臣都是同辈，也能轻松威服驱使），与司马昭的壮年而亡，关系次之（司马昭再长寿也要面临承祧司马师的司马攸继承顺位问题），反倒是与司马炎的措置，关系最弱（与司马攸的孰长孰幼问题、低于功臣的辈分问题在其接班前便已产生）。

司马炎建立西晋完全是依靠父祖遗业，并无自己独立的政治基础，甚至其世子的地位尚是在贾充、裴秀等人的拥戴下方才获得的，而以曹魏政治网络中长期的累世交往、通婚关系而论，除了荀勖之外，当时主导西晋政治的核心人物，无论是宗室方面的司马孚、司马望，还是功臣中的贾充、裴秀、羊祐，几乎都是司马炎的长辈。在此情形下，作为一名缺乏政治经验的皇帝，司马炎所能运用的政治资源相当有限，只能被动地继承司马昭后期形成的贾充、裴秀、荀勖、王沈、羊祐等人组成的政治决策核心。                                           

司马懿的“晋业”开创地位固然不容置疑，但司马师却是决定司马家族在司马懿死后未来命运与西晋政局的最关键人物。篡魏冒险以其死士为本钱，篡魏团队以其婚媾交游网络及其组建的霸府为平台，淮南三叛中最具挑战性的淮南二叛在其任上被压服，西晋的命运又与其寿命长短之影响关系最大。司马昭虽然也以灭蜀封王之威势促成了西晋之成立，但未免有了些许高洋借壳高澄邺城班底上位的不稳定色彩。质言之，司马师在位长久所能带来的好处，司马昭未必一一“等价”具备，反而司马师在位长久所无的坏处，司马昭到是有了些许，司马炎便更逊一筹。

总之，三国历史在司马师、昭兄弟以篡代为目的的统一战争中走向终局，却无法获得一个寿命上更加康健、在政治上更加稳定的主君，不仅使得司马炎建晋之时王朝便已如同步入暮年，而且这种君权的不稳定性在极大程度上促成了三国历史收束后不久便再度开启的乱世局面。

换言之，放到整个汉魏西晋的历史进程中去看，汉末诸帝、魏末诸帝乃至西晋诸帝中占据更长在位时间的“暗弱主君&强势霸臣”的结构，几乎使得中央权力时刻处于可角逐状态，暗弱主君空留名分而无法动用皇权，强势霸臣掌握实权却需要把更多精力放在防范与拉拢之上，整个关切到秦汉制度弊病解决的国家治理活动陷入到了无法推动的尴尬局面，制度措置反而围绕着霸府夺权而叠床架屋。上梁已“乱”，而下梁自“歪”，从“汉政”到“唐政”，中国古代君主制治理模式便不得不通过四五百年的动乱来缓慢实现制度的改良。

质言之，主君优劣是中国古代君主制的终极bug，唯有集权于一身的主君，方能发挥最强劲的古代社会治理功能，而一旦君权旁落（外戚、后宫、宦官）甚至霸臣上位（军阀、权臣），就会对政治稳定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进而影响到国家治理的盛衰。

二、【谋朝篡位逼不得已，路人皆知的司马昭不该受人唾骂】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这是中国烂大街的俗语，讲的是三国时期的魏臣司马昭，继其父及其兄之后，继续发展司马家族势力权倾朝野，其篡位野心人尽皆知。而说这话的人，是魏帝曹髦，曹髦那年年仅二十岁，在位不足七年，被司马昭党羽刺死。话说到这，司马昭似乎已经被定位——狼子野心的阴谋家。然而，历史没有绝对，历史中的人也不是一面化的，人人都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路人真知，司马昭之心吗？

他的初心，真的是想谋权篡位吗？

答案是否定的。

说司马昭，总得从其父其兄谈起，那个在魏明帝的床前接受遗诏，梦想着自己能够成为魏国的周公，却在高平陵政变中击败曹爽，亲手将这位皇室宗亲送上断头台后，知道自己注定做不成周公的舞阳宣文候司马懿，是司马昭的父亲，他一生最大的功劳，是抵挡住了诸葛亮大军的北伐，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熬死了诸葛亮，保全了魏国军队。由此可见，司马家的掌权并不是像曹操一样自己打下江山，而是靠政变得来的，这就导致了在追逐权力的路上，司马懿在斗争中虽然获得过世家大族的支持，可即使是这些人，他们也只是暂时的站队。

公元251年9月7日，司马懿去世，其子司马师司马昭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时代，二人统领司马懿留下的政治军事遗产，镇压着零星的地方起义和宫廷政变，一切看上去风平浪静。直到公元254年，平静被打破，魏帝荒淫无度，宠信歌舞艺人，司马师废之，年仅14岁的高贵乡公曹髦被立为新帝。而这位新帝，他虽然人小却心大，他看着司马师废帝，又听闻过司马懿的事迹，自他踏入洛阳城的那一日起，在他心中就暗暗发誓，绝对不能成为一个傀儡皇帝，他一定要除去这个在他眼里擅权干政的家族。这一切，司马师不知道，司马昭当时也不知道。

公元255年3月23日，司马师去世，年仅48岁，一生无子，于是司马昭接替兄长司马师活跃在朝堂之上，历史之中。凭心而论，司马昭弄权不如其父，能力不如其兄，可偏偏是他，成为了真正意义上推翻了曹魏政权，爱他的人说这是时势造英雄，恨他的人骂狼子野心，实质，他是无奈。

司马昭面对的是怎样的情形？上有曹髦恨不能把司马家族一锅端，下有曹氏宗亲，各大世家恨不得司马家族一夕覆灭，倘若易地而处，今日我们是司马昭，未必不会如司马昭一样谋权篡位，甚至，我们可能还没有司马昭做的好。

何出此言？

因为，司马昭是刀到了脖子上才奋起反抗的，在此之前，他还平了诸葛诞的淮南三叛。他对于曹魏，也算是恪尽职守，可他的所作所为，落到魏王和一众人眼里，是威胁，是想要取而代之。当曹髦亲自率领左右仆从、侍卫数百人去袭击司马昭的那一刻，司马昭该是寒心的，司马氏三代人，从司马懿成为托孤大臣那一日起，为曹魏不可谓不尽心竭力，可为什么，需要他们的时候，以礼待之，不需要的时候，要赶尽杀绝？那一日，曹髦被成济一剑穿胸，当鲜血染红地面的那一刻，司马昭知道，自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从今以后，他只能得天下，否则，他会比曹髦的下场还要凄惨。公元263年，司马昭决定向蜀汉发动战争，这场魏蜀之战，最终以蜀汉灭亡落下帷幕，三国时代自此走向统一。两年后，公元265年，司马昭中风而死，他与曹魏的恩怨自此随风而散，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儿子司马炎登上大舞台，即后来历史上的晋武帝，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司马昭如果换一个姓氏，不是司马懿之子，又或者，司马师没有早逝，他在历史上的评价，会是不一样的，或许终其一生，他若是文官，不过是一个政绩平平的文官，他若是武将，也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武将，平凡却也平安的度过一生罢了，可历史选择了他，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无论他自愿与否，他的处境注定了他不得不走的一条道路，他没有回头路。易地而处，在司马家族里，即使不是司马昭，司马家有一天也会有人如司马昭，为何？司马家族在历史上的定位是权臣世家，而且，自从司马懿成为托孤大臣之后，就注定了这个家族不能在政治风云里全身而退，他们有责任辅佐一代帝王，而要负起这个责任，就必须有权，权从何而来？从他人手机揽权过来，揽权造成的后果是什么？一家独大，一家独大之后是什么？落到帝王眼中，是威胁，必须要除掉。历朝历代，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世人诟病司马昭最多，还有就是在他死后，其子开创的西晋一统时代太过短暂，也导致了“五胡乱华”的悲剧，历史再一次了分裂的南北朝时期。可这一切，又是司马昭能预见，或者又是他想看到的吗？

都不是。

而说到这里，也不得不提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初寿春叛变，曹髦被杀，天下并没有引起骚动，四方平静。而这背后的原因，是由于司马父子，多年来废除苛刻法令，推广恩惠，民心归附。由此可见，司马家族是有功于社稷的，只是，社稷最后容不下他们，而司马昭，不过是刚好撞到了那个时间点，他的无奈，被淹没在滚滚长江东逝水里，生平最后被曹髦咬牙切齿一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概括了，可他的心，不说路人从来不知，就连曹髦也从不知啊！

三、【仁以厚下，宏略大度，史上最宽厚仁慈的开国帝王，可惜晚节不保】

晋武帝司马炎字安世，河内温县人，晋朝开国皇帝。

咸熙二年袭父爵晋王，数月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给自己，国号晋，建都洛阳，改元泰始。咸宁五年，司马炎命杜预、王濬等人分兵伐吴，于次年灭吴，统一全国。建国后，他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以发展生产， 并颁行户调式。太康年间，西晋出现一片繁荣景象，史称“太康之治”。但灭吴后，司马炎逐渐怠惰政事，奢侈腐化。太熙元年病逝，谥号武皇帝，庙号世祖，史称晋武帝。葬峻阳陵。

司马炎为曹魏权臣司马昭的长子，曾出任中抚军；但是司马昭却有意让幼子司马攸继承王位，但在众臣的反对之下，司马炎于咸熙二年被封为晋王太子。同年八月，司马昭因中风猝死，司马炎继承父亲的相国职位和晋王爵位。

咸熙二年十二月丙寅，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即位为帝，定国号晋，改元泰始。

司马炎在位期间，封同姓诸王，以郡为国，置军士，希望互相维系，拱卫中央。司马炎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以发展生产，屡次责令郡县官劝课农桑，并严禁私募佃客。又招募原吴、蜀地区人民北来，充实北方，并废屯田制，使屯田民成为州郡编户。太康元年，颁行户调式，包括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太康年间出现一片繁荣景象。晋武帝鉴于曹魏末期为政严刻，风俗颓废，生活豪奢，乃“矫以仁俭”，不能自存者赐谷人五斛，免逋债宿负，诏郡国守相巡行属县，并能容纳直言。还重视法律，亲自向百姓讲解贾充等人上所刊修律令，并亲身听讼录囚。

灭吴后，司马炎逐渐怠惰政事，荒淫无度。他为了巩固皇权而大封宗室。然而诸王统率兵马各据一方，晋武帝死后，诸王为争夺中央权力，内讧不已，形成16年的内战，史称八王之乱。

太熙元年，司马炎病重，没有将国家大事托付给重臣，开国功臣都已去世，朝臣惶恐不安，无计可施。而国丈杨骏（杨芷之父）排斥公卿大臣，亲自在司马炎左右伺候，并趁机随意撤换公卿，提拔自己的心腹。司马炎病情稍有好转，见杨骏所用之人不当，就严肃地对杨骏说：“怎么能这样做呢！”于是给中书下诏，让召汝南王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助王室。杨骏恐怕失去权柄与宠信，从中书那里借来诏书看，并把诏书藏起来。中书监华廙恐惧，亲自找杨骏要诏书，杨骏终究不给。过了两天，司马炎病危，杨芷奏请让杨骏辅政，司马炎点了点头。于是杨皇后便召华廙与中书令何劭，口头传达司马炎的旨意，让他们作遗诏。遗诏写成后，杨芷与华廙、何劭共同呈给司马炎，司马炎看了以后不说话，于两天后驾崩，享年55岁，葬于峻阳陵。

为政举措

政治

掌权篡位，建立晋朝

咸熙二年，司马昭病死，司马炎继承相国、晋王位，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经过精心准备，同年12月，仿效曹丕代汉的故事，为自己登基做准备。在司马炎接任相国后，就有一些人受司马炎指使劝说魏帝曹奂早点让位。不久，曹奂下诏书说：“晋王，你家世代辅佐皇帝，功勋高过上天，四海蒙受司马家族的恩泽，上天要我把皇帝之位让给你，请顺应天命，不要推辞！”司马炎却假意多次推让。司马炎的心腹太尉何曾、卫将军贾充等人，带领满朝文武官员再三劝谏。司马炎多次推让后，才接受魏帝曹奂禅让，封曹奂为陈留王。司马炎于咸熙二年，登上帝位，国号晋，史称为西晋。改元为泰始，曹魏遂亡。但这时的司马炎心里并不轻松，他很清楚，虽然他登上王位宝座，但危机仍然存在。

从内部看，他的祖父、父亲为了给司马氏家族夺取帝位铺平道路，曾经对曹爽为首的三族以及附属势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这件事所造成的阴影至今仍然横亘在人们的心中。从外部看，蜀汉虽平，孙吴仍在，虽说此时的东吴已不足以与晋抗衡，但毕竟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要巩固政权，进而完成吞并东吴、统一中国的大业，就首先要强固统治集团本身的凝聚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司马炎在即位的第一年，即下诏让已成为陈留王的魏帝载天子旌旗，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同时又赐安乐公刘禅子弟一人为驸马都尉，第二年又解除了对汉室的禁锢。这不但缓和了朝廷内患，尤其是消除了已成为司马氏家族统治对象的曹氏家族心理上的恐惧，而且还安定了蜀汉人心，进而又赢得吴人的好感。

为了尽早地使国家从动乱不安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为统一奠定牢固的基础，无为与宽松政策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这种立国精神在国家的各种领域中充分地体现出来。泰始四年，司马炎诏书中明确指出：“为永葆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统领万国的核心。”同年，又向郡国颁下五条诏书：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当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继东汉的动乱政治之后，为了安定人心，恢复国力，曾实行了比较宽松开放、节俭求实的治国方略。但到了曹叡统治后期，政治渐趋严厉，社会风气亦腐败，曹操当年的风范已不复存在。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往往不断把强大的物质重负转移到百姓的身上，而长期的战乱更使百姓在惨淡的生计之外，还在心理上增添了一种恐惧与疲惫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炎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无为而治的强国方略是最适合不过的。

承袭曹魏，革新政治

司马炎在治国措施上，进行了系列改革。司马炎改革的政治制度上承曹魏，别有创新，有些为东晋南北朝所奉行，深刻地影响了西晋一代及其以后的政治。

1、三省制度的初步确立西晋代魏，同曹魏代汉一样，以王朝禅代的方式和平地进行，曹魏时的显贵大都成为新朝的开国元勋。司马炎称帝后，模仿古代名称，杂采近代制度，同时设置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等名号，号称八公，以宠待勋臣贵戚。其中太尉、司徒、司空虽沿汉魏仍有宰相之称，但除了司徒还拥有掌管州郡中正对士人乡品的品第职权外，与其他五公一样，几乎都是尊宠虚衔。由于曹爽及司马氏父子先后操纵曹魏政权时，都利用尚书机构发号施令，使汉魏以来权力日益上升的尚书机构在西晋时取得了朝廷大政的决策权。尚书台（省）以尚书令、尚书仆射主掌，西晋初尚书台下置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度支、屯田六位尚书，后又改置为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尚书，六尚书分掌三十五曹，各曹以郎中负具体责任。尚书台长官尚书令、尚书仆射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职权上，都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事的真正宰相，有时皇帝还特置录尚书一职以委任权宠，全极处理尚书台事务，太常等九卿及地方官员，均奉尚书台命令行事。

曹魏设置的中书省长官中书监、中书令不仅掌管诏令、文书的撰定，而且参议政事，地位、声望都较曹魏时期大为提高。门下省长官侍中、散骑常侍等既保持其在皇帝身边为皇帝提供政策咨询的权力，又获得审查尚书机构上行下达的文案的职权，权力增重，这样，三省基本上取代汉代的三公九卿，成为中央皇帝之下的最高权力机构。

2、分封制的演变分封制是西晋政治制度中一个重要内容。泰始元年十二月，司马炎刚即帝位，又改革分封制度。将其祖司马懿以下宗室子弟均封为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兵千五百人。司马炎叔父司马干、司马伦、司马亮分别封为平原王、琅邪王、扶风王，弟司马攸封为齐王，均为大国，司马炎叔祖安平郡王司马孚则超越制度，食邑户数多达4万户。司马炎的弟弟、堂兄弟、伯父、叔父、堂伯父、堂叔父同时封王者达27人。司马氏创业的勋臣贵戚均加封进爵，为公为侯，封邑达1万户者为大国，5000户者为次国，不满5000户者为下国，大司马石苞、车骑将军陈骞、尚书令裴秀、侍中荀勖、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骠骑将军王沈、司空荀顗、镇北大将军卫瓘均封为公。

泰始元年分封以后，因宗室诸王均留居京城洛阳，未到封国，制度规定的王国军队仍未建立。咸宁三年，司马炎因齐王司马攸声望很高，担心身后将出现皇位继承人之争，想让他到自己的封国去，再次制定分封食邑制度。司马宗室诸王封国仍分大国、次国、下国三等，而下国亦制所近县益满万户，三等王国皆置中尉统领王国军队，大国诸王除嫡长子世代继承王爵外，其他儿子均各以土推恩受封为公；功臣封公者，封国制度如小国王，亦以中尉领兵，郡侯封国内也可以置1100人的军队。于是诸王多回到自己的封国中，其因职未归封国者，大国置守土100人，次国80人，下国60人。晋武帝曾就这一制度询问中书监荀勖的意见，荀勖认为：诸王当时大多担任各地都督，若让他们各归封国，将使西晋控制地方的力量削弱；而且分割郡县，充实封国，将使被移徙的百姓怨声载道；王国置军，也会削弱国家军队的数量。晋武帝根据荀勖的意见，对都督制作了一些调整，使之与分封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司马炎平定江南后，为了将军权收归中央，下令罢减州郡所领军队，少数边郡虽仍有军队，也被大大削减，诸王国军队成为地方主要的武装。太康十年，淮南相刘颂又上书，认为诸王封国方圆千里，但军力不足，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宜令国容少而军容多，增加王国军队数量。

西晋分封制度并未实现晋武帝巩固司马氏政权的初衷，封王们结纳封国内的士族人士，引用在西晋士族制度确立以后难以仕进的寒族士人，形成一个个与中央政权相背离的政治集团，并凭借其王国军队争取自己的利益。晋末八王之乱中，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均凭其国兵起事，参与最高权力的争逐。

3、都督制的定型西晋沿袭汉魏，地方实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全国统一后，共分19州、173郡，州置刺史，属官有别驾、治中、从事等；郡以太守主事，若为诸王封国所在，则郡称为国，太守则改称内史，属官有主簿、记室、录事等；大县置令、小县置长，下有主簿、录事史等属员。

4、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三国魏初，魏文帝曹丕为了抑制浮华朋党之弊，采纳陈群的意见，郡置中正，根据当地士人的品行、才干及家世评定为九品，作为吏部授人任官的依据，由中央官员兼任的中正逐渐影响到吏部的用人权。司马懿执掌魏政后，又奏置州大中正，中正进一步操纵了士人的入仕途径。到西晋时，九品中的二品（一品从未有人，形同虚设）逐渐取得了作官的优先权，特别受重视，被称为上品，其余各品则被看作是寒士下品。由于中正之职实际掌握在魏晋禅代之际荣宠不绝的官僚贵族手中，士人品评中品行、才干两项已不被重视，唯计门资定品，家世官爵即所谓门第、阀阅成为品评的主要依据，上品因此基本上由朝廷显宦子弟把持。西晋初年刘毅上奏陈述九品有八损说：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与刘毅同时的段灼也说：“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也。得上品的官僚贵族子弟极易步入仕途，而且升迁迅速，他们一入仕，即可担任尚书郎、秘书郎、著作郎、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等职闲位重的官职，这些官职也由此被称为清官、清职。晋武帝初年虽多次下诏征用寒素，试图加强皇权对官员选拔的干预，改变寒门下品升进无路的状况，但终难扭转现实。如诗人左思在其《咏史诗》第二首中感叹的那样：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太康元年，晋武帝在灭吴之后颁定的户调之式中，不仅允许官员据官品占有土地和人口，而且规定士人子孙亦如之，给予在政治上已享有实际权利的士人以经济上占有人口并免除徭役的特权。

这样，汉魏以来政治经济势力不断上升的世家大族终于形成为封建地主阶级中一个特权阶层，士族门阀制度因而确立，门阀士族遂成为东晋南朝政治中一种最为活跃的政治势力。

颁布法律，依法治国

《泰始律》是司马炎在泰始三年完成并于次年颁布实施的，但在他的父亲司马昭辅佐魏政期间就开始了。当时司马昭命贾充、羊祜、杜预等人参考汉律、魏律开始编纂，到司马炎建立西晋后不久完成。因颁行于泰始年间，故又称《泰始律》。张斐、杜预为《晋律》作注解，经晋武帝批准“诏颁天下”，注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该律又名《张杜律》。

《泰始律》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其主要特点是“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在损益汉《九章律》和魏《新律》的基础上，《泰始律》为20篇，计为刑名、法例、盗律、贼律、诈伪、请赇、告劾、捕律、系讯、断狱、杂律、户律、擅兴、毁亡、卫宫、水火、厩律、关市、违制与诸侯律，共620条，27657个字。《泰始律》比前代律令的内容有所放宽。它“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对女子的判处也有从轻从宽的用意。《泰始律》的这些变化，使其在实行中能够起到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用，有利于巩固司马氏的江山。《晋书·刑法志》称其“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

《泰始律》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法律无不打上它的烙印。

《泰始律》以宽简著称，是中国古代立法史上由繁入简的里程碑。晋律还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通行于全国的法律，并被东晋和南朝所沿用，也是这一时期承用时间最长久的一部法典。

大封宗室，罢州郡兵

司马炎鉴于魏宗室衰微，帝室孤弱，终致灭亡之教训乃大封皇族为藩王，以对抗士族。始则封王不就国，官于京师以辅皇室，继则分遣诸王就国，都督诸军事，后又出使镇要害地。此举目的，是为对抗士族中野心家。但“八王之乱”证明，这种政策反而使这些手握重兵的诸王中涌现出了许多野心家。

西晋之所以重任宗室，实际上与其政权的结构有关。晋是以皇室司马氏为首门阀贵族联合统治，皇室作为一个家族驾于其它家族之上，皇帝是这个第一家族的代表，因而其家族成员有资格也有必要取得更大权势，以保持其优越地位。

全国统一后，司马炎下诏：“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即规定：

（1）诸州无事者罢其兵。

（2）刺史只作为监司，罢将军名号，不领兵，也不兼领兵的校尉官。

（3）实行军民分治，都督校尉治军，刺史太宋治民。

罢州郡兵，一方面可使地方官专心民事，另一是扩大承担赋役的课丁。兵役是东汉末年以后农民最沉重的负担，免除这负担，对恢复生产意义重大。但也因悉去州郡兵，导致地方连治安都没办法维持，因此到八王之乱后，州郡根本无法平定。

军事

平定秦凉，安抚边境

泰始六年，鲜卑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并于六月在万斛堆的战争中杀秦州刺史胡烈，又在金山击败凉州刺史苏愉。泰始七年，树机能联合其他胡人在青山围困凉州刺史牵弘，牵弘军败而死。

司马炎命汝阴王司马骏为镇西大将军，都督雍、凉等州诸军事，坐镇关中，咸宁元年，司马骏对鲜卑进行讨伐，消灭三千多人，树机能送质子向晋朝请降。咸宁三年，因秃发树机能意图劫夺佃兵，晋将文鸯率军讨伐，树机能战败，诸胡共计有二十万人归降。咸宁四年，秃发树机能命部将若罗拔能在武威大破晋军，斩杀凉州刺史杨欣。咸宁五年正月，秃发树机能攻陷凉州，司马炎非常后悔，临朝哀叹说：“谁能为我讨此虏者？”马隆请命而往，率三千五百勇士西征。期间，匈奴刘渊也自请而往，孔恂、杨珧坚决反对，认为刘渊的祸患远大于秃发树机能。马隆向西渡过温水，秃发树机能等人带领几万名部众凭借险阻抵抗。因为山路狭隘，马隆就造了扁箱车，还造了木屋，置于车上，边作战边前进，走了一千多里，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损失惨重。自从马隆西去，音讯断绝，朝廷为他担忧，有的人说他们已经都死了。后来马隆的使者夜里到了，晋武帝拍着手高兴地笑了。清晨，召集群臣对他们说：“假如听从了渚位的意见，就没有凉州了。”于是下命令，赐给马隆符节，授官宣威将军。马隆到了武威，鲜卑部落首领猝跋韩且万能率领一万多部落来归降。十二月，马隆与树机能大战，杀了树机能，凉州于是平定。

击灭东吴，统一中国

西晋成立之初，司马炎为了收买人心，大封功臣，许多大家族都被封为公侯。短短几年时间，司马炎共封了57个王，500多个公侯。蜀汉灭亡不久，司马炎为了稳定巴蜀人心，又任用了一批原在蜀汉供职的官吏为朝官。司马炎没有采取“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用手法，而是采取拉拢、收买人心的办法，稳定各级官吏，以确保社会稳定地过渡。因为司马炎还看到，蜀汉虽亡，东吴未灭，全国还未统一。于是他开始运筹帷幄，准备击灭东吴，结束全国的分裂局面。

早在三国鼎立之时，魏的势力已超过蜀、吴，如以人口计，魏约占全国人口的近半数。263年，魏灭蜀之后，三国鼎立变成了南北对峙，魏的力量更加强大。司马炎代魏之后，雄心勃勃，“密有灭吴之计”，准备出兵灭吴，统一全国。

西晋全国正处于一种积极的态势之中，然吴国却是在走下坡路。吴主孙皓的荒淫、残暴使吴国丧失了重整旗鼓的机会。孙皓命令大臣的女儿要先经过他的挑选，漂亮的入后宫供他一人享受，剩下的才能谈婚论嫁，这使他丧失了大臣们的支持，自毁根本，最终成了孤家寡人。对他劝谏的中书令贺邵不但没有受到他的表扬，反用烧红的锯条残忍地锯下了舌头，其残暴程度与商纣王没有任何区别。孙皓杀人的方法很多，很残忍，像挖眼、剥脸皮和砍掉双脚等。孙皓的残暴注定了他要灭亡。由于孙皓的残暴使手下的将领们也对他丧失了信心，纷纷投降西晋。西晋的大臣们见吴国国力下降，政局不稳，也纷纷劝说司马炎趁机灭掉吴国。

但是，司马炎受到了以太尉录尚书事贾充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认为：吴有长江天险，且善水战，北人难以取胜。且近几年来西鲜卑举兵反晋，此时对吴作战，并“非其时”。而羊祜、张华、杜预等人则认为：吴帝孙皓腐化透顶，他不但对广大人民残酷剥削、镇压，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排除异己，用刑残酷。孙吴现已是“上下离心”，如此刻出兵，“可不战而胜”。如果错过机会，“吴人更立令主”，励精图治，再去灭吴就相当不容易了。

两派意见，针锋相对。这样，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摆在了司马炎面前：是否出兵灭吴，统一全国？司马炎站在主战派一边。

为了完成灭吴大业，司马炎在战略上做了充分准备。早在泰始五年，他就派羊祜坐守军事重镇荆州，着手灭吴的准备工作。羊祜坐镇荆州后，减轻赋税，安定民心，荆州与东吴重镇石城相距最近，晋军采取了“以善取胜”的策略，向吴军大施恩惠。由于孙皓挥霍无度，部队士兵常常领不到军饷，连饭也吃不饱。羊祜命人向吴军送酒送肉，瓦解吴军。这样，不时有吴军前来投降，羊祜下令说：吴军来要欢迎，走要欢送。有一次，吴将邓香被晋军抓到夏口，羊祜部下坚持要杀掉，羊祜不但不杀邓香，而且还亲自为其松绑，把邓香送了回去。有时，吴军狩猎打伤的野兽逃到了晋军领地，晋军也把这些野兽送到吴军帐内。正是由于这样的“厚”爱，东吴将领们的心已经一步步趋向晋军。

司马炎在襄阳一边命羊祜以仁德对吴军施加影响，一边在长江上游的益州训练水军，建造战船。经过长达10年时间的充分准备，咸宁五年，晋军开始向东吴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为了迅速夺取胜利，晋军分5路沿长江北岸，向吴军齐头并发。第6路晋军由巴东、益州出发，沿江东下，直捣吴军都城建业。20万晋军直扑东吴。东吴守军在巫峡钉下了无数个锋利无比的、长十余丈的铁锥，在江面狭窄处用粗大的铁链封锁江面。晋军先用大竹排放入长江，晋军在船上载了无数根数丈长的用麻油浇灌的火点燃火炬，熊熊烈火能够把铁链烧断。就这样，东吴长江的防守设施被一个个排除了。在第6路晋军进攻东吴时，为了分散、吸引守卫建业的吴军兵力，安东将军王浑率一路晋军，由北向南，直取建业。孙皓忙命丞相张悌统率主力渡江北上，迎击王浑，结果沿江东下的晋军乘机攻占了建业。

由于司马炎准备充分，时机恰当，战略正确，前后仅用了四个多月，便夺取了灭吴战争的全部胜利。从此，东吴的全部郡、州、县，正式并入晋国版图。咸宁六年，三国鼎立的局面完全结束了。晋武帝司马炎终于统一了全国，结束了长达近百年的分裂局面。

经济

太康繁荣

全国统一后，西晋政治上趋于安定，但由于多年战争的创伤，老百姓生活依然很艰苦。特别是皇室和权贵们无限制地霸占土地，更加重了农民的苦难。据说，长安东南的蓝田县，有一个很不起眼的“杂牌将军”庞宗，就占良田几百顷，其他达官贵人就更不必说了。农民没有土地，豪门世族利用占据的田地肆意盘剥农民。西晋初年，晋武帝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他制定了“户调式”的经济制度。

户调式共有三项内容，即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

占田制是把占田制和赋税制结合在一起的一条法令。晋武帝时，对人口年龄进行了分组：男女16岁～60岁为正丁；13岁—15岁、61岁—65岁为次丁；12岁以下为小，66岁以上为老。占田制规定：丁男一人占田70亩，丁女占田30亩。同时又规定：每个丁男要缴给国家50亩税，计四斛；丁女缴20亩税；次丁男缴25亩税，次丁女免税。

这一规定，使得每个农民都可以合法地去占有应得的田地。不少豪门世家的佃户，也都纷纷脱离主人，去领取属于自己的一份土地。占田制发布以后，不少农民开垦了大片荒地，这对农业经济的好转起到一定的作用。

户调制即征收户税的制度。户调不分贫富，以户为单位征收租税。这一制度规定：“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对边郡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户调也作了具体的规定：边郡与内地同等之户，近的纳税额的三分之二，远的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近的纳布一匹，远的纳布一丈。

品官占田荫客制是一种保障贵族、官僚们经济特权的制度，同时也有为贵族、官僚们占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立一个“限制”的用意，以制止土地无限制地兼并和隐瞒户口的情况出现。此制度规定：“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每低一品，少五顷。”对于庇荫户，“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十五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庇荫户的佃客，为私家人口，归主人役使，不再负担国家徭役。

实行户调制的诏书发布之后，遭到了豪门世族的抵制。他们或是隐田不报，或是反对农民占有耕地。

尽管司马炎的户调式遭到了种种阻碍，但这一制度从一定程度上，用行政的手段将大量的流动、闲散人口安置到土地从事生产，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司马炎很注意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如在汲郡开荒五千多顷，郡内的粮食很快富裕起来，又修整旧陂渠和新开陂渠，对于灌溉和运输都起到了很重大作用。

由于数十年的战乱，中原地区经济遭到极为惨重的破坏，人口也大减。晋武帝的故乡河内郡温县，人口也只有原来的几十分之一。为此，晋武帝决定采取一些措施增加中原地区的人口。他下令，17岁的女孩一定要出嫁，否则由官府代找婆家。灭蜀之后，招募蜀人到中原，应召者由国家供给口粮两年，免除徭役20年。灭吴后，又规定吴国将吏北来者，免徭役10年，百工和百姓免徭役20年。

泰始四年，晋武帝还设立了“常平仓”，丰年按适当价格抛售布帛，收购粮食；荒年则按适当价格出售粮食，稳定粮价，维持人民的正常生活。晋武帝一再责令郡县官吏，要“省徭务本”，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

太康元年，全国共有人口1616.3863万人，有2459840户，每户人数6.57人。而据《隋书·地理志》，太康统一后编户有260余万户，一说此为太康二年的统计结果。而到太康三年，全国人口达377万，较之太康元年增加了130多万户，出现了“太康繁荣”的景象。统计人口的高速增长，与司马炎统治时期相对和平的局面和司马炎恢复经济的积极举措有关，也跟废除屯田使得之前的非编户人口成为编户的政策调整有关。

君臣赛富

西晋的皇族和贵族都有优裕的经济基础，政治的安定与统一更帮助他们累积了大量的财富，于是纵情享受，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司马炎领先作了荒淫奢纵的表率，《晋书·后妃传》称：“（司马炎）多内宠，平吴后，复纳吴王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使宴寝。”

以中国史上开国皇帝而论，实未有如是荒怠纵欲者，以致小人当权，奢侈浪费，风气日渐败坏。公卿贵游也跟着竞富争豪，大臣何曾每天吃饭用一万钱，还“无处下箸”，他的儿子何劭一定要吃四方畛异，一天膳费二万钱。王恺是武帝的母舅，曾与当时首富石崇比赛炫耀财富，争夸豪丽。为维持这种奢靡腐化的生活，必然加紧聚敛，因此贪污纳贿，习以为常，当时有人指：“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可见为害之大。

文化

太康年间，社会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与此同时，晋武帝及其大臣张华等人扶植人才，促进文化繁荣。

在文学上，司马炎统治时期出现“太康文学”，其代表人物有一左（左思）、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二潘（潘岳、潘尼叔侄）、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

其中，左思门第不高，早年坎坷，但其《齐都赋》受到人们好评。因其妹左芬被司马炎召进宫，他移居洛阳，后决心写出《三都赋》（三都即邺、成都、建业），但感到自己资料缺乏，便请求朝廷提出担任一名管理图书和著作事务的秘书郎，获得准许。《三都赋》问世后起初不受重视，经皇甫谧、卫权、张华等人的推荐，引发轰动，留下了“洛阳纸贵”的典故。左芬也擅长文学创作，她容貌不美，司马炎并不宠幸，但仍因其文采和品德而礼遇她，常令她撰写文章，并加以赏赐。

在西晋的文坛中，最负盛名的要算被后人称为“太康之英”的陆机。他于太康十年到达洛阳，受到司马炎手下重臣张华的重视。其名作有《文赋》、《君子行》、《赴洛道中作》等，所写的章草《平复帖》流传至今。另外，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有画论。

西晋初年，在科学技术领域也有杰出人物。地理学家裴秀作为开晋元勋，受到司马炎的信任与重用，在司马炎在位期间担任司空，创作《禹贡地域图》，并在序中提出了“制图六体”，即绘制地图的六个基本要点：比例尺，方位，交通路线的实际距离，地势起伏，地物形状，倾斜缓急等。这是地图学上划时代的创新，除了经纬度和等高线外，已经包括了现代化制图的基本要素。医学家皇甫谧，多次受到司马炎征召，但他始终推说有病，婉言谢绝，司马炎多次尊重了他的意愿；一次皇甫谧向司马炎借书，司马炎索性赠送一车书给他。皇甫谧终身不仕。他著有《针灸甲乙经》。此书不仅在我国医学史上是一部伟大的著作，而且还流传到国外，影响朝鲜、日本。

此外，在司马炎在位期间，《汲冢书》出土，其中包括著名的《竹书纪年》。司马炎将之收藏在秘府，并命人加以整理、隶定，受命及主动参与整理的包括时任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著作郎束皙等。

历史评价

司马炎在位20多年。他曾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受时代的影响，他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用了汉代以来的分封制，严重地削弱了中央集权的巩固。再加上他晚年生活奢侈腐化，公开卖官，宫中姬妾近万人，上行下效，各级官吏不理政事，斗富成风，奢侈之风盛行，加速了西晋王朝的灭亡。晋武帝去世不久，西晋王朝就发生了“八王之乱”，这场战乱长达16年，加上天灾不断，瘟疫流行，广大劳动人民又开始大批死亡或流离失所，“太康繁荣”的盛景很快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前期能厉行节俭，虚心纳谏，用人唯贤，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后期则热衷于安逸享乐，以致荒淫无度，君臣赛富。前明后暗是对晋武帝最公正的评价。

司马炎建立晋朝后，一方面继续执行和平国策，一方面休养生息，推行仁义的《泰始律》爱护百姓，扩大生产。他下诏在全国释放奴婢，并组织起来代替士兵军屯，增强了国力。在曹魏奢靡腐败的基础上，司马师治理了军队的贪腐，晋武帝要求百官廉洁，并且采纳了尚书胡威要求严管三品官员的建议。晋武帝推崇节俭，史称：“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后，百姓思古之遗风”，提倡恭俭，他的廉洁也得到包括唐太宗等古代政治家的赞许。陆云在给吴王的上书中，也提到晋武帝即位二十六年，没有再修建宫殿，多次下诏严格禁止奢靡，陆云批评在晋惠帝时期蔓延的腐化作风。晋武帝对百姓是仁慈的，在国家统一后，他继承了司马昭优待蜀国君臣百姓的政策，也优待吴国君臣，并且提出对江东百姓免除二十年的赋役，得到百姓的拥护。司马氏仅仅五个宗室南渡能建立东晋，与江东百姓感激晋武帝有重要关系。唐太宗说他：“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过去说他骄奢卖官是误解，刘毅也只是说他的大臣卖官，晋武帝晚年有纵然豪强、外戚的缺点，但没到腐朽程度，不能把极个别现象当风气。陆云说晋惠帝诏天下“虽严诏屡宣，而奢俗滋广。”晋武帝在统一后执行占田制，允许百姓占田百亩，当时没有土地兼并，国内太平，有太康盛世的景象，百姓有“天下无穷人”的民谚。散骑常侍邹湛说“世谈以陛下比汉文帝”，而刘颂在上书中也说百姓把晋武帝比作汉文帝，可见晋武帝在全国是得到百姓爱戴的。晋武帝能解除曹魏宗室和东汉宗室的禁锢，优待三国的宗室是值得赞许的，他“仁以厚下，俭以足用，”总体上起历史进步作用，是杰出的政治家。他在晚年有纵容豪强，喜欢宴乐的缺点，可是从中我们也能看到他的本质依然是俭朴的，他关心舅氏，听说王恺与石崇争富，想帮王恺，送去的珊瑚也比不上石崇家中等的，可见他没有奢侈富贵。外出参加宴乐，到王济家，看到饮食、器具华丽，感到不适应，没等宴会结束就离开了，他不喜欢华衣锦食的生活。他听说和峤家有好李子，让他送来些，和峤是出名的吝啬，被杜预称有钱癖，结果只给晋武帝送来数十个。豪强世家在当时对晋武帝态度，并非像封建专制严重时期，科举出身没有强大家族背景的官僚，对皇权敬畏服从。晋武帝能在复杂环境中，抑制豪强，不让他们对国家造成影响，主要是对百姓实行仁义，制定占田政策削弱豪强，推行民主、释放奴婢来阻止豪强势力过度膨胀，这些都是进步的政策，有的政策也表现为负面影响，比如让州郡二千石以上官吏的女儿入宫选拔，这也是为了限制士族豪强家族之间联姻，强化皇家地位尊严。具体执行时，晋武帝也是让自己的杨皇后负责，不是为了自己的淫乐，甚至偶然说一个女子美丽，被杨皇后反驳也没有强求，杨皇后选拔时把漂亮的都不选。尽管这个政策有些过分，但是也没有损害百姓，只对豪强有影响，他们采取的措施是：“名家盛族女子多败衣粹貌以避之。”

轶事典故

羊车望幸

司马炎后宫妃嫔众多，有粉黛近万，因此，每天晚上到底要临幸哪个妃子，就成为一个让他十分头疼的问题。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坐着羊车,让羊在宫苑里随意行走,羊车停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宠幸嫔妃。于是有个宫人便把竹枝插在门上,把盐水洒在地上,羊因为喜欢盐水的味道，停下吃食，于是羊车就停在她的宫门口。这个故事出自晋书卷三十一，因为这个故事，后人把希望得到别人的重视或者宠爱，就称为“羊车望幸”。

焚裘示俭

晋武帝时候，太医司马程据献上一件用野鸡头上的毛织成的毛衣，司马炎命令把这件衣服在殿前烧掉，并宣示全国，从今以后不许再贡献用特殊技法制作的奇装异服。

围棋定策

司马炎嗜围棋，常在宫中与中书令张华、侍中王济下棋。《忘忧清乐集》中保留了《晋武帝诏王武子弈棋局》。据《晋书·杜预传》记载，杜预捧讨吴奏折入宫时，晋武帝正与张华下棋。杜预递奏折，陈利害，而晋武帝仍埋头于棋局，不做定论。棋盘对面的张华见状，起身拱手呈词：“陛下圣明神武，政治清明深得人心，国家富有兵力强大，号令一出莫不敢从。而吴国国主孙皓荒淫无度，滥杀贤能之才。两相对比，灭吴根本不需要费多大力啊。”司马炎当即拍板，定下伐吴的计划，使一直分裂的中国再次得以统一。

【还“开国皇帝”司马炎之史实】

丁俊贵

2018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