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农历九月初五，是母亲去世一周年的日子。一年前的今天，我生命中那朵最美丽的花，枯萎了。
母亲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这一辈子所受的苦和累没有她的母亲一年的多。日子虽然破败了，地主被打倒了，人民解放了，母亲的母亲依然保持着地主家小姐的气派，所有的家务都落在了母亲和她的几个姐妹身上。母亲的父亲是个和蔼白净的老头，写得一手阔气的毛笔字，说得一口流利的高丽话。可是母亲连一个字都不认得，并在18岁那年，嫁给了据说祖上也非常了得却从山东逃荒到东北的行三的父亲。母亲嫁过来的时候，我的爷爷领着五个光棍儿子过活，家里仅有一匹大马和一挂马车，连新婚的行李都是临时不知从哪家借过来的。从此母亲劳碌的一生徐徐拉开了帷幕。
母亲86岁的那年，我辞去了所有的工作，开始陪伴母亲。那两年半的时光，是我人生中另一段最得意最安稳最妥帖的时光。我把自己完全交给了母亲，就像我们小时候，母亲把自己完全交给了我们兄弟姊妹一样。每天，我和母亲手牵着手，腰板溜直地在家跟前儿的公园里、江堤上慢慢享受着春天的和风和秋日午后的暖阳。每当这时候，母亲总会收到许许多多的赞美，这老人家真是漂亮啊！
是的，母亲真的好美！黑色金丝绒的偏襟盘扣上衣，黑色的裤子和老北京布鞋让母亲没有一丝杂色的头发白得夺目，姣好白净的脸上每一道邹文都舒展着岁月的慈祥和静好。我就这样牵着母亲的手，接受着一次次的夸赞和羡慕，心里淌满了幸福。
有时候，总会不自觉地想，这么漂亮的母亲如果年轻时认得几个字，那这一辈子，就不会有母亲和父亲和我们兄妹八人的缘分了。可是有了这样的缘分，却实实在在苦了我们的母亲。
父亲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勤勤恳恳种了一辈子的地。父亲的身上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某些文学作品中描述的那些农民身上的狡黠。尽管承包到户前父亲做了几十年的生产队队长，也未曾有过为这个家谋一点点福利的念头和举动。父亲好像把所有的精力和心思都交付给了他眼前的土地。于是一大家口人的吃穿用度全靠着母亲的筹划。也因为这样，我对于母亲的关注和依恋会比对父亲显得更亲密更直观一些。
四十岁以上的东北农村人都知道春天时，山里会结一种比黄豆粒稍大一点，带着长长蒂把的野果，我们那儿叫它“糖丁子”。有些个年头，每到“糖丁子”半熟不熟的时候，母亲就会背起父亲用楸树皮编的大背筐去山里采摘那些野果。到了家，母亲前倾着身体，脖子也向前远远探出，慢慢坐下，然后把头靠在背筐的筐沿上，长长呼出一口气，随手把汗水打湿的一绺头发捋向耳后。
接下来，母亲麻溜利索地站起来，开始刷锅，添水，放笼屉，把刚刚背下山的“糖丁子”倒进笼屉里，撒上糖精，拌匀，盖上锅盖，架火，十多分钟，“糖丁子”蒸好了。母亲看了看眼巴巴蹲在跟前的我，就会装起小半碗递过来。用糖精蒸过的“糖丁子”甜甜的，带着微微的酸，还有一点点的涩。等到“糖丁子”凉透了，母亲就把它们装进一个大盆里，拿一块干净的白布蒙好，用头顶着去离家六七里地外的一个叫“三工地”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住户是我们当地一个铁矿的职工和职工家属，有学校、粮店、大商店。每次去那个地方的粮店用我们绿色的粮本买粮，都会多多少少被粮店里的店员甩来几个白眼。
卖完了“糖丁子”，母亲就会领着张婶儿和姜婶儿，去临江往回倒腾李子、樱桃。她们背着背筐，母亲走在最前面，腰板挺直。张婶儿个子高，背稍微有点驼，头微微低着，盯着地面，好像地上总会有几毛钱等着她似的。不过能捡到钱的也的确总是张婶儿。姜婶儿个头最矮，皱着长了旋儿的眉毛，倒腾着解放了的小脚紧紧跟在最后。除了李子，什么好卖，就往回倒腾什么，到晚上卖不了，母亲就会换回一些咸鲅鱼，也会换回来一些坏了一点或坏掉了半拉的苹果给我们解馋。
母亲不仅领着两位婶子去临江，也会领着她俩去我舅舅家的生产队往回挑西红柿。不管去临江还是去舅舅家，都要坐火车，母亲就带着张婶儿和姜婶儿逃票。我从来都想象不出她们是怎么逃票的，也无法想象出，她们逃票被逮着时脸上的表情是无奈是尴尬还是无所谓。因为东一趟西一躺地倒腾小买卖，母亲还曾被大队的广播没有指名道姓的批评：有的家庭妇女，不仅自己投机倒把，还领着别人跟她一起投机倒把！母亲听了，好像不知道那个被批评的人是自己似的，该缝缝补补，缝缝补补；该洗洗涮涮，洗洗涮涮，一脸的平静和泰然。
我十一二岁那年，离家不远的地方修发电厂，母亲又发现了新的商机，除了倒腾点小水果，还倒腾瓜子，有时候也会在家里做一些咸菜，头顶着去工地卖。每当中午放学时，远远闻到土豆酱的香气，我就知道，母亲又做了一大锅土豆酱要去工地了。三四十年过去了，那土豆酱的香味儿时常会若有若无地飘在记忆力，鲜香、温暖。
上初中的时候，我没有随大流去农村中学，而是去了市里的学校。每天硬着头皮去三工地，蹭专门为铁矿子女配备的学生通勤车。冬天，天不亮就得走，母亲就会早早地起来给我做饭，有时候一边做饭，一边手里擎着我那条头天晚上洗了没有干的裤子，坐在锅底坑前，用火炭儿烤着。红红的火炭映着母亲的脸，美丽而圣洁。在城里读书期间，除了内心深处的小小的自卑，我没有一点农村孩子的窘迫。母亲会想法设法地给我预备好吃饭钱，想法设法地给我亲自动手裁剪制作衣服。
母亲的手巧，每年春节的头一晚，母亲都会坐在缝纫机前给我们缝制过年的衣服。睡梦里还有缝纫机“嗒嗒嗒”的又期待又甜蜜的声响。四姐说过，我小时候，母亲曾用带着红缨的绿萝卜图案毛巾给我做了件衣服，抱出去都夸母亲的手巧，孩子俊。母亲还会用“腿绑”（一种用来绑腿的四指多宽，好几米长的军绿色的布条）给我们做衣服。姐姐大了，母亲会花样翻新地剪裁各种夏衫冬装。母亲曾给三姐、四姐每人做了一件军禄色的棉袄，小小的翻领，妥帖的腰身，不知眼馋坏了多少和她们同龄的女孩子。
母亲说，衣服是人的另一张脸，再穷再苦不能让孩子丢脸。母亲还说，日子好了，一袋粮不算什么，日子困难时，人家的一碗米都要牢牢记在心里。
后来，地分给了个人，去市场卖东西也没人批判是投机倒把了。于是母亲在村里开了第一家小卖店。母亲不用再风里来雨里去地在市场上卖东西了。脸色也渐渐褪去了常年积下的黑红和粗糙，开始变得白皙红润起来。可我始终不能忘记母亲坐在市场上被风吹乱、落满尘土的头发和那张红里透着黑的脸，忘不了母亲没有因为天色渐晚而流露出的慌张焦急的目光。母亲就那样地坐在小摊儿前，安静、从容，满怀着对生活的执着与期望。
母亲的小卖店经营了能有十多年，十多年里，不识字的母亲把谁赊了账，欠了多少钱记得明明白白，从来没有因为针头线脑和谁吵过嘴，也没有因为欠账耽误了还而冷落了谁，更没有因为胆小怕事就担心得罪了那些刚刚露出矛头的小混混。母亲迎来送往地把生意做得四平八稳，并为我和弟弟积攒了以后盖房结婚所需的花销。弟弟结婚时，还健在的退了休的林场场长，我的小叔，不得不佩服地对我母亲说，真没想到啊，三嫂，紧连着两个儿子结婚没有拉下一点饥荒！
有时想想，母亲就像电视剧《家有九凤》里的那个老太太，精明、透溜、爽快、刚强，该出手的时候也绝不含糊。我的四个姐夫，偶尔说起母亲，还会直吸凉气，意味不明地道：咱妈那个老太太啊······但说句李明启老师及其粉丝不爱听的话，我的母亲比银屏上的李老师温婉亲和多了。母亲如同一朵美丽的花，芬芳了我的整个生命，这朵花会让我觉得不管自己年纪多大，脸上的皱纹多密，都能感受到母爱的光辉，都会觉得我是我母亲的儿子，母亲是我永远的母亲。
母亲生病是在88岁时那年春节的前夕。几次陪着母亲去卫生间，忽然发现母亲的腹部一天比一天鼓胀。我拿不定主意，电话通知了姐姐。接着去了医院，到了医院也没能确诊是什么毛病，只是母亲一天天消瘦了下来。抽掉腹部积水，补充人体蛋白，但母亲的瘦还是日渐明显，尤其给母亲洗澡的时候，母亲瘦得让人心疼。更让人心疼的是，每次给母亲清理好排便后，母亲扶着我的肩膀，那望着我无奈无助愧疚又不安的眼神。母亲这样的眼神深深刺痛着我，我无法用言语宽慰我的母亲，只能任眼泪在心底默默流淌。人了老了，难道真的是如此的艰难吗？
第二次住院后，母亲有时会认不出谁是谁了，意识清醒的时候，会跟我们说，回家吧，回沟里的家，让我回家看看。于是我们把母亲送回父亲去世那年翻新的房子。母亲靠在三姐的胸前，从后窗口望出去，一树的绿，母亲说，回家了、回家了·····听了母亲的话，我们都扭过头，眼泪刷刷地流。
母亲越来越糊涂了，人也更瘦了，只剩下白的透亮的皮肤裹着骨头。
我们都回到了母亲身边，在外地打工的最小的弟弟也回到了家。看见了最小的儿子，母亲对着身边的哥哥姐姐说，以后你们要多照顾老四，他心眼少，太实在，你们有一口吃的，也要给老四留一口。弟弟握着母亲的手，压抑着自己的哭声，泪水在脸上流成河。二姐也流着泪安慰母亲说，妈，你放心，一切都有我呢。每次母亲清醒的时候，都会跟着身边的哥哥姐姐重复同样的话，要我们照看好她最小的儿子。
从母亲二次住院后回到沟里的家再到母亲离世，六个多月的时间里，在三姐的悉心照料下，母亲的皮肤没有一点点损伤，每天都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农历八月底，母亲开始深度昏迷，每天都在生死的边缘煎熬。九月初五，天开始变得阴阴沉沉，母亲缓缓吐出最后一丝气息，与我们永诀。那一刻，我们竟没有听到一点点的哭声，好像每个人都沉睡在梦里。二姐也没像父亲去世时一次一次哭到昏厥。只是大姐匍匐在母亲的身上，久久也没把头抬起来。我直到把母亲的遗像洗回来，看见地铺上蒙着躯体的母亲，才似乎恍然明白，母亲走了。我仿佛一头受了伤的野兽，捧着母亲的遗像，撕心裂肺、肝肠寸断。
十四年前，父亲离开了我们，十四年后，母亲也离开了我们。我们成了孤儿。父母在，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不管归途还有多长，我们兄妹都会相互依偎着、相互帮衬着，在父亲和母亲的默默注视下，一步一步走好。因为父亲、母亲临终的叮嘱，也因为母亲如一朵美丽的花绽放在我的生命里，并一路芬芳着一切的美好，直到我人生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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