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认为平、桓二王统治时期所发生的东迁及周郑交恶事件，所代表的是“礼崩乐坏”时代的彻底到来，那么被这种旧有政治制度瓦解所影响的或许并非仅有周王室本身。实际上有力诸侯尾大不掉的势头在西周王权时代的中后期已然开始抬头，被中原诸国目为蛮夷的楚国与周王室爆发的多次冲突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然而令它们预想不到的是，其对于王权体系的野心，以及持续不断地对周天子权威进行挑战，在某种程度上是为本国的政治动乱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当周天子真正失去了自身赖以为系的法统正义，惶惶如丧家犬时，相似的场景也将发生在诸侯自己身上，而首先品尝到这一苦果的，是中原地区的另一大强权——晋国。
“桐叶之封”到殇叔之乱：嫡长子继承制的挑战
晋国的始祖，是周王朝初代天子周武王的嫡次子，二代天子周成王的孪生弟弟姬虞，关于晋国的建立还有一个“桐叶封弟”的故事：
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圭，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遂封叔虞于晋。
——《吕氏春秋·览部》
大致概括是周成王幼年与弟弟一起玩闹，随手摘了一片桐树的叶子给弟弟，许诺未来弟弟可以通过这片树叶向自己讨要封地以建国，没想到周公听说后认为天子无戏言，真的要求成王履行承诺，结果成王无奈就将唐地封给了弟弟，晋国也由此建立。这个故事看似简单，其实内在反映出的则是周王朝最基础的政治运作规律。
自建国伊始，姬周王族就面临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与我们被文化传统所影响的印象不同，真实历史上的纣王，或许并非是一个灭绝人性的昏暴之君，即使儒家的先贤子贡和亚圣孟子，也曾经对纣王做出过评价。前者称其为“帝辛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商王朝灭亡了，作为末代国君的纣王自然被背负上了很多虚构的骂名，而后者更是直接说“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表达了认为纣王的政治事物中依然拥有仁善举措的看法。
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也许“商周易代”并不如后世记载中所说的这么具有“吊民伐罪”的合法性，而这点正是周王室亟待处理的大事。如果不能够顺利解决政权更迭的大义名分，那么周天子所建立的天下，也不过只是镜花水月般的梦幻，一戳就破了。
有鉴于此，姬周统治阶级的贵族们借鉴了商帝国灭亡的教训，总结出了其最终失败的关键原因在于没有一套成体系，条文化的规则来制衡和约束统治集团对国家政治生态以及权力的基本操作，使得不同的统治阶段产生了种种规模不一的动乱，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实力。于是，由初代武王和其弟周公主导，众多贵族共同参与制定的一套集政治纲领和文化意识形态于一身的制度便诞生了，这就是宗法制。
而宗法制的核心就在于“长幼有序，尊卑有分”的基础认知，所谓“长幼”即年龄，“尊卑”即出身，在此基础上又强化了“封土建国，拱卫王室”的理念，将分封按照诸侯与姬姓王族的关系加以落实。姬姓贵族以及帮助文、武两代开创周王朝的贵族称为“亲”，蛮荒地区的土著部落和原本忠于商王朝却因周王室力大而不得不投降的诸侯被称为“疏”，前者分封于靠近京畿的险要关隘和领地肥沃的广袤疆域，后者则想尽办法让他们前往或者偏远的边疆，或者贫瘠的恶土。通过这种操作，使王族和亲族诸侯国的联盟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和优势力量，以借此来完成稳固的政治构造，令周王朝的天下牢不可破。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周公的劝谏在很大程度上也许并不是如史书所说般为了维护简单的天子尊严以及社会道德风气，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考虑。将重要的土地分封给同出于姬姓的诸侯王族，再借由他们来进一步加大王权的分量用以威慑那些潜在的反对者，这才是宗法制一直以来贯彻落实的运作宗旨。
也正因如此，晋国作为血统纯正的王族出身，在贯彻落实宗法制度的问题上，自建国伊始就紧跟王室的脚步，一以贯之的践行嫡长子继承制度，没有丝毫的违背。这样所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相对于其他的诸侯国，晋国的政治体系一直非常完备，国家政治运作也十分稳定，可以为其成为春秋时代首屈一指的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这种情况在晋国第九代国君晋穆侯时发生了改变，正是从晋穆侯开始，混沌的因子搅扰了晋国的发展，晋国爆发了政治事件——殇叔之乱，使嫡长子继承制度受到了第一次挑战。
尾大不掉的亲族：曲沃桓叔的野心
晋穆侯名为姬费王，在其统治时代于晋国领土的扩张上有较大成就，尤其是对戎族的作战上对西周宣王的王权复兴增益颇多。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穆侯的弟弟殇叔大概跟哥哥一样，有比较出色的军事才能，因此在穆侯的多次军事活动中都担任方面军主帅亦或是重要的职务。而穆侯也很欣赏自己的弟弟，尽力栽培，可能是因为先祖武王和其弟周公间的亲情令穆侯对殇叔也有了类似的希望，想在自己百年后把国家和幼子托付给殇叔，让他像周公一样辅助自己的后代。
然而人和人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殇叔的野心在权力的不断扩大中增长，直到最终开始觊觎其国君的位置，最终于穆侯病逝后篡夺了晋国国君之位，这也就是晋国历史上的殇叔之乱。当然了作为打破晋国继承制度的篡逆者，在浓厚的宗法制风气中，殇叔的国君的位置自然不会坐稳，仅仅过了四年，在外流亡的穆侯的长子姬仇便潜逃回国，将殇叔杀死，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国君之位，这就是晋文侯。
殇叔之乱对于晋国的现实政治影响似乎不大，在很多人眼中无非是一个叔夺侄位，最后又被拨乱反正的小事件，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晋国国势持续走高的大势。然而从长远看，殇叔的举动第一次向晋国国内的野心家们证明了国君之位有力者取之，并非是永远按照血统的高低顺序来代代传承。再联想到此时正值西周王权刚刚经历过厉王时代的国人暴动，或许殇叔也正是因为受到了厉王统治垮台的影响，而波动了内心一直被压抑的权力欲，从而放手一搏也未可知。但是不管如何，殇叔的举动，也为后来长达67年的“曲沃代翼”事件揭开了序幕，这点则是毋庸置疑的。
回到晋文侯这边，文侯有一个弟弟，名为成师，他们二人的名字由来也颇有趣味：
七年，伐条。生太子仇。……十年，伐千亩，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师。
——《史记·晋世家》
长子名为“仇”，是为了纪念失败，而次子名为“成师”，是为了纪念成功。这在迷信的古人潜意识中是不吉的象征，因而早在穆侯时代就有大夫师服评价说“今适庶名反逆，此後晋其能毋乱乎？”，这当然是神鬼之说不足为凭。实际上晋文侯在夺回国君位置后也表现出了不亚于其父的军事才能，出兵辅佐周平王东迁，又为平王诛杀了与之对立的周携王，政治上贯彻大义，军事上开疆拓土，可以说晋国在春秋时代的崛起，为其立下头功的就是晋文侯。
那么在殇叔篡位到文侯统治的这段时间内，成师做了什么呢？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同样也没有考古证据，然而之后却发生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公元前746年，文侯病逝，继承文侯之位的是其子昭侯，昭侯统治的元年，他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将自己的叔叔成师分封到曲沃这个地方，师服再次出面劝说道：
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左传·桓公二年》
师服把话说都很清楚，曲沃这个地方无论是城市面积还是实际控制的土地，都要远远大于国都翼城，现在你把你的叔叔分封到这里，等于让身为臣子的他拥有匹敌国君的力量，对晋国长治久安是个巨大的祸患。而且你忘记了你父亲的国君之位是怎么继承的吗，前例还在，你这种做法是不是非常欠考虑？
然而昭侯并没有听从师服的劝告，还是坚持把叔叔封到了曲沃，后世就将成师称为“曲沃桓叔”，而果然如师服所说，他的确拥有对国君之位的野心。从桓叔开始历经了曲沃三代人，晋国五位君主，最终晋国的权利被曲沃系所夺，隶属于正统的翼城系落得身死国丧的下场。
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来了，为何昭侯会坚持将桓叔分封到曲沃呢？之后曲沃与翼城之间的较量，又有那些值得推敲的细节呢？
大宗与小宗：血腥攻伐背后的继承制更迭
任何一件事物，当它违背了大多数人基础认知的时候，那么其背后一定符合某些更加深层次的考虑，而昭侯封曲沃一事，也必然符合这个规律，下面就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抽丝剥茧，探寻史书中的蛛丝马迹。
首先，在殇叔篡位时期，史书只说了晋文侯出逃至外国，而没有提到过成师的身影，而后来根据记载，文侯除掉殇叔的方法是“率其徒袭殇叔”，也就是说突然袭击。殇叔此时作为国君，身边一定拥有非常庞大的守卫，如果想要突然袭击，除非有熟悉内部情况的内应为文侯提供殇叔所有行动的细节和位置，否则绝不可能做到。那么能做到了解殇叔的计划，又秘密联络文侯提供情报这点，必然是一个表面为殇叔所信任，实际亲近文侯的人，这个人是谁呢？在此我们做出一个大胆的推论，会不会是成师在文侯逃到国外后，假装亲近殇叔留在国内，实际上作为自己哥哥的内线，秘密联络和提供殇叔的动向，忍辱负重等待哥哥回国从而反戈一击，把国君之位夺了回来。
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殇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是为文侯。
——《史记·晋世家》
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么后来昭侯坚持将曲沃封赏给成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如果没有叔叔的“无间道”卧底，父亲的国君之位根本无法取回，更不用说自己能够继承国君的位置，这份功劳实在是无以为报，封赏一个曲沃也是合情合理。况且，成师能够做到冒着生命危险当内应，他的忠心也是毋庸置疑的，不需要担心会跟殇叔一样夺位，退一万步即使成师真的藏得很深，他毕竟已经年老了，昭侯自度尚且年轻力壮，完全可以慢慢地等到成师病死再下手处理曲沃系，方方面面都来得及。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昭侯统治的第七年，就被曲沃桓叔联结的内应潘父杀死，而当潘父杀死昭侯后，就想立刻迎接桓叔进入翼城，继承国君之位。昭侯的如意算盘落了空，还没等到正式下手对付桓叔就先中道崩殂，此时桓叔满心欢喜，准备直接进入翼城夺取国君的位置，然而桓叔也忘记了最关键的问题。殇叔之乱殷鉴未远，同为庶族小宗的曲沃系统想要在昭侯尸骨未寒之际便在上演一场夺位之战，是晋国大多数贵族都不会认同的行为，桓叔的愿望并没有达成，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
随后继位的昭侯之子孝侯，孝侯之弟鄂侯，鄂侯之子哀侯，哀侯之子小子侯，除鄂侯流亡外均为曲沃一系所杀，虽然翼城系和曲沃系的战争互有胜负，但是曲沃系终究处于上风，在一步一步扩张和增强自己的势力至顶端后，公元前678年，曲沃系第三代领导者曲沃武公终究得到周釐王的承认，成为了晋国正统的国君，这也就是晋武公。
那么，为何经历了殇叔之乱的晋国还会发生半个多世纪的曲沃代翼事件，代表正统的大宗嫡脉翼城系，为何反而会被庶族小宗的曲沃系击败呢？
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
——《史记·晋世家》
首先，在人治时代，尤其是混乱的局面中，一个优秀的领袖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个势力的兴衰。而晋昭侯和曲沃桓叔两人相对比，昭侯在阅历上年轻识浅，没有经历过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活动，对比曾经在殇叔之乱中立下汗马功劳，又在此后辅佐兄长文侯南征北战的曲沃桓叔处在全方位的劣势当中。可以说昭侯的一切举动都被桓叔玩弄于鼓掌之中，而在昭侯之后继位的几位翼城系国君，不是年轻识浅，就是软弱无能，更加无法跟此后曲沃系精心培养的曲沃庄伯和曲沃武公相比，那么在这种领导者对峙的降维打击下，翼城系的败亡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翼城系没有强而有力的外援，也是重要原因，实际上翼城系最大的优势在于法统，身为晋国的嫡脉，如果能够利用法统前去拉拢尚未完全失去对宗法制度信任的周边各国，尤其是以桓王为首的天子，可以说是翼城系在兵源不足，实力衰落的情况下唯一翻盘的希望。然而翼城系并没有这么做，虽然开始有过联合荀国等诸侯的行动，但是在晋哀侯时代反而为了扩大领土去侵占属于平民势力的陉庭之田，这就等于自己断绝了翼城系以外的人望。当然此时的桓王因为繻葛之战的失败，也无力援助翼城系，实际上周王室因势力所困，虽有阻挠，也只能做到延缓翼城系的灭亡，而不能彻底拯救他们，因而最终曲沃代翼的实现也只能是大势所趋了。
哀侯八年，晋侵陉廷。
——《史记·晋世家》
在曲沃代翼事件结束后的第二任国君晋献公统治时期，出于对桓侯，庄伯后裔的恐惧，献公又展开了一次屠杀，将所有残存的非武公一系的诸公子全部清理，这可以看作是曲沃代翼事件的最后余波，也为长达数十年的血腥屠戮画下了一个休止符。
总结
曲沃代翼事件，对整个晋国继承制度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本性的，纵观整个春秋时代，你很难找到第二个如晋国般存在的强权国家，因为晋国的国力从春秋早期一直持续至春秋末期，甚至三家分晋后的韩赵魏三国都能够拥有独当一面的实力，称呼为“诸霸之首”也不为过。实际上这得益于晋国的继承制度中排斥王室亲族和公族，重用卿大夫的传统，正是基于这点，晋国的人才可以摆脱血统的束缚，在政治军事舞台上充分展示自己的实力，而这一切都来源于曲沃代翼，因为曲沃代翼的持续时间和残酷性，才让之后的晋国国君对于亲族势力心有余悸，对他们时刻提防。
但是另一方面，三家分晋的祸根，也在曲沃代翼之时埋下来，从这之后的晋国，逐渐开始变成了外姓卿大夫活跃的舞台，自此晋国兴亡的唯一希望，就寄托在国君的英明上，如果连续几代的国君都是平庸之辈，那么晋国的存续也就岌岌可危了。
参考资料：《左传》、《史记》、《吕氏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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