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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汪曾祺的《多年父子成兄弟》。
现如今，人们使用中文的方式太可怕，恨不得一段话里三个感叹号，每一句都能撩动你的情绪，不是让你惊讶到掉下巴，就是煽情到落泪，每一篇都硬撑着要写出泣血成书的感觉。仿佛写作靠的不是墨水，而是泪水和血水。于是我们常常看到那些激动的言辞，感伤的描述，最刺激的故事情节，无需合适的承转起合，只把那最抓眼球的放到眼前。
呼吸着这样浮躁的空气，阅读的能力也会退化，更不用说写作的能力。每天打开电脑，第一反应都是如何抓眼球，而不是认真地整理自己的内心与思考；每打下一个词，都觉得需要紧紧地抓住读者，这样才能引导着ta一路跟着自己走。
这样的心态，写情书或许合适，写文章，还是要换个思维——怎么描述更精确，哪个词用上去更形象，如何才能让句子更有灵气——而不是浮躁地盯着读者的反应。
汪曾祺的文字，便是疗愈现今这种浮躁心态的良方。
翻开书，首先能感受到的，是汪的那份不徐不疾，读他的描写，仿佛坐在画舫上，缓缓划过江面，四下的景色渐渐入眼。
江苏高邮水乡的温柔景色，淳朴小镇的世情百态，亭台楼阁、四时草木、鱼虫花鸟，无一不可入笔，无一不有情趣。
我记得香港的许子东教授曾经这样评论侯孝贤的《海上花》：你看得睡着了，醒过来再看，还是觉得好看。
汪的文字也是如此，你可能看着看着便魂游天外，但收回神，那些风物描写，依旧迷人。
今天我们读文章，总是恨不得每一段都能带来什么感悟，如有干货，就更好了。过生活也像做阅读理解，总希望随时能从一事一物中总结出一个中心思想，总觉得生活的一点一滴都要增长经验、带来成长，若不如此，心里就空荡荡的，焦急、懊恼，觉得自己又浪费了时光。但汪的文字，却让我想起了文字的另一个功能，那就是感受。
他的文字总是淡淡地、细致地，不求任何感悟、理解，不去总结什么情绪，只是让你跟着他的笔——跟不上也不要紧——去仔仔细细地看，记得清楚的就一点一滴地绘出来，记不清楚地便一笔带过，而其中蕴含的，全是生趣。
《冬吴相对论》吴伯凡曾说：
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实际上是在拯救我们的感觉，拯救我们被日常琐碎的事物磨损的那些非常迟钝、非常简陋的感觉。
经过文学不断地滋养和打磨，我们会变得十分敏锐，能够从哪怕十分简单的事情上找到一种深刻的乐趣。
汪给我们的，首先就是这样一种简单事物里的深刻乐趣。
汪生于1920年，是跨越新旧时代的人物。
我们看电影，如若一部影视，要还原一个时代，靠的其实是当时的媒介，比如想要表现中世纪的欧洲贵族社会，那么整部电影就应该用中世纪油画的质感，像《大鼻子情圣》。虽然中世纪的阳光和今天的阳光差别未必那么大，但如果按照现实的质感去拍摄，就会缺乏历史感，反倒让人不相信那是旧时光了。
汪的文章就像是一个旧中国的媒介，在他的笔下，我们从那些幽雅的文字里窥见了二十世纪上半阙的中国。
坐落在大坝边上的小镇，撑篙打鱼的船家，街上各式各样的店铺和各式各样的人，仕途中断、一生耿介的祖父，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的父亲，两任继母，学堂里脾性各不相同的先生们......
这一切当然都是汪的个人经验，但它们组成了一幅关于旧时中国的风情画，而所谓文化，就体现在那些画卷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食一饭间。
相比于正经的大部头历史，文学里的历史，往往更贴近真相，更有真实的历史味道。毕竟，看多了二十四史，便以为历史上的人都活在波澜壮阔里，而忘了历史生活的最大组成，也不过是三餐一宿的日常。
而这日常，最能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与文化特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汪的文字，价值不比任何历史学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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