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蚤子。
——《天才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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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张爱玲来说，18岁的她，或者早已经洞悉，家 “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一九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寻常的一个日子，却显得有些凋敝，阴郁。
上海公共租界西区麦根路（现康定东路），一幢没落的贵族府邸里，传出一声啼哭声，出生的这个女孩，叫做张煐，后改名为张爱玲，取自英文名Eileen。
这座府邸，是张爱玲印象中，最为原始概念的家。
张爱玲家世显赫，系出名门，祖父张佩纶为清光绪年间名臣，官至都察院御史，祖母李菊耦乃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而生母黄素琼（又名黄逸梵）则是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后母孙用蕃更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之女。
然而，正是在这样看似富贵繁华的家族中，打从张爱玲记事起，就上演着一幕幕世事变迁、聚散疏离。而这些童年的不幸，则在张爱玲幼小的骨子里，留下了深刻如牢笼般晦暗、阴郁的烙印。
“我父亲把病治好之后，又反悔起来，不拿出生活费，要我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掉了。他们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做声，晚春的阳台上，接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
张爱玲的印象里，老宅是以这样冷光得有些刺眼的形象存在。
说好永远的，不知怎么就散了。最后自己想来想去，竟然也搞不清楚当初是什么原因把彼此分开的。然后，你忽然醒悟，感情原来是这么脆弱的。经得起风雨，却经不起平凡；风雨同船，晴天便各自散了
——《一别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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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世界里，没有谁能真正做到全身而退，而一桩不幸的婚姻，痛苦的波及会连累到子女，从幼小的心灵里开始埋下一粒悲伤的种子，这粒种子所蕴含的力量，使得他们难以凭借自己正常的认知来看待生活，因为连认知都是悲伤的。
张爱玲的父母刚结婚时，张家的日子是风光无限的，汽车，司机，佣人，应有尽有，甚至张爱玲和弟弟还有随身伺候的保姆。然而这种风光，也仅仅是持续了一段时间而已。
婚后不久，张爱玲的父亲染上了花天酒地的习惯。嫖妓，养姨太，赌钱，吸大烟，日渐堕落消沉下去。受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影响的黄素琼无法忍受丈夫的纨绔作风，选择了名义上的“出国留学”，实际上的“离家出走”以示抗议。
及至后来，张志沂再婚，作为张爱玲生命中影响较为深远的一个女人——后母孙用蕃进了张家大门。
孙用蕃与张志沂的共同喜好，大抵远远超过对于子女们的爱护——都有吸食大烟的癖好，
孙用蕃进门之后，愈发收紧了张家的日常开销，而且一再鼓动张志沂搬到位于泰兴路和泰安路的大别墅里。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张爱玲与父亲之间自母亲黄素琼走后的和平状态，则被打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7岁的张爱玲这时向父亲提出了出国留学的想法，结果惹得父亲暴怒。
淞沪战场的炮火，家中的争吵，令张爱玲惊扰难眠，就跑去与母亲同住，这在父亲张志沂眼里，是一种明显的背叛。
有一次，张爱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几天，回来竟遭到继母的责打，然而继母诬陷张爱玲打她，父亲发疯似的毒打张爱玲。
“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
随后，则是张爱玲被父亲关禁闭的日子，一连长达好几个月，即使是得了重疾，父亲也并不给请医，不给买药，这样一直拖了半年，几乎死去。
她想，“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
1938年初的一个深夜，已被幽禁半年之久的张爱玲终于逃离了这个曾经显赫的家族，奔向了母亲的家。
我觉得一条长长的路走在了尽头。——《小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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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没有料到，钱的问题，能将母女间的情感消磨殆尽。
张爱玲去和母亲及姑姑共同生活后，不久，弟弟也跟着来了，可当时黄素琼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张爱玲的教养费用。从弟弟无望离去的背影里，张爱玲终于意识到母亲的窘境远远超乎她的想象。
与母亲在一起的日子里，过着精打细算的生活。这对于从没做过家事，不知如何搭乘公交车的张爱玲来说，意味着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包括洗衣服，做饭，买菜，搭公交车，以及省钱……
关于母亲与钱与情感的问题，张爱玲写道，“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
同一年，张爱玲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入学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英国伦敦大学，可因为战乱缘故，最终转入香港大学，也正是在这里认识了终生挚友炎樱。然而，黄素琼在自己的游历和女儿上大学之间，选择了自己的游学，对张爱玲的学费就断掉了。
香港大学期间，因为黄素琼断掉了对张爱玲的学费给付，使得张爱玲的日子过得异常艰难，然而张爱玲发奋读书的刻苦精神，深受当时一位教授的赏识，以私人名义奖励了张爱玲800港币的奖学金，而恰恰正是这800港币，导致了张爱玲对母亲的彻底绝望，心中残存的维系母女情感的那缕丝断了。
黄素琼来港看望张爱玲，听闻教授给了笔奖学金，便央着拿给自己，她拿来何用？原来是出门打麻将，最后全部输掉了。直到她走的时候，也没有开口过问过张爱玲，这学期的学费、生活费怎么办。
自此，张爱玲和母亲的关系到了尽头，正如《小团圆》里的那句话，“我觉得一条长长的路走在了尽头”。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张爱玲寄给胡兰成的一张照片背后的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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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胡兰成的这段绝世之恋，虽仅有短短三年，却是张爱玲一生之中最为浓烈的一笔，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提的。
1943年除夕那天，胡兰成看到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月刊》，当读到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后，大为赞赏，“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
于是胡兰成写信给苏青询问张爱玲的一些情况，也取得了张爱玲家的地址，在1944年2月，胡兰成结束闲散的生活回到上海，去张爱玲住处求见。但第一次碰了壁，未被接见，他只好从门下塞进去一张字条，痛哭。原本并不再抱希望，谁曾想第二天竟接到了张爱玲的回电，告诉他来参观，二人开始往来。
23岁从爱情方面一片空白的张爱玲，遇到的是38岁潇洒健谈、风度优雅的中年男人胡兰成，他满足了张爱玲心中对男人的所有幻想。两个人交谈时，张爱玲则归于沉寂，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什么也不说，只是听一听。
两人的这场交谈，持续了五个小时。胡兰成回家后，思情难耐的夜晚，写了一首诗寄给张爱玲，诗里洋溢的相惜之情撞击着张爱玲的心灵。
对于如此激烈的情，张爱玲的回复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恋爱中的张爱玲难以自拔，尽管后来知晓胡兰成已婚，甚至有不少情人，她在送给胡兰成一张自己的照片，后面留言：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是张爱玲的爱情表白，她接受了胡兰成的爱情，这种话是完全托付自己的终身。
1944年八月，张爱玲与胡兰成完婚，他38岁，她23岁，没有司仪，只有婚书为定，文曰：
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 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红玫瑰与白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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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张爱玲式的性感，讥诮、冷漠、带着置身事外的居高临下，却又一语惊醒梦中人。
虽然张爱玲选择与胡兰成结婚，看似有情人终成眷属。然而，这次婚姻在很多人看来，实则是一个极为不明智的选择。
张爱玲一生秉着“独在小楼，不管政治”的姿态，然而与胡兰成的结合，无疑成为世人眼中的污点，因为在任何历史背景下，人们绝不可能接受一个汉奸——更何况当时张爱玲的名望身份地位。
即便是张爱玲不在乎这些，论及到个人感情上，这次选择无疑也是失败的。婚后的生活，胡兰成既没能带给张爱玲“岁月静好”，又无“现世安稳”，相反，反而带来的是一世深深的伤痛。
及至后来，张爱玲说出屈指可数的的几句伤心话，“倘使我不得不离开你，不会去寻短见，也不会爱别人，我将只是自我萎谢了。”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半生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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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世上最凄美的情话，岁月相识相爱一场，末了所留下的，仅是一场空欢喜。
对于胡兰成在女人身上的种种劣迹，张爱玲一直隐忍到1947年，直到胡兰成完全脱离险境，心灰意冷的张爱玲终于写了一封分手信与他：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唯时以小吉（小劫）故，不愿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随信还附了30万元钱，作为分手费，那是她新写的电视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费。而后，张爱玲即与姑姑迁居梅龙镇。
五年之后，张爱玲离开上海，离开了那个她心中的“家”，甚至连亲弟弟都不知她的行踪。
华丽的前半生里，她想求一个家，却也而不得。
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花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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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恍惚间，神魂迷蒙处，依稀所见，在那栋老式府邸里，靠窗的位置，一个身穿大红旗袍的女子，正向外出神，眼睛里干净得，不惹一丝杂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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