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理解的裂变是:周王朝裂变成战国七雄，后七雄又相继盛衰裂变。这是一个需要大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定力的时代。大智慧是大格局下的运筹帷幄，定力是依靠变法形成不可裂变的国力。笔者今天主要围绕“法”“势”“术”讲战国变法纷争。
韩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韩非子认为“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明君如天，执法公正，这是“法”；君王驾驭人时，神出鬼没，令人无法捉摸，这是“术”；君王拥有威严，令出如山，这是“势”。
卫鞅
商鞅的法
商鞅是战国时期卫国人，入秦后因军功被封于商，因此称商鞅。卫国在战国时期已经十分弱小，商鞅离开卫国求学于法家早期代表人物李悝，之后商鞅为魏相公叔座的门客，拜公叔座为师，任中庶子之职。公叔痤死之前向魏王推荐了商鞅，并请魏王如果不用卫鞅则杀掉。魏王没有采纳公叔痤的建议，公子卬与庞涓后知卫鞅才能，对其进行捕杀，卫鞅对魏国死心，出逃魏国，寻觅可以实现自己政治报复的国家。当时秦国秦国的积贫积弱，内有内斗，外有强魏的吞并之心，献公战中受伤，后死，秦孝公嬴渠梁继位，他想使秦国进一步强盛，因此下令求贤，求贤令字字真切，痛彻反思自穆公以来秦国的弊病，渴望求得有能之士共同改造秦国、享用秦国。卫鞅得求贤令，知孝公明君可辅，奔赴弱秦。
卫鞅入秦后，游历秦国山川，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的关系见到了秦孝公。与之谈论三天四夜，卫鞅的政治理想得到孝公十几的认可，从此孝公嬴渠梁便于卫鞅心心相惜，友情好比伯牙钟子期。两人齐心协力，一个制法，一个护法，一套完整严厉的秦法在两人手中诞生。变法初期，新法遭到了秦国上下的反对，爵位不得功不能世袭，奴隶可封将军，不包庇任何人，并严格执行孝公的太子公子嬴驷犯罪，商鞅就处罚了公子驷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劓刑）和公孙贾（流放）两人。明君护法，新法坚定又曲折的实行了20年，秦国焕然一新，国力极大提升，跃身成为战国七雄排名第一的大国。
商鞅在推行新法过程中，完全靠的是秦孝公的支持。公元前338年46岁的嬴渠梁带着未完成的政治报复离世，秦惠文王嬴驷即位，公子虔、公孙贾、上大夫甘龙等贵族势力崛起，他们痛恨商鞅，一场王公士族与新型变法大臣的斗争展开，嬴驷正想利用士族消灭商鞅势力，同时想通过商鞅削弱士族权势。他隔岸观火，坐收渔翁之利。剧中孝公生前留下许多密诏来保护商鞅，都被商鞅销毁，他要的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士族在渑池杀掉了商鞅，其尸体被处以车裂，全家也被处斩。
商鞅的结局虽悲惨，但他的死一定程度上维护住了新法，遏制了贵族势力，使得秦惠文王可以毫无拘束，强大秦国。他一生的政治报复得以在秦国施展，秦国统一天下的开始得益于他奠基的“法”。法治的社会，社会才公平，公平则不乱，不乱则可强大。
慎到的势
慎到重权势，魏国在笔者看来是一个重“势”的国家。李悝（kuī）变法是指战国时期魏国的魏文侯当政时，任用李悝为相，进行变法改革。政治上，李悝在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选贤任能，赏罚严明。经世袭制的废除，向各国招纳贤才，使魏文侯统治时期的魏国有了英才荟萃的局面，庞涓、孙膑、商鞅等都在过魏国。经济上，主要实行尽地力、平籴法。极大地促进了魏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使魏国因此而富强。法治上，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军事上，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武卒”制，魏国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当时的战国军事界，有“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的说法。
而魏国由战国七雄排第一到后来的弱小是为什么呢？有一点原因是权势的问题。魏王权势大，公子卬权势大，庞涓权势大，因此气走了不少贤才。比如说，庞涓与孙膑师都出鬼谷子门下，庞涓先下山得大魏王重用，任大将军。孙膑则在鬼谷子门下多学多很多年，鬼谷子将密不传入的孙武十三篇讲授于他。后孙膑与庞涓同在魏国为官，孙膑才能明显胜于庞涓，庞涓不顾情义用尖刀剜剔下孙膑的两个膝盖骨。孙膑在田忌的协助下逃到齐国，“田忌赛马”“围魏救赵”“马陵道之战”等都体现了孙膑的智谋。齐国在桂陵之战，以及在随后的马陵之战中的大获全胜， 并援救了赵韩两国，使得其威望上升，挟战胜之威，齐国力量迅速发展，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强大国家，称霸东方。魏国在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遭受重创后，军事实力从根本上被削弱，又被秦国乘虚而入，从此丧失了与齐秦两国争霸的能力。
孙膑这样一个大才流向齐国,卫鞅也同样因为公子卬、庞涓的权势与嫉妒流向秦国。终究“势”不是治国之本。
申不害的术
申不害，原为郑国京(今河南荥阳东南)人，。公元前375年郑国被韩国灭亡，郑地纳入韩国版图，韩国的版图扩展到中原一带，与楚国接壤。但是韩国与其他大国相比，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从国力上讲，都不能算是强国。此时，各国的变法运动风起云涌，不变法就有落后和被别人吃掉的危险。在已经进行的变法中，魏国的李悝变法是比较成功的一个榜样。李悝是法家人物，所以，韩昭侯也想用一个法家人物主持变法。他选中了申不害，公元前351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在韩国实行变法。
申不害除了与其他法家人物一样讲法治外，主要强调君主的统治之“术”，即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他认为君主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副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再根据了解到的情况进行提拔和清除。
然而，韩国虽跻身于战国七雄，但最终只能臣服于秦国，原因何在?同一时期秦国商鞅变法和韩国申不害变法结果很不同在于，前者秦国立足的法，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后者韩国也是法制，但是侧重的不是法律条文，而是执法的国君，说到底就是“人治”。“人治”难得民心。
终究“法”才是治国之本
秦的辉煌，秦的一统天下，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法”的坚不可摧。后来法的酷刑加上秦始皇的暴政也灭亡了大秦帝国，而我们现代社会自然不会重蹈“酷刑”“暴政”的路，但一定要继承“法治”的路。
战国时期的“势”，重视权力；“术”重政治手腕；“法”重视法制。权衡利弊，给现代社会一个很好的启示是:“势”要有“法”制约，不可独断专权，而“术”运用的前提是“法”，不可越法边界。我们要的不是人治社会，要的是法治社会。要的不是官场的政治手腕、上层势力的勾心斗角，要的是法制下公平的竞争。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也是人民当家做主的保证。中国现阶段的贪官污吏很多从思想上重“人治”，讲金钱、讲关系、讲面子，从来不讲“法治”，导致不正之风猖獗。也有一些普通老百姓、商人等就像秦国变法初期那些贵族一样，无视法律，迷恋权势，迷恋术道，讲人情，讲关系，不讲法。所以“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社会形成环形糜乱。现阶段这些问题有了极大改善，但没有完全遏制。
综上，笔者认为只要社会从上到下人人都有法治精神，人人都重“法”，不迷恋“势”，不迷恋“术”，一个社会不公平都难，一个国家不强大都难。
（笔者愚见，望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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