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图时间：2017年3月份

作图背景：当时在检测认证机构工作，遇到很多客户的检测需求，不是基于满足基本安全合规需求的检测，客户是想通过检测来体现他产品的差异性。也就是说，我不仅仅是一个合格的产品，我还是一个不错的产品。

市场上出现的这种营销驱动的检测需求，当时缺少对应的产品设计。而检测的一个基础就是有标准依据，不然你检测什么项目，怎么根据检测结果做横向的对比，都是问题，你没有一个参照的基准就没有办法得出一个预期的结论。所以归根到底，是标准的问题。

而标准在我们现有的体系中基本上都是被垄断供应的。标准由专业的学术团体所垄断，由政府授予权利来确保其法律地位，由各个检测认证，监督机构来维持其运行。

但是标准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新，伴随着市场的发展更新的。而市场在快速的发展，标准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的供应无法满足需求。

而且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不同人群对于产品的品质需求呈现出巨大的差异需求。也就是对于标准的需求，呈现出分裂的趋势。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拼多多的用户和京东的用户几乎没有重合，而拼多多的用户和快手的用户有50%以上的重合率。在北京五环以内的用户看拼多多那就是消费降级，而对于拼多多这部分群体来讲，原来是没有人给他们提供这么多的消费选择的。9.9买一个捣蒜器，这就是消费升级。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们无法替每一个消费者判断他们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因此粗暴的提供单一的价值判断标准是不合适的，提供单一的品质判断标准也是不合适的。

传统我们的社会提供的是一个均值，是抹去了个体的差异的符合统计规律的一个标准。

这里面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体现在医疗上。

当薇薇娜·明4岁的儿子菲利克斯患上幼儿糖尿病时，她立即意识到是时候做点什么了——她要精确掌握儿子患病的过程，而在此之前还没有人这么做过。

薇薇娜所不知道的是，她因此将儿子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糖尿病可能引起两种危害病症：如果血糖值过低，菲利克斯的行为将很快失控，大脑运转速度会下降，并且变得有侵略性；如果血糖值过高，他就几乎无法与人交流，陷入呆滞，薇薇娜描述说：“他就像一个自闭症患者。”这两种病症都将耗费菲利克斯宝贵的生命，并影响他的成长。

薇薇娜和她的夫人诺玛（这是一个同性恋家庭）打算尽可能准确地弄清楚菲利克斯在什么时候、在哪些情况下血糖会升高或者降低。她们在Excel（电子表格程序）中详细地记录着菲利克斯的每顿饭：早餐，一块96克的全麦面包片，其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为30%，还有17克花生奶油，其中含有碳水化合物2.1克。她们还会记录菲利克斯的活跃程度，比如他什么时候玩耍，什么时候又变得呆滞。她们还拜托幼儿园的老师提供有关菲利克斯行为的详尽信息。

但是对于薇薇娜和诺玛而言，这些还不够，原因在于她们两人在数据处理上都是经过训练的。薇薇娜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神经学科学家，同时还在为一家名为吉尔德的新创猎头公司工作。该公司借助详细的数据分析为高科技公司搜寻潜在的人才。诺玛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主要研究数字化技术如何提升教学质量。

因此她们给菲利克斯配备了她们所能找到的最精确的数字化血糖测量仪，同时全天候记录他的心律，还为他佩戴了一个测量仪测量他的压力症状，如出汗、皮肤过敏等，并且通过一个带有传感器的微型臂带Fitbit记录菲利克斯的每一个动态。

于是，菲利克斯成了得到最完善测量的4岁儿童。

测量得来的数据会被他的双亲运用一套复杂的算法加以处理，科学地说，是运用包含多维度因素的贝叶斯模型[1]处理数据。

在终于搜集到足够多的数据后，薇薇娜和诺玛回到了一个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变得落后的世界。在此之前，她们认为菲利克斯的医生非常权威也很友好。但是那些医学专家在面对如此大量的数据时却表现得非常惊慌和恼怒，而且他们坚持按照标准程序进行诊断治疗。为此，薇薇娜和诺玛需要在接下来的三个月时间里特意挑出一周，将菲利克斯的血糖值每天三次地记录到一张纸上。“您是在开玩笑吗，医生？”薇薇娜反问道，“我们现在拥有的，是精确到每分钟的、更详尽的数据！”

当薇薇娜（按医生的要求）把那张记有21条数据的纸拿给医生时，这些医生才肯弯下腰，“眯起眼睛”，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制订他们的治疗方案。薇薇娜生气了。因为最精确的数据就在医生手上，而他们却选择了忽略。不仅仅是数据——医生忽略了她们的儿子！以及她们在此期间掌握的菲利克斯的患病信息。就好像，有两个菲利克斯存在着。

其中一个菲利克斯生活在一个并不准确、只被粗略测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对糖尿病的治疗靠的是一张纸。唯一确定的是菲利克斯正在遭受一种与血糖有关的严重疾病的折磨。菲利克斯在这个世界中只是一个粗略的轮廓，一幅不清晰的影像。

而在另外一个世界中，菲利克斯好像出现在一张视网膜屏幕上，是被高度解析的，连微小的细节都清晰可辨。甚至他身体的内部动态，也能轻而易举地得到持续的观察和分析。

纸上的菲利克斯由医生根据平均值诊断病情，而这一平均值是他们依据从大量病患身上搜集到的、为数不多的数据计算而来。对于这个小男孩的诊治会或多或少地与对于其他患儿的诊治一样。实际上，接受诊治的不是菲利克斯，而是平均值。

相反，数字化的菲利克斯将得到一个度身定做的诊断，一个独一无二的诊断。根据她们的数据分析，薇薇娜和诺玛可以为胰岛素注射器编程，使她们的儿子在血糖升高或者降低之前，得到准确剂量的自动注射。在此期间她们已经精确预测到，这样的治疗会给菲利克斯带来比从前多40%的舒适时间，使他从富有侵略性和呆滞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意味着他有更多的时光来过精神专注的正常生活。

纸上的菲利克斯来自我们所谓的“现代”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积累了巨量的知识并实现了极大的技术飞跃：从工业革命直到太空飞行，不一而足。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知识是多么的粗糙。数据稀少，虽然每个人都被视作个体，但不过是与平均值——现代的计量单位——有所偏离而已。

而数字化的菲利克斯生活在一个新型的社会里。这种新型的社会是高度解析的，而且不再关注平均值，因为它有了更好的东西：高密度的、更详细的认知。这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世界观以及我们对自身的理解。

这种新型的社会我称之为：微粒社会。

计算机科学家将“粒度”这个概念理解为解析的程度，数据的精确度越高，粒度就越低。由于数字化进程的发展，我们所有人都在一步步地进入精细解析的社会。

因为数字化主要意味着我们将用新的方式测量自己以及我们的社会。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社会关系、自然界，以及政治和经济——一切都将以比之前更加精细、精确、透彻的方式被获取、分析和评价。

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新型的“解析—解体”。

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我们可以对很多数据进行更多维度的统计和测量，记录。首先出现的 一个机会是精准医疗，也就是对每个人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方案。治疗面向的不再是医学统计的平均值而是特征值。

是不是每一个人的药丸大小，剂量都可以做到不同。在医院里，这是通过医生和护士的操作来做到个性化。

但是这种需求体现为非医疗领域的时候，在使用产品的时候没有人会来提供服务的时候呢？

比如我想要一个华为牌的无线路由器，但是我希望它是一个埃菲尔铁塔形状的外观，这样我可以把它作为装饰品放在客厅的中间，这样信号比较好，还不影响美观。

但是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提出这个需求，我可能需要支付20万块钱才能完成整个的流程。显然成本太高了。如果我作为一个需求的提出者，我画出了一张设计图，我放到了众筹网站上去。得到了一万个人的支持，他们同时支付了定金。我们就可以200元的价格拿到这个产品。

然后这个产品开始进入下一个流通的循环，有人在电商网站上看到这个漂亮的设计，开始下单购买。而实际上这个过程是我们日常接受大部分消费品的一个过程，我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们看到东西的时候才知道我需要这个东西。但是对于提出创意的人，我们缺乏提供奖励的方式和渠道。因为创意有赖于供应链的配合才可以。

这就好比一个企业过去既是生产企业，也是设计企业。他可以用自己的生产能力把设计能力显化出来。

但是越来越多的产品开始走出设计和生产分离，比如芯片的设计和芯片的生产，是分离的。

计算机硬件的设计和软件的设计是分离的。

在更多日常消费品的设计和生产的分工，伴随着消费需求的多元化，也会逐步的走向生产和设计的分离。

通俗的讲，消费品领域的软件和硬件的分离。走向消费品标准的微粒社会

和区块链结合的一种可能性

标准，换一种表述方式，也是一种合约，只是这种合约过去由专家团体提供。我们是标准的被迫使用方。但是在很多小的领域我们是专家，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的专业知识，只是我们没有专家的身份，没有传统法律赋予的立法权和赋予标准法理依据的权力，没有机构来维持和保护我们提出的“标准”。

如果标准的参数是通过一个特定的小群体，假如10000人，投票选取的参数，然后这些参数以智能合约的方式发布在区块链上。每个人的投票都有不可篡改的记录。在这10000人中，具有共识，这10000人中有人负责监督标准，有人负责改进标准，有人负责执行标准的交付，产品的生产，是不是一个可以形成一个自组织的微粒社会呢？

这样标准就不再是面向社会，而是面向社区的，不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的涌现出来的。标准也就不再是二元结构，而是多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