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万历
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二月，宁夏副总兵蒙古降将哱拜与其子承恩、义子哱云等造反叛乱。宁夏为大明九边重镇之一，主要防备蒙古人，此次叛乱非同小可，起先攻城略地，后哱拜得到蒙古人支持，势力大增，朝野震动，帝遣李如松、麻贵等名将率兵平叛，七个月后，叛乱平息，费帑金二百余万。
同年四月，丰臣秀吉调动近二十万日军入侵朝鲜，朝军兵败如山倒，转向宗主国大明求救，帝先后令祖承训（中伏兵败）、李如松（能者多劳，从宁夏到朝鲜）抗日援朝，前后两次战役持续近40个月，击退日军，费帑金七百余万。
万历年间中日战争
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播州宣慰司使杨应龙起兵叛乱，在四川、贵州、湖广等地烧杀抢掠，恶行累累，帝派李化龙（一应一化巧合乎）、麻贵等前去镇压，至万历二十八年六月，杨应龙自杀，播州叛乱遂平，费帑金三百万。
万历三大征，是万历一朝最著名的三次军事行动，其中两次在本土作战，另一次自带饷银出国作战，三大征达到了军事目的，但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共耗费帑金约一千二百万。
当年明朝财政年收入为两百多万，后经张居正改革，增至三百多万，三大征前国库（太仓库）存银七百余万，战后，要填补这五百万左右的亏空，只能够是财政分期付款解决，另由万历皇帝带头捐款支援，费尽心思，总算得以抹平。
此时的大明国库已空，再也经不起大风大浪。
但天不遂人愿，多事之秋，坏事相约而来。万历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发生火灾，越明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也遭火噬。当时恰逢赴朝抗日战争，内忧外患，国库的银子犹如大江决堤哗哗往外倾倒，但时事再艰辛，也不能让皇帝住在残垣断壁之中，于是先着手修复乾清、坤宁两宫，这是一笔庞大的开支。
钱！钱！钱！到处都需要钱，皇帝与群臣相对无言，束手无策。皇帝和大臣们是不会创造财富的，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物种，作为剥削阶级，这笔钱肯定是要从百姓身上刮取的，但立好牌坊是关键，到底如何巧立名目呢？庙堂之上的智囊们在苦苦思考着盘剥之计。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突然有人再次提议收取矿税，以解燃眉之急，万历点头称赞，反对派只能暂时低头。
之所以说再次提议，是因为在万历十二年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了收取矿税的议案，只不过当时国库还算充盈，宵小之辈前后折腾六年，均被否决，首辅申时行在当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此次再提及，申时行早已离开大明的权力中心，况且今时不同往日，当年万历的住所还没有被烧毁，同意也就顺理成章。
万历二十四年，万历命太监及相关人员赴全国各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收矿税运动，矿税太监自此粉墨登场，祸国殃民，涂炭生灵，罄竹难书。
太监这种很难界定性别、死后入不得祖坟的物种，大多数的心理应该是不健全的，甚至是极度扭曲的，从史料来看，这个物种干的坏事着实太多，在今人看来，多数坏事已然超出了人性的基本范畴（今暴力拆迁可基本与之媲美？）。普通人一旦手中有权，大多数都会尽可能享受权力带来的满足感，更何况太监们，他们身残志坚，孜孜不倦的尽搜括之事。
矿税太监尤为厉害，其中播虐逞凶的佼佼者以陈增、陈奉、高淮、梁永为代表。
陈增乱山东
万历二十四年，上命太监陈增赴山东就任采矿使，在万历皇帝不上朝，敛财皆用内监的指导思想下，陈增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如果仅仅完成采矿使的工作，肯定是对不起皇上的信任，到了地方，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风格，主动抓起辖区内的整体工作，累点就累点吧，谁让自己是皇家的一块砖呢？
陈增在对待工作方面，做到了知行合一，作为自封的地区长官，对于不支持他工作的同僚，他有责任、有义务搬开绊脚石，当然朝廷命官非一个太监能就地免职，陈增以打小报告（弹劾）的方式摘掉了福山知县韦国贤的乌纱帽，理由很简单，阻扰开矿。
这还了得，阻挠开矿就是阻碍皇上修房子，这些个臣子领着朕俸禄，住着舒服的大屋，还不知足？朕的房子被烧完了，修建一下怎么了？这是又要利用朕来做成全自己“名望”？万历很生气，后果很简单，韦国贤被逮。
初次出手，就废掉了一个县令，陈增瞬间觉得自己充满了阳刚之气，为了保持权力春药带给自己的满足感，陈增觉得这种事情得继续干，要大干特干。
他这次瞄上的是益都知县吴宗尧，他恨吴宗尧。作为矿税使，陈增所到之处，多数地方官吏无不阿谀奉承，屈节如属吏，唯独这个吴宗尧面如寒冰，对自己不理不睬。为了缓和这种尴尬的气氛，陈增抛出橄榄枝，派党羽程守训主动去找吴宗尧沟通，但吴宗尧骂了这位同乡一个狗血喷头，赠人琼瑶，得人唾骂，中官陈增，气到吐血。
后来，吴宗尧先是阻扰其党羽金子登开孟丘山矿，后又弹劾其“日征千人凿山，多捶死；又诬富民盗矿，三日捕系五百人”，事关自己敛财大事，万历还是会仔细阅读。很快，陈增诬告吴宗尧阻扰开矿的奏疏也到了，同一件事情，两份内容截然不同的奏折令万历犹豫了。
明朝官员
一看有人出头，为吴宗尧助攻呐喊的群臣瞬间冒出来很多，御史、给事中、山东巡抚尹应元等人纷纷要求严惩陈增。万历一看群臣意见统一，明面上是要求严办陈增，暗里是反对自己开矿敛财，如果一旦退让，自己的修房子的事情就得黄。此风万不能开，要支持陈增，严加惩处带头大哥。
吴宗尧下诏狱拷讯，巡抚尹应元被罚俸，尽管境内群民哭声震天，但无济于事，强奸民意的事情多了，不差这一件。
陈增不仅毫发无损，还被万历加了担子，令其征山东店税，这更是一笔肥差。不过因为势力范围划分不明确，与另一位临清税使太监马堂（也是祸国殃民的一把好手）产生了冲突，黑社会收保护费彼此撞车了，两拨人瞬间大打出手，最后竟然闹到了万历案头，万历迅速出手平息了这场抢地盘、收保护费的闹剧，谁说万历不勤政呢？
这次调停中，得到甜头的陈增自此愈发骄横，权力如果不加以笼头，比下山饿虎还要凶残。陈增对于民间财富的掠夺越发毫无忌惮，遇到大富之家，随口诬蔑其藏违禁物，抄家灭门，遇到小门小店，重重苛捐杂税征到破产，从北至南，带领党羽犹如蝗虫过境，吸尽民脂民膏。
万历通宝
朝中御史弹劾陈增的奏折如雪片般飞入宫门，但全无回声，万历压根就置之不理。后来凤阳巡抚李三才决定以伐大树的方法对付陈增，先对其党羽程守训下手，搜得违禁珍宝及银两四十余万，满朝哗然。中饱私囊，动了万历的逆鳞，这次连陈增都不敢出面作保了，程直接被锁入京城，一刀剁了。
枝叶虽斩，树干犹存，万历还是满意陈增敛财的能力，程守训做了替死鬼，这件事情就此打住。经历此事，陈增仅仅是虚惊一场，随即又故态重生。
坏人活千年，陈增一直祸害了山东十年，至万历三十三年，才在不甘中死去。
陈奉乱湖广
袁宏道
雪里山茶取次红，白头商妇哭春风。
自从貂虎横行后，十里金钱九室空。
说陈奉之前，先来首袁宏道的诗（竹枝词之二）定场，这二十八个字，字字泣血，换成二十八个惨字也不过如此，这首诗描述的就是陈奉在做矿税使时民不聊生的真实写照。
陈奉是在万历二十七年二月被外派的，此獠身兼数职，既是荆州店税使，又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及钱厂鼓铸事，位高权重，又得万历撑腰，再借鉴陈增等前辈的政策，坏事做绝，出于蓝而胜于蓝。
陈奉深信人多力量大的道理，一到荆州，先笼络地痞流氓，迅速拉起了一哨人马，一来做探子，做好信息收集工作，二来充作打手。成立了组织，就开始露出獠牙，极为嚣张，史载“恣行威虐”。
陈奉对于荆州当地的官僚集团，一言不合，就鞭笞，这估计脱胎于大明朝的廷杖，需要注意的是，挨过廷杖的大臣，一瘸一拐间，满脸傲娇，受到同僚敬佩，毕竟这是当面顶撞皇上获得的战利品，会留名青史，而受到陈奉的鞭笞，却是无尽耻辱。对于商旅和百姓，陈奉就直接明抢了。
自古以来，中国百姓隐忍力非常强悍，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直接对抗官府。陈奉有幸享受到了老百姓招待他的石块宴，这是在他从武昌回到荆州的路上，可惜命中率不高，再加上陈奉的高度警惕性，溜之大吉。
陈奉定下心来后开始回味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反动行为，背后肯定离不开当地官员的支持，石块明面上是扔自己，实际是打皇上的脸。轻车熟路的上书，诬告襄阳知府李商畊、黄州知府赵文炜、荆州推官华钰、荆门知州高则巽、黄州经历车任重等煽乱。对于此类事情，万历处理方式很简单，下令将华钰、车任重等投入大牢，对李商耕作降职处理。
此后，陈奉更是为所欲为，自封千岁，出行一切按照千岁制式行事，尽管胯下挨了一刀，但是饶有恶趣，他的党羽有的是将妇女抢掠到税监署大堂公然侮辱（陈当观众？），有的是直接闯进百姓家中，奸淫妇女。陈奉还指使属下殴打百姓，许多人死后还被肢解，尸块被随意抛在路上。
开掘谷城的矿山，未有所获，就勒索当地官府库金，充当开矿所得；其党羽诬告盗墓贼发掘了唐宰相李林甫老婆的墓，得黄金数万，这事锦衣卫上报给了万历，万历下令将黄金解送至京城内库，这一下弄巧成拙了，因为盗墓贼挖掘的仅仅是元朝人吕文德之妻坟墓，哪有万两黄金。这事情难不倒陈奉，他出了两招，一是毒刑撬打，责令居民补偿黄金，二是发掘辖区内所有坟墓，乌烟瘴气一片，挖坟开棺真忙。
在开掘矿山和发掘坟墓齐头并进中，陈奉甚至打起显陵的主意，显陵是嘉靖皇帝生父恭睿献皇帝朱祐杬和母亲慈孝献皇后的合葬墓，说白了就是万历祖爷爷和祖奶奶的陵寝，嘉靖因为给亲生父亲争名分，当年可是整出“大礼仪”事件，他绝对没想到自己死后没几年，孙子竟然如此无法无天。幸亏，知县王之翰因矿山靠近显陵，抵住压力，坚持不同意开矿。
明显陵
陈奉的威力有多强呢，大学士沈一贯上言：“陈奉入楚，开始是武昌民变，随后汉口、黄州、襄阳、武昌、宝庆、德安、湘潭等处，民变发生十起”，这种威力，令现今的核弹汗颜，陈奉就是民变播种机。
坏事做绝，老百姓受够了，有万余平民甘愿与陈奉同归于尽，可惜又被陈奉溜走躲进了官府，官官相护，巡抚、巡按和地方三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掩护了他好几天。
老百姓弄不死他，那就官员们就上书继续弹劾，武昌兵备佥事冯应京列举陈奉十大罪状，但万历处理方式令人齿寒，依旧选择相信陈奉，先降冯应京为杂役，后又将其逮捕。冯应京爱民勤政，在百姓中颇有声望，被缉拿之日，万民相送，陈奉一看如此，坏水汩汩往外冒，他将冯应京枷锁笼中，并在旁边张贴诬告冯应京的各项罪状。
火星溅入了干柴堆，万民之火瞬间点燃，火势蔓延，包围了陈奉官邸，高呼必杀此贼，陈奉如丧命犬窜进了楚王的府邸需求保命，老朱家的后代惹不起，众人转头将陈奉的党羽耿文登等十六人投入江中。另有巡抚支可大多次维护陈奉，愤怒的百姓也焚烧了巡抚的辕门。
随后，陈奉在楚王府密令参随三百人带上兵丁，追逐射杀群众。冯应京在槛车中劝说，百姓才散去。
民变的消息传到了京师，吏部尚书李戴与众官员共同上疏，请求释放因陈奉诬奏而被逮入狱官员，大学士沈一贯、给事中姚文蔚等亦请求撤陈奉回京师，但万历依旧置之不理。
陈奉的行为连同类都看不下去了，御马监监丞李道上奏揭发陈奉对水路商人皆敲诈勒索，所得三分之一放入自己腰包，这句话很关键，打动了万历，终下旨“其湖广店租及开矿、铸钱、钱粮等项，由守备内官杜茂兼管，陈奉由该抚按差官伴送回京处分”。
支可大很清楚陈奉在湖广所作所为，知道陈奉一出府邸，必然被百姓剁成肉酱，于是派兵护送其出境，送走这尊瘟神。
回到京师的陈奉被给事中陈维春、郭如星再次揭发了罪行，但现实非童话故事，恶人始终没有遭到报应，这二人反而被万历降为了杂职，可能受制于压力，万历找支可大为替罪羊，将革职。
经过多方营救，冯应京（字可大，此可大非彼可大）在三十二年(1604)才被释放，而王之翰则惨死狱中，经陈奉引起的湖广民变历经两年才平息。
明朝民变
高淮乱辽东
辽东位于我国的东北，谈及东北，第一感觉是什么呢？是肥沃到一把可以攥出油的黑土地？是“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野味盛景？是满清鞑子的发源地？是70多年前我党在“七无”窘境下奋勇战斗，进而统一全国？是建国初期有着共和国长子之称的骄傲？还是现代“投资不过山海关”的戏言？
印象很多，感情繁杂，但万历年间的辽东绝对是苦楚之地，尽管当时是明代九边重镇之一。辽东人民的凄惨，除了朝廷苛政盘剥外，还有天灾、兵灾、征夫等全方位立体式的打击。
明朝九边重镇
官过如剃，辽东征税以人丁为准，比以亩为准重多了，赋税繁重，民不堪命；兵过如篦，蒙军时不时策马越界，予取予杀，蒙贼凶残，辽东人可谓九死一生，如甜水城一役，九成军民殒命，因人手严重短缺，只能缩筑城池防守；匪过如梳，彼时女真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如土匪呼啸而来，大明官兵悉数逃走，徒留辽东之民引颈受戮，凄苦万分。
在天灾方面，能想的到如地震、水灾、雹灾、旱灾、虫灾、瘟疫等全部找上了辽东，仅嘉靖朝45年间，发生各种灾害就达37次之多，接近一年一次，卖妻鬻子遍地，一个十来岁小孩报价不超过二两，依旧嫌贵，不乐买之。
被强行征做民夫，在抗日援朝期间，辽东作为后方，朝廷征调大量民夫运送辎重，壮劳力完全脱产，老弱病残无力耕种，田园荒芜。况且，运输辎重，极为艰苦，去过辽东的大臣周孔教上书万历：“辽民死于运输者十家而九。”
辽东之民经过各种摧残后，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迫切需要朝廷大输血，才能得以为继。作为皇帝的万历很是“厚道”，他没有说出“何不食肉糜”之类的蠢话，而是派高淮赴辽东负责监管、征收矿税。朕的房子还得装修，你们再忍忍。
先看看高淮在辽东其中两年给万历的奉献：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银两万两，三十一年(1603)，进子粒银一千八百余两，矿税银二万三千两，金六十两，马匹、貂鼠等不计其数的名贵之物，同年十月，进银七千两，马五十匹，这还没有计算落入高淮腰包的钱财。
高淮的双手简直就是搂钱的耙子啊！不过，这个耙子上面沾满了辽东百姓的白骨和鲜血。
高淮征税的范围极广，官吏农工，皆是纳税人。对于大户、商户及百姓的横征暴敛，采取了与陈增、陈奉等同样手段，无非就是敲诈勒索、威逼强征，各种各样的税种堆在老百姓的头上，连妓女、戏子都不放过，幸亏不对呼吸征税，不然老百姓都得憋死。
经过高淮这一系列稳准狠的操作，将半残的辽东整的是“商贾断绝，城邑罢市，闾里萧条，人迹稀少。”由此换来的是万历的笑颜和自己渐鼓的腰包，更重要的是加深了万历对他的进一步信任，升官自然就不在话下。
高淮对于收税是真爱，他深入研究征税的一切可能，眼睛瞪得像铜铃，如雷达般搜寻收税的机会。不久，他就将这项业务拓展到了马市。当然如果仅仅是税收，那对不起他潜心研究的成果，对于马市，他是有想法的，他要搞垄断，要和大明辽东军区掰腕子。
每逢马市开放日，高淮如同伯乐般四处寻觅蒙古、女真的良马。相中之后，便以半价强购，顺手再以极低价格牵走老弱病瘦的马匹。明军购买战马，只能找高淮，高淮对客户很热心，将那些个低价马匹以两倍、五倍、甚至十倍价格卖给了军方，而良驹则是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了关内客户。
明军不干了，没这么欺负人的，在高淮疏忽之际，趁机去马市抢购买了一批良驹，交易时强忍恶心，缴纳了高淮定制的双倍交易税，但相比起在高淮手中直接购买的价格，这已经是良心价了。
可惜这事被高淮知道了，高淮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这帮兵痞都什么素质，简直就是土匪行径，高淮报复的手段很简单，带人直接冲入军营，抢回明军所购战马，还捎带手把明军原有战马连同马鞍一并顺走，转手以高价全部卖入关内。
军方火大了，堂堂七尺男儿，大明边军，竟然被一个太监如此羞辱，成何体统？但也仅仅就是腹诽，不敢当面唾骂，就更别提动手了。因为高淮的靠山是大明的最高领导人，这官司很难打赢，再者，就算跟高淮干一仗，应该也打不赢。
很简单，因为高淮的手里有一支战斗力强悍的军队。
这支部队的组成很复杂，有高淮在大明辽东军区亲自挑选的军事水平过硬的军人，挑中的军人，丢掉气节，欢天喜地，因为不仅薪水极高，而且发放还特别有保障；另有蒙古和女真的雇佣军，这帮人作风强悍，谁给的价高，就给谁卖命，属于早期雇佣兵种。
除了兵员素质比较高之外，高家军的装备在当时也属顶尖，骑兵序列，基本一人两骑，甚为壮观，至于金甲银盔，白羽长枪，更不在话下，基本类似于后世宋子文的税警总团（也是收税的）。关键高淮的部队不是花架子，是支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部队，是支日夜操练演习的部队。
这支部队有多少人呢？据当时巡按御史何尔健调查，高淮这支队伍有骑兵两千余名，步兵近六百人。战斗力相比较，大明辽东军大致相当于民团，而这三千余人的高家军相当于后世的特种部队。关键高淮懂得师出有名的道理，把高家军冠以“龙骑军”的称号，以天子名号行动。
在这一点上，高淮要比陈增、陈奉、梁永强太多了，这三人手中可用的力量无非是当地的地痞流氓和贪官污吏，与高淮相比，纯属土鸡瓦狗，不堪大用。所以他们遇到民乱，首先是抱头逃窜，而高淮在辽东出行，则有一股黑云压城的气势，令军民战栗，万声齐喑。
高淮如此嚣张跋扈，辽东总兵马林忍无可忍了，作为将门之后的他搜集了高淮的黑料，上书弹劾。弹劾的结果又是老生常谈，万历选择相信高淮的诬告，通知马林卷铺盖去戍边，“给事中”侯先春仗义执言，结局是降职降薪，其余和马林相关的人员一律降职、免职、坐牢，为了敲山震虎，高淮还顺手打死了指挥张汝立。而新任“辽东巡按”何尔健到辽东开展工作伊始，就遭到高淮的百般阻扰，好不容易通过暗访取得了高淮的犯罪证据，但奏折又被高家军在半道强行劫走，老何仰天长叹，徒呼无奈。
辽东总兵马林
光在辽东地界横行，时间久了，高淮有点儿兴致寡淡了，有一种打败辽东无敌手的感觉，趁着回京汇报工作的机会，他决定带着高家军露露脸，好在还略微有自知之明，只在高家军中挑选三百军士，随从入京朝见万历，史载“张飞虎帜，金鼓震天”。
这一哨人马很不注意军容，不少人保持着“说蕃语、穿胡服、张弓露刃”的少数民族本色，耀武扬威到达了广渠门外，可把当时老百姓吓了一跳，以为胡虏又来攻打北京，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农历八月的“庚戌之变”重现了。
天子脚下，如此目无王法，这还了得，朝中大臣排队上书弹劾其荼毒百姓，带兵入京，图谋不轨。弹劾大军阵容相当强大，有“给事中”田大益、孙善继、姚文蔚、梁有年等；有“御使”袁九皋、刘四科、孔贞一等；有
“吏部尚书”李戴；有“刑部尚书”萧大亨，但是万历选择性失明和失聪，全部置之不理。
按理说太监带兵，为历代皇帝的忌讳，当年正德皇帝对刘瑾万般宠爱，寻常罪名如贪污受贿等根本无法将其扳倒，最后在密室中搜出带有暗器的扇子，以及伪玺、玉带等违禁物（有待核实），正德方才大怒（主要是带暗器的扇子），将其凌迟处死。今高淮带兵直闯京城，反而毫发无损，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高淮京城之行很成功，眼界更高了，看看自己手下的高家军，再看看病恹恹的辽东军，一伙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废物，纯属浪费粮食，高淮觉得有义务替皇上节省粮食，顺手就停了他们的军饷。这就惹了众怒，当兵吃饷，历来如此，到你高淮这儿怎么就不行了呢？况且，这兵饷又不从你高淮腰包里出，你凭什么呢？买马的钱是朝廷的，你可以折腾，但这饷银可是大头兵自己的了。
三个月不发饷，大明辽东军活的连狗都嫌弃，求爷爷告奶奶，招数用尽，得到的回复依旧是没有。那就无须再忍了，再忍就得饿死，抄起武器干吧。前屯卫军、锦州军、松山军在两个月内先后哗变，皆高呼“誓食淮肉”，以求与高淮同归于尽。
面对搏命的士兵，能战善战的高家军也不是对手了，高淮这次是真怕了，他退缩了，躲起来了。同时发加急文书至万历，污蔑诬告广宁前屯卫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杀税使，劫贡钱，一看自己的钱粮被抢，愤怒的万历不分青红皂白，指派钦差拿了二人下狱。
这下点燃了炸药桶，军民的愤怒之火漫天横流，在大明的辽东大地上狂暴肆虐起来了，而此时蓟辽总督蹇达弹劾高淮的奏折，让这把大火有了吞天之势，万历退却了，下旨召回了高淮，交付“司礼监”听候处理，在辽东纵横肆虐十余年的高淮终于被赶走了，但税收业务不能停，万历又派“通湾税监张晔兼领辽东之事”。此后，被高淮诬告的李获阳却惨死狱中，王邦才一直关押至万历四十一年才被释放，这二人也许充当了万历在高淮事件上的出气筒。
蹇达雕像
梁永乱陕西
御马监监丞梁永在万历二十七年被派去陕西做税监。上任途中，梁永对工作做了细致规划，收税尽管属于肥差，但直接从老百姓嘴里抢食的活不好办，背负民间骂名其实无所谓，关键是如果被大老板万历扣以“办事无力”的帽子，就永世不得翻身了，欲取代自己的同类太多了。所以要干好这份工作，就得用特殊手段。
梁永率先无视税监不能掌兵的规定，既想要钱，又让当乖宝宝，不肯能办好事情的。
甫入陕，梁永就组建了一支五百人的骑兵部队，兵源的构成很简单，地痞流氓、逃犯流民，交给心腹锦衣卫千户乐纲来带领。
姑且不论梁家军的战斗力，但排场一定是有的，在梁永的授意下，他们置办了旌旗、车盖和鼓吹手，在三秦大地甚至塞外频频巡视，可谓宝马雕车响满路，可惜梁永不长胡子（自身无条件），否则一缕长髯，仙风道骨，堪比星宿老仙丁春秋。
当然，梁永带领着部队不是去走秀，主要是收税，有兵有枪，玩起威逼利诱打砸抢那一套是得心应手。对于不交税，不纳税的人，梁永出个特损的招，把几十名男丁施了宫刑，这种遭天谴的行为的形成，跟他当年胯下挨了一刀有直接关系。
至于税收过程中梁家军的烧杀奸淫掳掠行为，梁永一概视而不见，他只关心税收数字的增加，但凡有当地官员阻扰，梁家军一拥而上，鞭抽棒打伺候一番，县丞郑思颜、指挥刘应聘、生员李洪远等人皆遭毒手，殒命归天。
这一番下来，包括蓝田在内的七个县，每年征收的税银达十万之巨，这其中一大部分以损耗名义落入了梁永的腰包。
梁永依旧不满足，他总觉得陕西这个地方，还有巨大的潜力可挖。
陕西自古是帝王建都之地，九个大一统王朝留下的帝王陵墓共79座，被称为“东方金字塔”，这还未计算王公大臣们的陵墓，看着踩在自己脚下的曾经呼风唤雨的人物，梁永没有感慨历史沧桑，他只是想到了一个快速致富的手段——开挖历代皇陵。
挖人祖坟是要遭天谴的，更何况是皇陵，但梁永不在乎，也许自从多挨了一刀，比正常人少了一样东西后，他的心理就不属于人的范畴了，反正死后进不了祖坟，一切都无所谓，这种人一旦发起狠来，最为可怕。
此后，在三秦大地漫起的黄土扬尘中，夹杂着一股股新翻的土腥味，这土腥味充满了怨恨和无奈。生前荣光造就的奢华陪葬品，在梁永的狞笑中，被一车车的运走，徒留一具具无葬身之地即将成泥的残缺尸身。
陕西黄土高坡地貌
梁永的无法无天引起了当地官员的滔天愤慨，咸阳知县宋时际就曾当面拒绝过梁永的勒索：冰片五十斤、羊毛一万斤、麝香二十斤。为了防止梁永的报复，宋时际时刻关注梁永党羽的动向，并与咸宁知县满朝荐一起，抓捕了一名冒充强盗抢劫的收税小吏。
梁永将计就计，上书诬告宋、满二人抢劫税银，万历回复简洁而高效，宋时际入狱，满朝荐降职一级。
陕西巡抚顾其志揭发梁永的奸邪罪行，大学士沈鲤、朱赓请求把梁永拘捕押回，以便安定民心的奏折。万历置之不理。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余懋衡巡按陕西。余懋衡作为御史，素有直名，参起人来有一种不要命的架势。梁永害怕了，他与乐纲商议一番，决定毒杀老余，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不知道是余懋衡身体素质好，还是药量不够，亦或者是抢救及时，总之老余没有死。
余懋衡
老余不死，接下来就该梁永倒霉了。余懋衡联络了京城同僚，上书弹劾，另一方面在陕西积极搜罗梁永祸国殃民的证据，连同陕西官员，用计抓捕了梁永的爪牙，尽快审理，签字画押，坐实铁证。尽管梁永故技重施，用诬告的方式对付老余，但无奈铁证如山，且朝中弹劾的官员阵容庞大。万历被迫召回了梁永，至此，祸害了陕西七年之久的梁永在万历亲派的特使护送下，恋恋不舍的离开了。
写在最后
明亡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万历对于明朝的灭亡，要承担很大责任，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明亡于万历”之说。至少在矿税太监这件事情，是万历的一大败笔，这批太监亲力亲为，加速推动着明朝灭亡的脚步，真可谓：府库未充，膏脂已竭，明室之亡，于是决矣。
至于明亡于党争之说，对矿税太监的政策实施也是有影响的，朝中分为实利派与保守派，从职位上划分，实利派多位内阁官员，他们注重事实，清楚明帝国的实际经济情况，对于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有更为深刻的了解，也理解万历的苦衷。而保守派官员多为给事中与御史，他们关注的重心在道德和祖制层面。这两派的斗争，影响到了万历在处理矿税太监引起的民变、兵变时的决策。
但无论如何斗争，做决定的是皇帝，所以这口锅，万历背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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