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一个接着一个的当下，自己竟然抽出时间来写随笔，得先向自己与支持自己学习的人道一个歉。但事实上，这一个半月来，竟然只有今天这会是最轻松的，匆匆忙忙一天一夜之间，竟在此刻写完了原本以为要一周才能写完的材料。很久以来，就一直想的关于孔子的书评，但一直没有找到恰当的思绪，也可能是思绪太多的缘故。
其实，大多是以道德理想为追求的人往往都活得十分沉重，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与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完全是两码事情。但这一类人，往往有着自己价值追求、精神动力，他们世俗事务面前虽然屡屡失意，但并没有湮灭他们汲汲进取的决心，他们总是受到我们的推崇。
比如我们的孔子。52岁的时候，才仕途颇有起色，得以官至鲁国大司寇。56岁以大司寇而代行“相事”，感觉一生的希望终有机会实现而面漏喜色时，因人谗言，就开始了其一生中最为困窘与颠沛的时期。从宋而逃至卫国，又因人谗言，孔子恐获罪而逃；逃至陈国，因长相类于一个阳虎的人，又遭拘禁而几乎丧命。在去宋国的路上，宋国司马又设计杀他，于是又急匆匆逃走。逃到郑国的时候，与同行的弟子走散，其一人立于城门，被路过的人描述为：“累累若丧家之狗”。尔后的几年间孔子颠沛于卫国、赵国、楚国、陈国等地，曾几度近于丧命，也偶受国王热情接见，但不受启用的结果仍然是一样。
孔子当仕途不得意之时，求职失败，心情欠佳之时，他会感叹：“苟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但他终究是一个乐观开朗又不轻易屈服的人。比如每次几近丧命而临危转安，总不忘说道：天生我命，其他人又能奈我何的铿锵之语？别人笑他如丧家之犬，他也可以欣然答之：“然哉、然哉”。
但最终，命运也没有让他如愿。在他六十五岁的时候，他才返回了他已经离开了14年的故国。而这个时候他，心境也早已大不同从前。对此，《史记》中的有一句经典总结：“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其实，我们常常产生误解，以为儒家思想一律都是积极的，总是鼓励人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是，即使某一类的思想是积极向上的，人也不可能是永远是积极的。比如我们发现孔子对于大部分隐者大部分评价都很好，显然认为隐者也有其价值。他还将隐者分为三类：孔子对隐者分为三类：像伯夷、叔齐那样，不放弃自己意志，不牺牲自己尊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像柳下惠、少连那样，意志和尊严有所牺牲，但言行合情合理（“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像虞仲、夷逸那样，则是逃世隐居，放肆直言，不做坏事，不参与政治（“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参见：金庸：《笑傲江湖·后记》】
在一生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个体热情与自己的价值偏好，用刘小枫的话来说，这叫生命的感觉，比如有人喜欢运动，有人喜欢研究逻辑命题。孔子汲汲于践行其政治主张，也可以说是其个体热情。我们也总是倾向于去实现自己个体生命中的热情，采用的方式也有儒家眼中的积极与消极之分。不过，从个体而不是从一个学派的价值理念来看我们对待生命热情的方式，就会发现坚持、放弃与改变个体的生命热情，其实都是值得鼓励与支持的。
真正的问题也许不在于我们实现个体生命热情的方式，而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在追求过程中的“求而不得”。求而不得的原因是很多样的，有个体体质的先天因素，也有时局不利的社会因素，也有无从琢磨的偶然因素。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清楚认识到这一求而不得的因素所能存在的时间限度，所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这个时候就显得特别有意义。这也就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之所以受欢迎的原因所在。任何聪明或者强悍的人都有其能力的限度，但有一类人却一直与自己限度做着斗争，即使天然地接近这种求而不得的失败，但其并没有屈服其命运，他们展现了我们生命的坚韧。所以王小波会说：“他（老人）与其他许多人一样，是强悍的人类的一员。我喜欢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性。”
现实当然不是这样，我们无法人人在生命面前成为强悍的一员。我们常常在无法琢磨的局势面前流下心力憔悴、失望透顶的眼泪。从孔子的汲汲于付诸于实现自己的抱负到最后的“孔子亦不求仕”、“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以发现，在我们的个体热情在得不到实现的时候，我们选择与生活妥协妥协，接受生命的不完满并不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毕竟我们的大圣人都尚且如此。当然，我们也可以继续发现其他个体的热情。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动辄就将自己的生命固定于仅有的生命热情与信念。世界的构成与我们个体追求、伦理信念差异悬殊，如果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自己赖以存在价值观念的破碎也就不可避免。当然，这一类人也很可能无法过上孔子和他弟子所描绘的惬意生活：“莫春者，春风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而要沦为孔子所说的：“小人长戚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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