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著名导演扬·特洛尔（Jan Troell）的《永恒时刻》（everlasting moment）又名《玛利亚·拉森的一生》（Maria Larssons eviga ögonblick），影片通过讲述瑞典首位女摄影师玛利亚的一生，反映了二十世纪瑞典普通工人家庭的生活现实，是瑞典版的“我的父亲与母亲”的故事。
该片获得瑞典国家电影奖Guldbagge Award最佳影片，提名当年金球奖以及纽约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外语片。影片取景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德国等五个国家，是导演特洛尔早期电影《大移民》（1977年）之后的巨制。该片拍摄灵感起源于导演特洛尔的妻子从1986年开始对玛利亚·拉森的女儿马嘉拉森的采访，此外，马嘉是导演妻子的父亲的表亲。
观看之道
观看至关重要。如何观看这个世界，如何观看自身，如何观看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如何选择观看的距离？以及以何种方式去“看”，以身体？以音乐？以舞蹈？以诗歌？以他人的存在去看？以灵魂观照？以摄影？
摄影作为19世纪的新兴艺术，改变了人类的观看世界之道，通过摄影，人类可以捕捉稍瞬即逝的水月，捕捉岁月如流中的水花。摄影凝视瞬间，变瞬间为永恒。摄影改变了人类观看世界的方式，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中写道，照相机的发明直接立即改变了印象派画家眼中的可见物，印象派眼中的可见物如意识流般变成时间的综合；而对于立体派来说，可见之物变成了各种景观的综合。
女摄影师的出现改变了女人在欧洲艺术里习以为常的被观看的地位。在欧洲油画里，女人是男人（画家、观赏者-收藏者）观察和注视的习俗化景观存在，她们的衣服为观者而脱，她们的身体为观者而裸，她们为观者而搔首弄姿。女摄影师拿起相机，站在了“看”的位置，调换了男女双方“看”与“被看”的关系，女人站到了“被看”的对立面，成为“观察者”。女性的凝视实际上暗示了“女性的觉醒”，是对男性主义的一种剥离，一种迂回和潜在的反抗。
电影发生的时间是19世纪，那是女性主义刚刚萌芽的阶段，不同于之后的女性摄影师对男权社会的反讽和揶揄，摄影还没有女性宣泄和反叛的工具，成为情欲空间和个性空间的开拓武器，更没有走向身体叙事的极端，玛利亚的拍摄的照片，充满了母性的光辉和温情的人道主义光环。玛利亚给邻居家的女儿拍摄死亡的留念照是整个影片的华彩篇章。片段温柔细腻，特别是配乐丝丝入扣地塑造了女性摄影情感表现的细腻性，女性感性存在的微妙性，以及母性情怀的伟大和永恒。玛利亚的照片构图大胆，视角独特，形象突出醒目，二维的照片营造出一个永恒的时空，留存了年幼生命的至美至纯，以及死亡的庄严、肃穆与安详，映射了拍摄者的母性情怀在死亡面前的温柔无畏。照片上安详的死亡面孔美丽纯洁，如同沉入一个最美的梦中，给予了邻居莫大的安慰，也赢得了照相馆老板塞巴斯蒂安的至高评价。
不同于女摄影师喜欢不断凝视自身，玛利亚只给自己照过一张照片。
摄影是她掌心的飞鸟，一片小小的吉光
玛利亚·拉森是瑞典首位女摄影师，她的一生中，摄影只是极少的时间。生活既繁琐又沉重，耗去了她太多精力与时间，对于拉森太太来说，摄影是塞巴斯蒂安用镜片将天空飞鸟投射在她手中的小小投影，一片小小的光，眨眼即逝，想要捉住这只飞鸟正如捕风般异想天开。
如果现实太沉重，梦想就如飞鸟，越飞越高，杳无踪迹。伍尔夫的女性主义先锋文章《一件自己的房间》中写道：“一个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的话，那她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中说：“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自由不是钱能买到的，但是，没有钱就没法谈自由。社会中，男性想要自由都必须有钱，何况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呢？
一个想写小说的女人需要钱，需要有一间自己的房子，一个女摄影师同样如此。
玛利亚没有钱，她的相机是中彩票赢的。遇到西格一周之后，玛利亚中了彩票，赢了一台相机，但是彩票的钱却是西格出的，玛利亚说，如果想要这台相机，就要跟她结婚。却因为生活，玛利亚根本忘了这台相机，直到生活拮据，没米下锅，才想起这台相机，可以拿去典当。典当的时候遇到好心的摄影馆老板塞巴斯蒂安，才开始了她的摄影生涯。此后，也是他第一个欣赏玛利亚的天分，多次无偿帮助玛利亚的摄影，提供胶卷，和玛利亚发展了一段超越友情又非爱情的亲密关系。
玛利亚也没有个人的时间和独立的空间。在那个没有避孕技术的年代，女人一直都在生养，根本无法获得独立的时间和空间，更别说经济地位的独立了。影片中父亲精力旺盛，如同种马一样，让母亲不断地生养，共生了七个孩子。因为孩子的存在，母亲拒绝了塞巴斯蒂安的邀请，拒绝了外出工作的机会。后来因为西格怀疑塞巴斯蒂安与母亲的关系，西格强暴了她，母亲再次怀孕，她不停地站在厨房饭桌上往下跳，想要流掉孩子，是电影中最辛酸和无奈的镜头了。
而所有的孩子中，父亲酗酒，可以说是最大最耗玛利亚心神的孩子。当父亲参军后，她不用照顾酗酒的父亲，不用不停地生孩子，她方有更多时间练习拍摄，她拍摄的照片甚至上了当时的新闻报纸，她开设了摄影馆，在家里给人拍照，有了独立的可观的经济来源，可以养活一家人。直到父亲从战场回来后，大男子主义改变了这一切。
也只有在极细微的瞬间，才有可能看见玛利亚因发现美而闪闪发光的眼睛和面庞。譬如影片开始，一个寒冷冬日倒尿壶的清晨，母亲倒完尿壶后转身，偶然抬头，突然停住脚步，看见屋檐下冬日的冰棱，一闪一闪亮晶晶，玛利亚微微扬起的脸十分疲惫，但是凝视的眼睛中时发现美的喜悦。这个细节让观者突然惊醒，这是一双能发现和凝视美的眼睛，这个普通的母亲，平凡的女人身上有与众不同的东西。也只有那一个瞬间而已。对于每天都在操心家事和孩子的母亲，文艺的时间也许就清晨一个抬头的时间。
崩坏的大时代，夫妻平凡相守
影片结尾，女儿旁白道：“为什么妈妈和爸爸相守在一起，这个问题，我永远得不到答案。也许因为‘爱’吧！”
最开始也许是隐忍，两个段落相互交叉，母亲在家中独自拍摄窗台的猫，为光线和照片的成功而抱起猫翩翩起舞，和父亲在羊圈里和情妇云雨两个段落并列与交叉进行。母亲一夜无眠，闻到父亲的香水味，但是并没有深究。影片开始不久，有个段落，玛利亚被西格醉酒打得鼻青脸肿眼歪后，跟自己的母亲抱怨无法容忍却又回来。
然后是麻木，影片中间，西格的老板借给他一架马车带全家人周末游玩，但父亲因为酗酒失去对马控制，并最终昏倒在车上，不省人事，坐在马车上的母亲此时正怀着孩子，当差点车毁人亡的时候，导演给了玛利亚一个仰拍的镜头，镜头里的她表情麻木冷漠，又带着一丝丝的厌倦。
最终，因为父亲还因为母亲和塞巴斯蒂安之间的关系，愤怒得差点杀了母亲，因此进了监狱，但最后电影中塞巴斯蒂安向玛利亚求婚时她没有答应。
为什么？母亲何尝没有愤怒？当她因家暴而怀孕，不断地从厨房饭桌上往下跳的时候，当她生下无法行走的孩子去找塞巴斯蒂安，发誓再也不拍照的时候，她是何等的绝望而无助。
但是当父亲凝视着暗房里的认真专心冲印照片的母亲，悄悄掩门离去时；当母亲为父亲刷背，父亲嘟囔着回吻母亲，孩子气地说自己没有喝酒时，观者可以看到父亲并非仅仅是一个莽夫，他有他的温情和体贴的一面。此外，父亲并不窝囊，父亲很能干，擅长各种工活，当过船夫、马夫、车夫、煤炭工人……能够安抚暴怒之中的骏马，可以搞定繁重的煤炭工作，可以做出漂亮的船只模型。即使在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也能找到工作养活家人。
而最重要的是，在那样一个崩坏的时代，他们只是一对平凡的夫妻。19世纪是世界历史变化剧烈，各种社会活动异常活跃的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工业革命、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摄影及电影等新技术相继诞生……时代更替，旧事物在崩坏，新的时代在酝酿，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但是父亲和母亲不是大彻大悟的圣人，他们不走极端，他们不是英雄，不是先锋。他们是时代的大波澜里浮浮沉沉的健康的、不彻底的小人物。所以父亲关心政治，给马取名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最高精神领袖和理论家），但是也非革命英雄，母亲是瑞典首位女摄影师，但不代表会成为女性主义先锋人士。纵然生活艰辛，但他们足够坚韧顽强。
当电影的最后，父亲出狱时，母亲去接他，阳光明媚，微风柔和，她挽着他的手一起走，孩子飞奔向他，他亲吻没有被母亲卖掉的马向母亲表示感激，母亲的凝视与哽咽……导演似乎在告诉我们，他们对彼此了解得透明透亮，他们彻底谅解彼此，他们的这种理解和谅解是彼此共同生活并将继续共同生活的核心基础。
电影最后父亲成功地成立了一家托运公司，让他的每个孩子可以实现各自的梦想，父亲也为母亲建造了一间独立的暗房，专供母亲冲印照片。这是一个温情而美好的结局。
整个影片在时代的苍凉中透出怀旧的温情。导演“用16mm胶片拍摄，然后放大到35厘米，颗粒般的画面质感映射出上世纪的时代气息，以及与早期默片相通的气质。我故意调暗颜色，用了Victor Sjöström（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瑞典著名导演，演员，代表作《幽灵马车》《野草莓》）电影中相似的暗棕色调。”这种暗棕色调色调降低了明暗对比强度，让整部电影呈现出油画般的古典气质，缓和了影片中的阶级，性别等各种矛盾，决定了电影的怀旧氛围和温情的情感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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