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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八十多岁了，仍然把自己打理的一丝不苟。出门戴上帽子，怕冷，风一吹容易感冒。两三件中山装轮换着穿，边角洗得泛白，他舍不得扔，储在衣柜里，码的整整齐齐。外婆在世的时候，这些事情都是外婆做，十几年前，外婆因癌症离世，外公一夜之间，人变得沉默了很多，头发像霜染一样雪白，眼角时常凝着泪。
外婆去世后，大舅、二舅轮流赡养外公。大舅在县城里买房，外公只有逢年过节才在那里住上几日，然后又一个人跑回村里来住。他说，在城市里住不习惯，家家关门闭户，偌大的房子空落落的，怪孤单。
其实在村里也一样，老房子残破坍圮，只剩下些遗老遗少。前些年，村里开发成了旅游景点，村前的几条路，修的宽阔平坦。每天傍晚，外公就一个人沿着村前的马路散步。他说，人老了，腿脚不灵便，也不能走太远，走的远了，脚踝疼痛的厉害。村里的夜晚，容易起晚风，不小心受寒，就头痛的厉害。
外公说，现在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到了年老的时候，都集中袭来了。其实，外公说的没错，外公年轻时，起起伏伏经历了太多，这些隐藏在身体上的疼痛，仿佛就是那些年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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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年轻的时候，是乡里有名的知识分子。年纪轻轻，就在乡里的中学当校长，分外引乡里人敬重。每到周末，外公骑着自行车从学校回来的时候，远远近近都能听到，乡里邻居打招呼，“陈老师回来啦”。
那时候的外公意气风发，屋子里、书桌上整整齐齐的摆着一推书，靠墙的角落，一摞摞厚厚的报纸，沿着墙壁堆着，那是外公的习惯，平时回到家里，外公喜欢泡一杯茶，坐在院子里看书，看报纸。年轻的外公，在学校教授政治，国内外实事自然非常关注，那时候，报纸成了像外公这样的知识分子，了解外面世界的精神源头。
在学校教书的外公，有个怪癖，他的课堂，要是没有用湿毛巾擦好黑板，他就端把椅子，坐在教室外面，直到黑板被湿毛巾擦好。外公讲课抑扬顿挫，一手黑板板书写得像雕刻一般，学生们自然喜欢上他的政治课。外公那时候，一头扎进了政治书本里，教授学生国家政治和历史，然而在那些年，自己却没有逃脱政治的漩涡。
一生谨慎的外公，在二十多岁，最狂妄的年纪，却走进了这个国家最黑暗的一段历史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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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国家的六七十年代，有一段令知识分子颤栗胆寒的黑暗年代，他们被迫害，被国家和时代耽误，很多人最终只能在历史的鼓声中老去和叹息。那时候，二十多岁的外公，已经是远近闻名的知识分子，自然首当其冲。
母亲说，那时候，乡里的红卫兵，拉着外公那一群乡里的老师，戴上高帽子，隔三差五，就到街上去游行，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在毒辣的太阳下，戴着屈辱的帽子和人群中夹杂的谩骂，一游就是一整天。
在内外的政治高压和内心的挣扎抗争下，外公总是把自己锁在暗无天日的房间里，不敢出门见人，整个人处在崩溃的边缘，蜗在房间里，他开始用锋利的钻子戳自己的头，直到被从村里来找外公的外婆发现。
外公昏厥在房间里，整个头被床上的毛毯包裹着，血已经在干枯枯的头发凝固成一团一团。外公在医院呆了大半年才出院，包裹外公的那条毛毯，是外公和外婆结婚时的陪嫁品，外婆将那条毛毯洗过之后，被外婆认为是不祥之物，就一直压在了房间的柜子底下。
外婆说，洗那条毛毯时，凝固的血染红了整条小河。
最终躲过了那场浩劫之后的外公，后来仍然回到了中学，当了几年校长后，恰逢教师编制改革，大舅顶了外公的编制，外公就相当于早早退休了。经历过年轻时的那场运动之后，外公开始变得少言寡语，笑容也少了很多。
从乡里中学退下来的外公，后来就一直在家赋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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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闲在家的外公，闲了一阵子，又开始张罗起自己的爱好。那时候，我在村里读小学，每天都能吃到外公钓的新鲜的鱼。外公年轻的时候，喜欢打鱼和钓鱼。在外公家二楼的一个储藏室里，一直放着一套布满灰尘的破旧渔具，还在学校当老师时，遇上闲暇的周末，外公就到学校不远处的河里捕鱼，蒸鱼汤喝。
后来，外公开始钓鱼，常常一大早，带上一个鱼篓子，一壶水，就一个人跑到村里的水库去钓鱼，那时候他常常一坐就是一天。晚上回来时，总能满载而归，外婆就迫不及待的煲新鲜鱼汤给我们喝，说是我们在长个子，喝鱼汤，最能补脑。别人问外公，钓鱼有什么诀窍，外公只是会心一笑，说钓鱼钓的就是一种心境。
后来外公确实平和了很多，没事的时候，就起来打扫院落，整饬院子里的蔬菜和几棵李子树和枇杷树。或者，铺开宣纸，在大厅里写毛笔字。外公写得一手好字，已经是远近皆知，每到过年，家家户户的春联都由外公写就，墨香氤氲，宛若游龙，每到春节的时候，村里人看到外公贴的春联，都会啧啧称赞一番。
而那时，外公因为写得一手好字，便在赋闲之后，多了一份工作，他受到乡政府的邀请，去给乡里写字。那时候，乡里需要写字的地方多，写乡志，写宣传，处处都用得着会写字的外公。
外公有时候在乡里，一呆就是几个月，一日，外公赶着回家，搭乘着乡里的摩托车，结果在路上出了车祸，外公跌落下来，压了双脚，卧病在乡里的卫生院几个月。
那段时间，老看外公的人络绎不绝，家里的储物室里，总是摆满了香蕉、苹果等水果和各种营养补品。出院后的外公，开始给村里的墙壁上写字。
那时候，我在小学上学，每天下午，外公手里拎着尺子，提着一个小桶，就在村里的白墙上划线，刷大字。那些年，村里的白墙上，到处可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计划生育，人人有责”之类的宣传语，那多半都是外公写的。外公用笔讲究气势，他写的字，常常笔锋遒劲，煞有气势。那些年的黄昏，我常常看到外公一个人，提着桶，拎着尺子，一个人从屋后转出来，缓缓经过小学的操场上。
而从那以后，但凡乡里有需要写字的活计，都会落在外公头上，外公推辞不了，几个月不回来，赋闲之后，似乎更忙了。而过了些年，外公就很少写字了。听外公说，人老了，写字发抖，没有劲的字，就不好看了。
我记得外公最后一次拿起笔在公众下写字，是家里乔迁新居，外公握着笔，一笔一划的在礼簿上登记，格外细致。
其实，外公不仅写字写得好，还会碑刻，爷爷去世那年，外公亲手在爷爷墓地的碑上刻字，然后用油浸泡一遍，二十几年过去了，纵使风吹日晒，爷爷的墓碑依然簇新，碑上的字没有被侵蚀，苍劲有力，这些都是外公暗暗下的苦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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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患上了直肠癌，外公为了给外婆治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而外婆最终没能熬过那年冬天。外婆后来埋葬在外公老房子对面的深山里，葬在高高的山腰，在老屋前的大厅里抬头就能望见，外公一直不愿意离开村里，兴许也是为了外婆。
每年的清明节，外公都要在外婆的坟前坐上一个上午，算是给外婆一段小小的陪伴，而外公也越发沉默寡言。这几年，村里跟外公一块儿打牌的老头，大部分已经去世，村里的青壮年大底也都搬离的村里。
此时，外公成了村里的遗老遗少，守着衰朽残年和老屋一起老去，不过外公大概不会太寂寞吧，房前屋后的那些断壁残垣上的字，还有外公的影子，门前梁柱上那些结网的春联在一阵春雨过后，还氤氲着墨香，院子里他栽种的枇杷树、李子树，每年都会含苞绽放，泛着红色和白色的骨朵。
院落前的那些树果树依然挺拔，勃勃有生气，而外公终于老了，连在大厅里走路都能听到暗哑的回声，像这个老人一辈子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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