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有多么想红！

为了把自己变红，我改名“志红”，我组织拾粪小组，我照顾五保户，我演样板戏，我跑到军营帮解放军叔叔洗袜子……

我是有多么想红！

当今是追捧高富帅和白富美的时代，是以财富作为成功标志的时代。现在的年轻人永远不会理解，就在几十年前，一个“富”字是会要人命的。

现在如果查一下黑五类 这个词，出来的很可能是健康食品品牌。其实，真正的含义已渐渐被人忘却：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简称地富反坏右。这五类人是专政的对象，简称黑五类。别说富农，就连富裕中农，沾了一个富字，都是敌我矛盾。他们的子女，一生下来就因为家庭出身带着原罪，被压得抬不起头。

那时，我和姐姐最怕的事情就是填表。比如申请加入红小兵，红卫兵组织，还有很多表格，都要填写“家庭出身”一栏，这时，我们就不得不填上“地主”。写下这两个字的时候，那种羞愧和恐惧，是刻骨铭心的，仿佛填的不是简单的一个表，而是在认罪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

虽然母亲出身贫农，但当时的政策，子女是按照父亲的出身填，所以，年幼的我和姐姐曾经抱头痛哭：为什么我们这么倒霉！甚至在心理上对自己的爷爷奶奶心存怨恨。

有一次学校里要求大家忆苦思甜，记翻身帐。大概意思是，旧社会家里有多穷有多苦，解放后家里，多么幸福，具体写出有几个暖瓶，有几床棉被等等。

我纠结了半天鼓足勇气，扭扭捏捏的问老师：“我……我爷爷奶奶是地主，怎么记？” 老师毫不犹豫地说：“那就记剥削账，记你爷爷奶奶如何剥削劳动人民的。”

那一刻我恨不得钻到地缝里。我都不记得爷爷奶奶什么样，我到哪里去问？父亲也不在身边，那时也不可能打电话。

后来，我就笼统的写了一篇，说我的爷爷奶奶是地主，在旧社会剥削贫下中农，罪大恶极，我决心和他们划清界限云云，总算勉强过关。

我的本子是和其他同学分开的，黑板左边墙上扯根绳子，挂着“翻身帐”，右边墙上的“剥削帐”只有两三本，其中就有我的。记得有个同学出身“小业主”，不知他是如何记的。

听说还有人因为记得太认真，写了自己家有多少亩地，几个长工，几头牲口还有几个草场，被认为是“变天帐”，企图有朝一日变天再要回来。不然为何记这么清楚？

为了洗刷自己的原罪，我是那么渴望的变红。先是跟姐姐商量改名字，一个叫东红，一个叫志红。当时这类名字太多了，有的人正式沿用下来，我们没经过手续认证，没人承认。

为了变红，我拼命表现，除了好好学习之外，所有的活动都积极参加。为了改掉剥削阶级的臭毛病，我还组织了拾粪小组，背着粪筐，到郊区路边去捡拾牛粪、马粪，还到人家家里掏鸡窝。

街道上有一个孤寡老人，瘫痪在床。我领着同学们定期去帮她打扫卫生，端屎端尿。还从家里拿粮票和零钱，给她买馒头，买包子。我告诉老奶奶，是毛主席叫我们来的。她说：“毛主席是你们邻居啊？”

为了响应全民普及样板戏运动，我带领几个小伙伴儿，去姐姐念过的中学跟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交涉，让他们教我们芭蕾舞《白毛女》。虽然我自己没有跳成喜儿，我的一个同学，竟然跳得有模有样，她的“喜儿在深山”片段，在学校的晚会上是经典节目，我负责在幕后用八九岁的童声伴唱：“恨难消，仇无边。心潮汹涌如浪翻。”

我还跟着红小兵宣传队，去部队慰问演出。演出之后，跑到战士们的宿舍翻脏衣服。他们为了不让我们洗，只好东掖西藏。现在想想真是强人所难。

就这样 小学三年级的我，被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成了真正的“小红人”。如果不是母亲调动工作去了铁矿，不知我还能红到什么程度？想想还真有点儿后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