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刚过，每年一些细心的大咖们总能从那些状元身上找出成功的故事。这不，今年的霍老爷网文《北京状元：一个精英的养成，家庭因素究竟有多大？》迅速走红。

真是一篇走心之作，霍老爷用他独到的见解又为我们揭开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中国的竞争力，难道仅是一个群体的活力？看到精英们的禁锢从政治、经济、文化再向教育方向无限地强化，让我产生了深深无助与苍凉感。

选择大于努力，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心理难受的概念，但理想总是在现实面前弱不禁风。

草根蹿红，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他肯定只是：“寒门出贵子，实质上是一种悲壮的幸存者偏差”。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规则越来越坚硬，社会阶层固化，中产阶级的格局，再不会给底层弯道超车的捷径。如无大的社会变局，他们总能通过坚固难以摧毁的家庭经济条件，家长双方拥有的良好教育背景，较高的职业价值和社会地位，追求健康的生活品质，拥有良好的礼仪等等对教育的竞争力形成绝对垄断。

高考，一种精英遴选机制，曾经是多少底层阶级鲤鱼跳龙门的门槛，现在已被阶层固化后，所属精英层们的绝对优势所封杀，这确实让那些从下向上涌动的心绝望，“世界这么大，我的未来在哪里？”

为何这个社会不允许阶层再向上流动？

北京高考状元熊轩昂用他最诚实的语言回答了这个问题：“现在的状元都是这种家里又好又历害的。”捷径，不容置疑地使寒门与精英阶层形成了绝对代差，同时也道出的中国教育深层次的矛盾和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这个孩子虽然姓熊，但他的整个启蒙教育，不仅不熊，恰如他个人的名字那样气宇“轩昂”。

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就像我这种，属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衣食无忧，家长也都是知识分子。

而且还生在北京这种大城市，所以在教育资源上享受到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很多外地孩子或农村孩子所完全享受不到的。

这种东西决定了我在学习的时候，确实能比他们走很多捷径。

捷径，游戏中强悍的通关能力。

接受记者采访的熊轩昂，言辞淡定从容，自信中透出了大方与真诚，也让我们轻易读出了他那些简单言语背后的境界、气质和理解社会的能力。这种才干，比那个状元头衔更可怕，这才是他未来碾压其它非同类孩子的本质差距。

某种程度，这个差距的鸿沟深不可及。

气质和品位，不是拔苗助长的结果，而是潜移默化的沉淀，不是你成了土豪就可以绝地反击的。只有东北的黑土地，才能生长出中国最优质的大米，生存土壤早决定了你未来的能走多远。

“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一起喝咖啡”，虽然揭示了选择大于努力的残酷，但总还有一些励志成分在里面。但现实比这还让你不忍触目，不管你奋斗多少年，我的起点，永远是你的天花板，这是一个“我拥有的不是你学会学不会，而是你看懂看不懂”的问题。中国梦是大国梦，美国梦是个人梦，不管哪个梦，对寒门的孩子真成了一个梦。

管子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读书识字，是解决生存压力后的自我实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必须承认社会规律。

这种铁律古来有之，历史上这种差距不仅仅表现在士绅商贾上，甚至是表现出绝对的地域差距。现在的高考我们也能看出端倪，成绩单无不折射出了经济大省就是高考大省。

明朝洪武年间的“南北榜案”就是一个极端案例。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定都南京。明朝自洪武三年（1370）起开科举。明洪武十七年(1384)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的程序分为地方考试（院试）、省级考试（乡试）和中央考试（会试和殿试）。

洪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任命德高望重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官。刘三吾被皇帝钦点，受宠若惊。他召集纪善、白信蹈等考官开会，约法三章，决心不能徇私舞弊，以报效皇上信任。

考试期间，刘三吾不顾自己年迈体衰，亲自去考场监考。会试前后，他的很多亲戚朋友、同窗故旧，甚至一些朝中大员、皇亲国戚，打招呼、递条子、请客送礼，想让刘网开一面，多加关照，但都被刘三吾拒之门外。

会试一结束，刘三吾亲自主持阅卷，一字一句斟酌推敲，生怕出差错。凡是被录取的卷子，他都要再阅一遍，核实无误之后，张榜公布。

发榜那天，举子们纷纷前来观榜。这一榜共录取52人。一个细心的举子发现，榜上52人全都是南方考生，北方举子全部落榜。经他这么一说，大家议论纷纷。这时突然有人说：“主考官是湖南人，其他考官大多也是南方人，肯定有幕后交易。”于是，北方举子们群情激奋，他们成群结队来到礼部抗议，要求主考官解释。礼部的官员怕出现骚乱，要求兵部派兵弹压，局面进一步扩大。

北方的举子们联名写御状，向朱元璋告发主考官刘三吾徇私舞弊，有意拔擢其南方人。

朱元璋接到告状信后，大为震怒。他平生最恨的就是贪官污吏。他一拍龙案，下令道：“一定彻查此事，弄个水落石出，该处理谁就处理谁！”

他亲自召见刘三吾，询问情况。刘三吾一五一十，将考试的筹备、规章制度、考试监考和阅卷评卷过程详细作了汇报。朱元璋听了，确实没有什么漏洞，他问道：“榜上的52人全部是南方人，你不觉得可疑吗？”

刘三吾答道：“皇上，试卷都是密封的，看不到考生的名字和籍贯，确实是按照文章的好坏而定的。”

“那北方人为什么一个都没被录取呢？”朱元璋又问道。

“陛下，这事也不难理解，元朝一直统治北方，实行高压政策，百姓日子非常艰难，士子们更苦不堪言，受尽了摧残，哪里还有读书的时间和环境？”刘三吾恭恭敬敬地分析道。朱元璋听了刘三吾的解释，也感觉到有些道理，只能先让刘三吾退下。

刘三吾的解释，并没有完全打消朱元璋的疑虑。他决定重新复核。他传下圣旨，急召翰林院侍讲张信进宫，命他带领侍讲戴彝、右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等人，在落第试卷中每人再各阅十卷，增录北方士子上榜。

和张信一起复阅试卷的有六七位翰林、侍讲。张信向同僚说：“北方考生闹事，认为南方考官偏向南方举子。所以我们要认真阅卷，不能把好文章埋没了，做到公平公正。”他制订三条规定：一、凡参加复核的考官阅卷期间一律不准回家；二、不许跟任何人接触来往；三、不准把阅卷的消息泄露出去。如有违犯，将严加惩办。

复核过程中，有同僚给张信建议：皇帝生气，主要是因为没有北方考生上榜，不如更换几名南方举子，选择成绩较好的北方举子上榜，以“迎合圣意”。张信不同意，坚持以实际成绩定英雄，不受任何人干扰。

张信阅卷后认为，刘三吾没有徇私舞弊，所取正确。他向朱元璋汇报：“臣认真复阅了所有试卷，北方考生的文章确实不如南方考生写得好。刘大人是公正的，没有暗箱操作，徇私舞弊行为。”他还说：“考试应该以文章定优劣，以成绩排名次，这是历朝历代科考的惯例，不应有地域照顾。”

朱元璋听后很不高兴，认为张信没有领会自己的指示和意图。

就在此时，朱元璋又接到举报，告发张信等人是受了刘三吾等人嘱托，暗中勾结，在复阅试卷中做了手脚，故意选择低劣的试卷呈报给皇上御览。朱元璋看了御状后，更加震惊、气愤，他决定亲自处理这起大案。

朱元璋觉得，必须用强硬手段处理这起所谓的“科场舞弊案”。他下令刑部立即把张信、刘三吾等考官逮捕入狱，严加追问。他还下旨礼部，将这次考试的试卷全部呈报上来，由他亲自审阅，定下最终名次。

刑部通过严刑逼供，终于搞出了一个六百多人徇私舞弊、行贿受贿的名单及证词。朱元璋则称考官及先前负责调查之人，与十几年前的胡惟庸案、蓝玉案有牵连，最终做出了决定：白信蹈、张信以及同科试官二十多人，全部凌迟处死。刘三吾因年事过高，发配充军。所选南方贡士全部罢黜，受牵连者不下千人。

朱元璋又命翰林儒臣在落第的试卷中选择文章优秀者61人，重新廷试，擢韩克忠等61人。韩克忠状元及第。这61名进士中全为北方人，此榜因此又称北榜。

这是一个公平与合理之争。捍卫真理的学者永远也不可能斗过政治家的强权。但这一点上，我承认朱元璋的做派，毕竟他作为一国之君，他要从全局角度考虑问题。当时，北方刚刚摆脱蒙古人统治，人心涣散，用科举手段收服北方士子之心是当务之急。

历史早给了我们结论，饱腹才能长出见识。

“一个精英的养成，家庭因素究竟有多大？”霍老爷认为：

“一个家庭对一个人的成功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这里的捷径，某种程度便是水到渠成，一个家庭的经济硬实力和父母的软实力，奠定了一个孩子的学习能力、眼界高低、执行力、胆识与魄力”。

当下社会，早已不是英雄不问出处。

社会竞争力，拼得不仅仅是知识，而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竞争力，其中，综合素质都是由一个人的心智模式支撑起来的，心智模式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才干。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心智模式在生命的早期已被编码，基本在12岁左右定型，这种模式一旦形成，整个人生很难再做出改变。也就我们常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民间也有另一种说法：“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心智模式就是人的行为自发驱动机制，也就是系统化的惯性。

科学研究发现，在我们脊柱和大脑结合的位置，有个叫做基底核的组织，它控制着我们的自动行为，比如呼吸和吞咽；另外，我们的心智模式就存储在那里，甚至在大脑其他部分沉睡时，基底核依然在活动。这就是心智过程“模块化”的力量，就是大脑将一系列行为，变成一种自动的惯常行为。

所以说，状元形成的捷径，只是在行为惯性中早植进去了自动运行惯性，看上去比你少去了的那些努力，只是因为他在惯性的力量下更省心力，效率更高而已。

正如熊轩昂状元所说：

 “我父母是外交官，怎么讲呢，从小就给我营造一种很好的家庭氛围，包括对我学习习惯、性格上的培养，都是潜移默化的。因为我每一步的基础都打得比较牢靠，所以最后自然就水到渠成。”

这还不是最令我们痛苦的认知，赛德希尔·穆来纳森的《稀缺》告诉我们，贫困最可怕的，不是物质的贫乏，而是对人的思想的影响，陷入贫困的思维模式，才是真正的贫困。

但这只是以前的理解，万维钢的精英日课有这么一篇文章，现在科学家最新的理解，生活压力和不确定性给穷人带来的不仅仅是落后的思维模式，更是生理上的问题，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

文章认为，穷人因为生活的不确定性，规划未来毫无意义，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注意力根本不可能放在延迟消费上，这就导致了认知窄化，目光短浅，只注重即时消费，而不注重自己的长远投资。

而且这种贫穷不仅是导致人心理上的变化，甚至是导致了人身体器质上的变化。科学最新研究，贫穷的生活压力，不仅能减少人的大脑表面积，而且缩短人的基因里面线粒体的端粒，这种线粒体端粒的缩短，会导致人的寿命缩短，同时也增加肥胖症的可能。

生存的压力增大还会影响DNA甲基化水平，甲基化水平表达决定了一个人身上的特性表达，所以，贫穷，使个人潜藏的某些优势也因甲基化水平的变化受到了抑制。

我们知道，　DNA就是人的遗传因子，而ＤNA甲基化水平可通过基因向后辈遗传，有时可能会持续两三代。

贫穷是心理和生理上的自我克制短缺，精英的养成，只是他们懂得延迟满足。

同样，科学家研究发现，穷人之所以不自律，也是因为大脑中激素分泌的影响。这个理论来自于纽约时报7月2日的一篇文章《饼干和兴奋剂的共同点》。

在过去这十来年，科学家对人脑的奖励机制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人的大脑有一个奖励机制，我们所有兴奋、刺激和愉悦，都是因为大脑分泌了一种叫多巴胺的化学物质。我们生命的最底层上，我们做事就是为了获得感觉。我们是为了多巴胺。

但想要从一件事上获得满足感，仅仅分泌多巴胺还不够，大脑中还有一种接受多巴胺的东西，叫做“多巴胺Ｄ2受体”。有两个因素，可以从后天影响到Ｄ2的数量，一是压力，二是成瘾行为。

所以贫穷导致压力增大，压力大，Ｄ2减少，人会更不容易满足，自控能力会下降，进入成瘾模式，整个就成为了一个恶性循环。

中产阶级因为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他的生存压力自然就小，也就有较高的Ｄ2水平，也就有更多的延迟满足的能力。

霍老爷告诉我们：

古往今天，人类永远抹不平阶级差异，拒绝、否定、不接受，不等于不存在。

认清事实，反而对个人、子女的生存和发展更有意义和价值。当你硬实力凑不上来的时候，要懂的服软。

好在我们这个社会除了级层固化外，还有互联网可以给我们突破信息封锁这个免费的午餐。

古语还有一个“三代为官”之说，不要因为阶级差距，就万事蹉跎。我们也许自己并没有享受到父母方给我们带来的软硬实力，但我们完全可以从自我做起，善于利用互联网工具上的低价或免费资源，解放学校教育对自己形成的桎梏，只要今天能比昨天成长那么一点点，这也是我们自己与自己较劲的成就。

李翔内参告诉我们：

不要相信鸡汤和成功学。没有最好的选择，只有你的选择，没有最完美的人生，只有你的人生。

与其抱怨没有富爸爸、没有天赋，不如不怕疲惫、不怕痛苦、一而再、再而三，修正追求举重若轻的完美。总之，“道力之限，要靠愿力突破”。